第一篇
绪论：中国城市化两部曲

第一章
从乡村到工厂，再到城市——中国城市化的两部曲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个10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工业化，农民从农村进入工厂。第二步是城市化，农民从工厂到城市。

离开土地，汇成城市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是中国农民不断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留在城市的历史。概括这40年的历程很难，有很多不同的维度，其中可以使用的一句话是，“人类演化的一条轨迹，是更多的人离开土地，汇成城市”（徐远，《人·地·城》）。

翻看1978年的数据，10亿人民8亿搞饭吃，并不是一句空话。当时全国人口9.6亿，乡村人口7.9亿，城镇人口1.7亿，城市化率18%。全国的就业人口4亿，2.8亿在农业，0.69亿在工业，0.49亿在服务业，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考虑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农村大量参加农业劳动，但是在城镇却无法正常就业，农业实际的就业占比要更高，可能达到80%。中国第一代经济学家，大都是农业经济学家，原因很简单，那时候农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农业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短短40年之后，中国的城乡局面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看最新公开可得的2018年数据，全国总人口14亿，就业人口7.8亿，其中2.1亿在农业，2.2亿在工业，3.5亿在服务业。考虑到农业就业人口可能存在的高估，实际的农业就业人口还要少一些。农业就业人口的占比，已经从80% 下降到27%甚至更低，很多人已经离开土地，汇入城市了。每年春节的返乡潮，是大量农民工已经进城的集中写照。在他们充满哀怨的返乡见闻中，故乡的村落已经衰落，已经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当然，还有他们依依不舍的乡愁，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中，这样的乡愁不可避免。

然而，中国农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离土不离乡，就地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向往城市、拥抱工业文明的第一次努力。“自带干粮进城”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心酸，却突破了“离土不离乡”的禁令，撕开了向城市转移的第一道口子，在当时是个很大的进步。1992年开始的大规模“民工潮”，真正拉开了中国农民“离开土地，汇成城市”的大幕。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商朝开始，迄今已经3 000多年。3 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第一次改变了这一局面，中国农民第一次大规模地“离开土地，汇成城市”，这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结构变迁。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容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人类社会已经取得的经济增长，是和城市的发展伴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中华文明的复兴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化能走多远，取决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能否取代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成为真正的世界之都。

中国农民进城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

历史是一面镜子，帮助我们照亮未来。我们不妨回首看一下过去的城市化道路，看一下这条道路起点在哪里，走到了哪里，以后会通向何方。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新中国农民进城，分为两步走，第一步从乡村到工厂，第二步从工厂到城市。

从乡村到工厂是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这一步从1978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初级和中级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阶段的重大事件，包括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WTO，等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10亿人的吃饭问题，把8亿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为工业化提供了劳动力基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农民从乡村到工厂的第一次尝试。因为不让离开土地，农民就把工厂开在了农村。1992年以后，农民工进城的限制打开，农村的工厂也就是乡镇企业发展放缓，城镇的工厂迅速崛起，这就是后来的民营企业。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这两件事，为城镇的工厂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房地产拉动基建、建材、汽车、家电、机械等行业发展，使得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国没有内需不足问题。加入WTO使得中国的巨大劳动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结合，带来了巨大的外需。内外需结合，拉动了中国的工业生产，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生产技术得到巨大进步，形成了巨大的产能。

在和世界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在内需、外需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级和中级工业化，为更高级的工业化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回首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

这一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国是个大工地，都在忙三件事，一是修工厂，二是搞基建，三是建房子。

修工厂有两个重要抓手，一个是招商引资，另一个是建工业园区，二者都是快速工业化的重要抓手，实质是降低工业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产能，开拓和占领国内、国外市场。

大规模基建的实质，是完善基础设施网络，降低市场流通的成本，帮助形成更大规模的市场。在以前基础设施很不完善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基建，在方向上也没有错。

房地产的实质，不仅是满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担当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金融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融资”。中国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这个资金从哪里来？对中国这样大体量的经济体而言，依赖外资不现实，外资体量太小，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储蓄。

在银行体系效率低下，股票和债券市场刚刚起步、很不完善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担起了这个重任。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来说，土地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投资工具。从居民的角度来说，房子提供了一种很好的储蓄工具，这对投资渠道匮乏的中国家庭尤其重要。地方政府卖地建房，相当于是向居民发行“城市发展股票”，买了这只“股票”的人，都获利颇丰。换句话说，中国股民在A股市场上没挣到钱，但是在“城市股票”上挣了很多钱。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房地产市场上存在很多乱象，造成了很多扭曲，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正面作用，不应被忽视、低估。

中国农民进城第二步：从工厂到城市

刚才讲的是从乡村到工厂，是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从工厂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厂，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2013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速的“三个反超”和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这“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从数据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经济增速的“三个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工业型城市的反超。这三个反超，说明以服务和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经取代以投资和工业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房地产价格的“一个分化”，指的是从2013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市场结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涨同跌”的局面，开始了“大城市大涨，中城市小涨，小城市基本不涨”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分化元年。房价是一个城市发展潜力的综合反映，房价的分化说明中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的局面已经结束，潜力大的城市开始领跑。

“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重大变化。经济发展的动能，从工业化转变为城市化。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从工厂转变为城市。农民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生力军，将要完成从工厂到城市的关键转移，完成从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蜕变。

在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一阶段，表面上进的是“城”，实际上进的是“工厂”。大量的农民工，进的是车间和工地。在快速工业化的背景下，这有高度的合理性。没有就业机会的进城，不会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拉美国家比如巴西、阿根廷，虽然城市化率很高，但是由于没有充分的产业支撑，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瓶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城市，其实就是工厂，因为这些城市是以工厂为核心建立的。没有工厂，就没有就业，没有生产，没有经济增长，没有税收。相关的生产型服务行业，也是以工厂为依托的。后人回头看这一段历史，一定会从“招商引资”和“工业园区”这两个充满时代特色的词语中，清晰地看到工厂在这一阶段城市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过，由于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务，这些农民有了一个特殊的名称“农民工”。这个词的意思是说，这些农民虽然在城里，但他们不是市民，而是工人，是城市的过客。中国农民进城的第二步，是从过客变成居民，从工厂走出来，走到街上，融入城市。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中国农民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视角看，很容易明白中国城市房价的“涨声不断”。

中国的“再城市化”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中国农民进城的“两步走”，必然对应着中国城市化的“两步走”，第一步是城镇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国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镇化，核心是建工厂，以工厂为核心建城市。这一步高度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步，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形成了初步的国内市场，为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了基础。目前这一步已经基本完成，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工厂，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厂、以生产为核心的城镇，改造为以市场、以交换为核心的都市。为了突出第二步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抛弃以前的城镇，而是以“城”为基础，发展“市”。在“城”与“市”的二元对立中，“城”是经济基础，“市”是上层建筑，“城”是硬件，“市”是软件。没有“城”，“市”没有载体；没有“市”，“城”没有活力。

在很多国家，从乡村到工厂，从工厂到城市这两步，是同时进行、交替前进的。但是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这两步在一定程度上被分开了。具体说，工业化领先于城市化单兵突进，而不是双轮驱动，根源于中国两个天然存在的优势。

首先，后发国家的技术学习优势。中国的经济起飞晚，可以充分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自己的劳动力结合，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技术，很多产品也是借鉴高收入国家的发展路径，风险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场，给中国带来了现成的市场资源。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场趋于完善，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而不必一步一步开发市场，这样就进一步加速了工业化。

和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没有那么快。工业生产在劳动力、资金、技术到位的情况下，可以快速复制、快速迭代，工业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是城市的本质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态系统，是一套基础设施之上的功能机构分工复杂的网络，只能慢慢生产出来，不是一下子能“复制”出来的，硬性复制很容易出“鬼城”。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和城市的慢慢生长，客观上形成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局面。

中国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决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以前，我们比较注意城市硬件；以后，要更加注意城市软件。具体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载力，吸纳更多的人口，让城市的毛细血管发育，让城市成长为健全的生命有机体，更加便利、舒适、宜居。

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成为14亿中国人身体舒张、灵魂飞翔的港湾。这一点做得有多好，将决定中华文明能够达到的高度。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坐标

人类从乡村向城市的迁移，并不是区域特征，而是人类的基本路径，并伴随着整个文明史。无论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荣都以一个按当时标准的超级城市为特征。从古巴比伦到古希腊，从古罗马到君士坦丁堡，从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洛邑，从唐朝的长安到宋朝的汴京、临安，再到明朝的北京，这些都是当时的超级大城市。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的本意，是古罗马帝国的每一条路，都通向首都罗马，都可以为罗马运送粮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将近1 900年前，古罗马帝国达到鼎盛，疆域横跨地中海，其首都罗马盛极一时，人口达到100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人口巨型城市，比我国的唐朝长安还要早500年左右。当时的罗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

经济史学家保罗·贝洛赫在《城市与经济发展》一书的开篇写道：“这世界上没什么事情比城市的兴起更令人着迷了。没有城市，人类的文明就无从谈起。”人类历史上有趣的故事，都发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仅在历史上是文明的坐标，也是现代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载体。在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率都达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95%以上的经济产出，都在工业和服务业，都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业的产值比重很低，大约在1%左右，德国、英国都只有0.65%左右，法国高一些，也不到1.7%。农业就业的比重也很低，较高的日本有3.6%，德国、英国都只有1%多一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正在向进一步的城市化迈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也仅有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将中华文明带上更高的高度。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已经位列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规模已经很大，资源集聚能力已经得到证明。还能走多远，想象空间无限。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基数大，发展潜力大，城市化率还只有59%左右，又恰逢数字技术和智能革命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