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金融法中“三足定理”视域下的“金稳会”功能目标的实现

从名称上看，“金稳会”内含“稳定”与“发展”两大关键词。有人认为，“稳定”在“发展”之间，意味着“稳定”重于或大于“发展”。但笔者认为，这意味着“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没有主次或主辅之分。

（一）正确理解和处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

在当前突出强调金融稳定的背景下，实践中有的部门和官员容易过于偏重“稳定”而可能牺牲发展，将安全理念异化为绝对安全理念，将“坚决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以及传统思维中“安全第一”理念异化为“安全唯一”理念，“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因为害怕风险，所以不敢担当，踟蹰不前，陷入保守，不敢创新，畏惧变革。从有关学者对“金稳会”的解析来看，也主要着眼于“稳定”，而闭口不谈如何发展。[32]或许在他们看来，只要保住了稳定就是发展。这显然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稳”不等于“进”，因此需要“稳中求进”，但也不能“冒进”。

因此，尽管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了金融风险防控，但我们不能机械予以理解。习近平同志指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33]这深刻地揭示了“服务实体经济”与“防控金融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既然“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那么，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业也需要与实体经济共同发展，金融业也需要深化改革，以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的正常需求。对于风险的防控，应该寓于发展之中，将发展与规范相结合，在发展中防范和消除风险。之所以叫“金稳会”而不是叫“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这说明金融的安全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安全稳定却不是金融的终极目标，除了金融稳定外，还要追求金融发展。

（二）走出金融监管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笔者曾在2009年总结了金融的治乱循环，即决策与监管者一直在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两极之间不断徘徊，表现出“金融危机—加强监管—走出危机—放松管制—又一轮金融危机—新一轮加强监管—走出危机—新一轮放松管制……”的历史周期律。[34]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迅速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并于2010年出台《多德—弗兰克法案》，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尤其是将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监管范围之中，并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但特朗普在2017年2月就任总统后不久，即声称要废除《多德—弗兰克法案》，解除对金融业的严格管制，再一次验证了这一循环。

“金融监管具有周期性的特征”[35]，金融法和金融监管一直在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之间不断左右摇摆：时而强调干预主义，否定自由主义；时而又强调自由主义，否定干预主义。这极易导致矫枉过正，达不到一种理性的均衡状态，给全社会带来了无谓损失。金融安全和金融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实难处理，二者之间的平衡点不容易把握。[36]

为了克服这一难题，走出历史周期律，就需要在安全与效率之外，加入公平这一价值，并使之形成等边三角形，使这三大价值所对应的三类主体：监管者、金融机构和金融消费者，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走出我国目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或美国社会“政客—华尔街”之间的“钟摆式”互动。这就是金融法中的“三足定理”。金融风险防范也应该寓于“三足定理”之中，而不应偏重于一隅而忽略其他价值目标。

“金稳会”既要强调“稳定”，又要着眼于“发展”，这就决定了其依托的中国人民银行的内设部门也应该兼具“稳定”与“发展”两大职能，可惜，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的内设部门中，还没有哪一部门能够兼具这两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主要负责金融稳定，难以兼顾发展，而其他部门（如金融市场部等）则难以兼顾稳定。“稳定”与“发展”的内在张力导致恐怕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部门来很好地承担“金稳会”的职责。因此，“金稳会”仅仅是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的中间阶段，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还应该向设立国务院金融政策委员会迈进，以使金融法更好地在金融效率、金融安全与金融公平之间求得平衡。从新华社发布的“金稳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新闻通稿可以看出，“金稳会”实际上兼顾金融改革与发展、金融安全与稳定以及金融消费者保护三大目标。[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