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百余年晏欧三家词研究述评

进入20世纪以后，词学抵达清末以后最为繁荣的阶段，晏欧三家词也随之步入词学研究现代化历程的新时期。

根据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2000—2015）、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1980—2015）、《二十世纪全国报刊词学论文索引》（1908—2007）（杜海华编）、《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附录索引（刘扬忠、王兆鹏编）、全国报刊索引（1833—1949）以及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网络检索系统，对20世纪以来的有关晏欧三家词的出版文集和专论专著进行检索，得出数据，绘成各类图表，并对这百余年的研究状况进行统计分析与述评[36]。

一、近百余年晏欧三家词研究总览

20世纪以来关乎晏欧三家词研究的百余年中，根据研究的进展和演变面貌，可以分成四个时段：（一）1900—1949，这是晏欧三家词研究的近现代转型与开端时期；（二）1950—1979，这是晏欧三家词研究的低潮与重构时期；（三）1980—1999，这是晏欧三家词研究的繁荣与寻求突破时代；（四）2000—2015，这是晏欧三家词研究的新变与总结时期。这四个历史时期对应的晏欧三家词文集出版和研究面貌数据值，分别参表1、图1、图2。

由表1可知，20世纪以来的一百一十余年里，有关晏欧三家词研究的专门文献有1118项，除却刊刻出版的词集57项外，学术分量较重的一般论文、硕博学位论文及研究评判著作亦有1061项。换言之，这1000多项文献资料占本期晏欧三家词研究与出版的各类文献的94.9%，是考察评判晏欧三家词研究史的主要依据和评述主体。

从横向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三个阶段中，以末期的80—90年代研究量为最多，总达382项，年均19项，占整个116年研究史中的34.2个百分点（382/1118），其中尤以一般论文为著，总量303篇，约占同期研究项目中的79.32%（303/382），也在全段百余年的研究中占三分之一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是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相对曲折低潮时期，有关晏欧词研究的一般论文只有35篇，仅相当于80—90年代一般论文的11.55%，同期总数量也只有59项，年均2项，略高于第三个阶段年均量的十分之一。本期研究数值在20世纪的研究总数量中占11.99个百分点（59/492）。而20世纪前半期的50年中，虽然跨越时间最长，然而研究量最低，总量51项，年均约1项，占全段研究份额的4.6个百分点（51/1118）。

表1　近百余年晏欧三家词研究论著统计总表

说明：（1）本文收集的数据只包括晏欧词研究专论或与晏欧词有关的生平事迹和评传等资料，这是占研究和评判晏欧词的绝大部分文献，若含其他涉及晏欧词作的成果，则更复杂，文献亦更多、数据更大。

（2）“词集”是指单纯的文集出版或经简单的标点不作评注的词集文本，只具流传与存史价值，学术研究价值较小。

（3）“年均篇数”取整数。

（4）“百分比”精准到小数点后一位。

新世纪以来的16年中，晏欧三家词研究的各种成果数量大有增加，总量达616项，占全段研究成果中的55.1%（616/1118），年均量上升至38项，是20世纪研究规模最大的八九十年代的2倍，也是20世纪以来晏欧三家词研究时间最短、成果最多的时期，其研究势头之强劲、研究成果之多非常可观。21世纪的晏欧三家词研究刚刚开始，而头16年取得的成果量让人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一个世纪的晏欧三家词研究总量完全有可能超越20世纪的研究总量。

如果将20世纪晏欧三家词百年研究史包含的三个阶段和新世纪开始的16年研究成果量所占的比例绘成饼状图，它们各自在一百一十余年的研究史中的所处位置和份额就显得更加直观清晰（详参图1）。

从图1中，可以明白无误地观察到，20世纪以来的一百一十余年晏欧三家词研究史中，四个研究分期的比例面积各成扇形状态分布。1900—1949年的50年中其百分比构成为5，与此后的30年（1950—1979）数值近似；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晏欧三家词研究的繁荣时期，其成果总量所占的份额与21世纪开初的16年份额相对要多，而后者竟高于前者20个百分点，尽管二者相差的数值远远超于前两个研究时期之差，不过结合表1数据评测，此也正说明纵观整个116年晏欧三家词研究史，21世纪的开初阶段才是研究最为繁多的时期，其研究成果量和研究手段、研究角度和成果形式大大不同于前几个阶段——可参图2，有关具体分析详后。

二、20世纪两个研究高峰

20世纪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主要始于1902年《欧阳文忠公全集》153卷的刊刻[37]，因此如果对20世纪百年晏欧三家词研究史分年加以统计，其数值的分布和可揭示出来的现象与规律将呈现另一番样貌。考虑到逐年分布过细而难以用图表呈示，本文尝试以10年为一个年代的计量单位，将20世纪的百年分成10段，并将各段统计数据绘成折线图，各时段的研究量分布如图3所示。20世纪的晏欧三家词研究史研究主体主要贯穿新旧两个时期的中国，倘若以1949（图标代码：E）为界，不难发现这两个时期各出现一个高峰时期。参图3。

（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晏欧三家词研究初现兴盛局面

由图3可知，20世纪晏欧三家词百年研究史中，以194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50年。前一时期的头20年（1900—1919）数据线呈平直状，大约从1920年开始略有上升，至第4个10年（1930—1939）峰值达到最高端26项，此后回落至1940—1949年间的14项上，仍比20年代（1920—1929）的7项多一倍。据此可以认为20世纪30、40年代（时间跨度为20年），是21世纪以来晏欧三家词研究的第一段较为兴盛时期。

说明：A，1900—1909，2；B，1910—1919，2；C，1920—1929，7；D，1930—1939，26；E，1940—1949，14；F，1950—1959，11；G，1960—1969，28；H，1970—1979，19；I，1980—1989，224；J，1990—1999，157。（单位：项）

而对于整个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尚永亮先生认为“最初的二十年（时间断限可适度向后延伸）与最后二十年最具代表性，一个是大气磅礴的开头，一个是浩乎沛然的结尾”[38]。晏欧词的研究状况显然与此有所偏离，不是出现在最初的20年，而是属于“断限可适度向后延伸”的三四十年代，亦即1930—1949年这个20年，与尚永亮先生所谓的整体古代文学研究情势的断限存在较大的差距。

由前统计可知，20世纪的头50年（1900—1949）研究成果总量为51项，而本时段的20年成果量即达40项，约占前50年成果总量的78.43%，超过了同期的其他任何两个年代的总和，其中尤以30年代（1930—1939）这一个10年最为显著，各类研究文集论著量26项，是民国晏欧三家词研究量最多的10年，堪称黄金10年，是故本期的20年称之民国时期晏欧三家词研究的繁盛时期是基本合乎事实的。

这一个20年不仅出现了第一篇专力考证欧词变迁的文章——储皖峰之《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变迁》[39]，第一部选注二晏的词作专著——夏敬观选注之《二晏词》[40]，而且还有第一批与词作关系密切的年谱文献——宛敏灏的《晏同叔年谱》[41]、夏承焘《晏同叔年谱》[42]，第一篇着力探讨晏幾道词艺术风格的论文——雨樱子的《小山词风格与艺术》[43]，以及第一部笺注专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的王焕猷之《小山词笺》，如此等等，使晏欧三家词研究不仅在数量上成为民国期间最多的20年，而且在研究质量、开辟领域方面也是此前无法比拟的。

20世纪30、40年代固然是民国时期晏欧三家词学研究较为兴盛之际，然而总体上作为晏欧三家词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端时期，此前的30年也有可圈可点之处。20世纪前20年，真正的晏欧三家词学术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25年才被胡云翼打破，其撰写发表的第一篇以理论述评欧阳修词的论文《北宋四大词人评传：欧、柳、苏、秦》[44]率先敲开了用现代词学眼光分析晏欧三家词的大门。胡肇椿于两年后发表了第一篇探讨晏幾道词的论文《评晏叔原幾道词》[45]，直至1930年储皖峰于《吴淞月刊》第4期刊发《欧阳修＜忆江南词＞的考证及其变迁》一文，宛敏灏的专著《二晏及其词》1935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尔后有关的论文论著才随着现代传媒印刷的发展而大量出现，尤其是诸如《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刊物的发行传播，使晏欧词的研究进入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序列。从此意义上分析，将20世纪前50年视为晏欧词研究的现代转型与开端阶段，更加合乎晏欧词研究的发展实际。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晏欧三家词研究渐趋高涨期

20世纪的后50年中，晏欧三家词研究在80年代以224项研究成果高居整个百年研究史的榜首，而90年代也以其157项研究量紧随其后，这个20年总量达382项，无疑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晏欧三家词研究最为繁盛的时期，是前述30、40年代的9.55倍，也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的研究总量（约49项）而成为整个20世纪研究史中成果最多、影响最大的20年。其情状与尚永亮先生所论20世纪80、90年代是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浩乎霈然的结尾”正相吻合，笔者冠之以研究“高涨”期亦是恰如其分。

这一个20年中，相较民国期间的研究高峰，不仅成果量大大超越，更重要的是出现了新的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与观念，譬如10部学术研究含量较大的学位论文的出现即是最明显的代表，这是民国期间30、40年代未曾有过的研究现象。此外55部论著的蜂拥呈现更使民国时期望尘莫及。而303篇的一般论文基本渗透晏欧词研究的各个方面，像天女散花般，以不同的理论维度、观察视角笼罩晏欧三家词，使得20世纪关乎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在晏欧三家词研究上得到体现，极大地推动了晏欧三家词的研究深度和研究进程。相较而言，在以下三大领域尤有创获。

1.词集文献整理有了长足进展。二晏故里江西抚州临川于本期成立了二晏研究所，1986年开始出版专门刊物《二晏研究辑刊》，有关二晏词籍版本及词作的考校多出自于该刊。如：朱槿的《珠玉词和小山词版本考》（1986）、杜华平的《谈小山词的校勘》（1987）和《毛刻小山词校记》（1987）、梓祯的《珠玉词校笺、小山词校笺》（1989）、邹自振的《两种珠玉词小山词校笺之比较》（1989）、文亦心的《二晏词版本一览表》（1989）等，使晏氏《珠玉词》和《小山词》的版本研究上升到新的水平。另外一些词作得到进一步地考辨与补遗。有代表性的论著如谢桃坊的《欧阳修词集考》一文，根据欧阳修《近体乐府》《琴趣外篇》及《平山堂集》3个词集版本渊源流传加以对比辨析考证有关“伪词”，认为有“五十五首，皆非欧公所作”，也即欧阳修真正可靠的词作“应为一百四十二首”[46]。该文论证详尽，逻辑严密，结果可信。

2.词作思想及意义的探讨。代表作品有张富华的《浅论晏幾道词的思想意义》和李华的《简论晏殊词积极因素》[47]。张作不同意历史上贬低小山词之思想陈见，认为小山词的最重要的思想意义在于歌颂了歌妓具有的反封建思想。文中反对既有的错误，认识固然可敬，然而张氏应用阶级分析法论证文学，似乎又夸大了小山词作之思想价值，明显带有时代观念遗留下来的印记。李华则在全面分析历史认知的同时对晏殊词的积极方面作了一些探索，认为大晏词主要集中于乡村生活和恋情的描绘，表现了人间种种真情。此外，吴林抒的《二晏词与宋初理学》、黄振林的《论晏幾道的痴狂心理》、萧庆伟的《珠玉词与死亡焦虑》[48]等积极探讨了晏欧三家词的不同思想与意义所在。

3.词史地位的探析。随着晏欧三家词研究的逐步推进，本时期有较多的学人开始总结评述晏欧三家词的词史地位与价值。如林汝津《江西词派首领人物晏殊》在引用清人厉鹗论宋末词坛所谓“岂知词派有江西”之说后，旗帜鲜明地指出宋代不仅有江西词派而且其首领即是晏殊[49]。宋末之江西词派除了成员基本上和晏殊同属赣籍作家外，二者不存在文学联系，这一点现代有学者已经阐明，然而晏殊之开创之功却是不掩的事实。柏寒的《论欧阳修词的历史地位》[50]较全面地总结了欧阳修在题材、词调等方面的开创之功。吴相州的《欧阳修对豪放词的开拓之功》一文侧重欧词对于豪放词风形成的影响，指出“欧阳修对豪放词的开创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诗文革新运动相伴而生，是诗文革新运动的一部分”[51]。其他类似探析晏欧三家词作词史地位的不下5篇，某些论述今天看来依然是不刊之论。

此外，本期海内外还出现了11部硕士学位论文，如香港珠海学院黄美珍《欧阳修的文学与事业》、韩国李奭炯《晏殊词研究》等[52]，都对晏欧三家词作思想与艺术特色有所分析和评判，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手段和形式，都大大推进了晏欧涉及词研究的进程。

三、20世纪50—70年代：晏欧三家词研究的低潮与重构时期

1950年至1979年是晏欧三家词研究的低潮与重构时期。这个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仅有59项，比1949年前略多8项而处20世纪后半期的末尾，因而谓之研究“低潮”时期。以晏欧三人而论，本期却是研究欧阳修词独盛的时期，59项文献中有关欧词研究竟达40项，占全部成果的67.8%。

1.版本校勘与词集出版。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1月率先重印刊行了《六一词》等古籍书册。全书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参资其他版本，补录欧词95首，共选词172首，共117页，重在词集文本的“选择、版本的审定、断句和校勘”等整理工作。此外一些欧氏词集重新得到刊印出版。如：香港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的《六一词》；吴昌绶、陶湘编选，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的《醉翁琴趣外篇》6卷本；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发行的《欧阳文忠公集近体乐府》3卷本，以及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的《六一词》、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的《六一词》等，为研究欧词作提供了较多较好的词集版本。另外蔡茂雄以其硕士论文《六一词校注》1969年于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印行，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再版。

2.词作选释。黄玉笙的《欧阳公近体乐府校注评释》一书，于1950—1978年在台北陆续出版，促进和提升了台湾的欧词研究和传播。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发行黄公渚译注的《欧阳修词选译》，同年于香港大光出版社出版。该书选注欧阳修词从《采桑子》至《青玉案》，共录调21个、作品69首。其中《渔家傲》18首、《蝶恋花》12首、《玉楼春》11首、《采桑子》9首，基本包含所有欧词的经典之作。该书由于选词精当，阐释富瞻，在50年代欧词选注本并不多见的时期引起了较大反响，修章、冯其庸及姚文元等陆续发表书评[53]，进一步促进了欧词的影响和研究进程。

3.生平思想研究。叶庆炳的《晏幾道及其小山词》、林明德的《晏幾道及其词》、杜若的《大小晏》、李里的《晏殊与其子晏幾道》等文章都对词人的生平事迹作了简要的叙述和概观[54]。

本期还出现了第一部学位论文即江正诚的博士学位论文《欧阳修的生平及其文学》[55]。该文以生活年代为纲，以文学创作为目，全面展现了欧阳修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之关系，欧词创作及其思想特色也穿插其中。

此外，夏承焘先生和怀霜先生的《冯延巳和欧阳修》[56]、叶程义的《论晏欧与张柳词之本质》[57]，从比较的视角研究晏殊和欧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必须说明的是，上述研究成果大多是中国香港、台湾学人的治学成绩。这个时期，大陆由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积极性严重受到挫伤和冲击，导致晏欧三家词作研究领域异常沉寂，成果寥寥。

四、21世纪头16年（2000—2015）：晏欧三家词研究的新变与多元化时期

21世纪的开初，据笔者检索统计，有关晏欧三家词的研究以短短的16年时间创造了616项研究成果[58]。这个骄人的成绩从数量上看是20世纪晏欧三家词研究以来最多的一次，而其年均38项成果也是其他任何年份无法企及的。可见新时期的晏欧三家词研究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大繁荣局面。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新变与多元化研究的重要关头，主要表现在新观点和接受史、研究史等研究新方法新思维的应用。

1.新观点的推出——晏欧词体论。晏殊和欧阳修词渊源同一，词风之相似性前人多有论述，但是专从词体学角度阐述二者同构，木斋的《论晏欧体》[59]一文还是首次。该文通过从晏欧并称的过程及其原因、晏欧之间的词风相似性、称为晏欧体之因由、两者之间特质之异同以及晏欧体在唐宋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多个角度阐述得出：“晏、欧所共同构成的晏欧体，是北宋士大夫词人的初祖。从晏欧体开始，词这种原本是艳科小道的歌词形式，才真正为宋代士大夫阶层所接纳。”从词体学视角进一步辨清了晏殊和欧阳修词之内涵特质以及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给晏欧词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2.新方法新视角的应用，主要表现五个方面。

（1）传播接受。研究晏欧三家词的传播接受史是新时期词学研究方式新探索的体现，代表词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一个有益尝试和贡献。这些代表性的文章主要体现于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如王卿敏的《＜小山词＞的接受史》[60]、王丽琴的《欧阳修词在宋代的传播接受研究》[61]、曾春英的《欧阳修词接受史研究》[62]等等。这些学位论文从传播接受的角度在一定范围考察了晏欧三家词的传承接受状况。而刘双琴所著之《六一词接受史研究》[63]则是近年第一部从历年传承接受的视角评判欧阳修词在宋元明清四代际遇的力作。

（2）定量分析。文学计量学之定量分析方法是新近以来又一种值得瞩目的研究手段和考察方法。如张丹《欧阳修词创作主体介入与情感流向定量分析》一文（2007）从计量学视角，按情感流向指示，对二百余首欧词统计分析，指出“创造主体介入作品共22首，情感流向为多维者为10首，其余者情感流向均为单一；客观性描述作品共24首；普泛化抒情作品共53首，情感流向多维者仅一首，其余皆为单一；抒情主体间接介入作品共143首，情感流向多维者5首，余者为单一”[64]。该文的方法论意义大于内容的论述，虽然文学研究不能依赖于数字的量化，一些学人对此方法的应用颇有看法，然而某些文学现象和规律从统计出发，定量分析论证对象之特点、意义和影响价值等论题，不仅具有可操作性，也对日臻困境的词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尝试。

（3）研究史的维度。受20世纪末学术研究史探讨的影响，一些学人开始留意和总结学术研究史，而真正从研究史角度涉及晏欧三家词这一课题的是刘靖渊、崔海正合著之《北宋词研究史稿》[65]。该书将晏欧三家词置于整个北宋词千年研究的宏观背景下，粗略地提及了从宋代至21世纪初不同时期的晏欧三家词研究成果，对于查考晏欧三人词作在不同时期的影响与传播不无参考作用。然而该书因为着眼的是整个北宋词的研究历程，因此对于晏欧三家词的评论只是简单地列举叙述而没有细致考察篇中的具体内容及评议各个时期的不同词学风尚对之研究与接受态度的影响，另外观照视角、研究手段及征引的文献也有限。

（4）比较论述的视域。新时期以来，有关晏欧三家词的研究更加走向了综合性道路，其中从比较的视域观照便是其中一大亮点。研究的形式既有单篇论文，也有学位论文以及个别著作；就比较的对象而言，既有晏欧三家词内部比较，也有同其他词人比较，甚至还有以词与诗文比较的。如硕士学位论文有杨晓丽《二晏园林词研究》[66]、杜晓燕《二晏词比较研究》[67]、连超凡《晏殊诗词比较研究》[68]，一般论文如姚念等人的《论晏殊与姜夔词的异同》（2011）、房日晰之《晏殊欧阳修词之比较》（2014）、肖亚楠之《浅论白居易与欧阳修后期词相近特质——以＜忆江南＞、＜采桑子＞为例》（2015）、张娜《论李商隐梦诗与晏幾道梦词的异同》（2015），以及黄玫娟的著作《晏幾道与秦观词之比较研究》（2012）等等，在风格、情韵、语言、主题等诸方面比较辨析异同，全方位地考察了三家词的艺术特质和影响地位，推动了晏欧三家词研究的进展。

（5）心态、女性形象、意象等特定细微视角。晏欧三家词研究在新时期走向多元繁荣还表现在研究视角的细化，促使考察思维由宏观走向微观，进行深度开掘，尤其是近几年趋势明显。如一般论文马里扬《欧阳修词与政治心态的内在转向》（2012）、郭艳华《论晏殊＜珠玉词＞中的“臣妾心态”》（2012）、曹章庆《论晏殊词生命美学的精神向度》（2014），白银银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欧阳修词中的女性形象》[69]以及李蔚《论晏殊词中的女性形象》（2012）、杨萍萍《浅谈晏幾道词中的楼意象》（2015）、褚心月《从词语意象看晏幾道词的苦情世界》（2015）、何宜蔚《试析欧阳修词花意象的内涵》（2015）等等单篇文章，从较为细微的视角考察晏欧词的写作特色和词人的情感心理世界，大大提升了研究的力度和深度。

此外，各种晏欧三家词的笺注本大量涌现，有的甚或是重版，为词学知识的普及和词体的鉴赏与批评提供了重要的阅读文本。而数量巨多的单篇论文则从各方面对之进行了评论，为新时期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的多元繁盛局面做出了贡献。

五、晏欧三家词研究的内部分布差异

百余年来，对晏欧三家词所做的整体研究无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如果再具体考察单个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便发现有关晏欧三人词作的研究其实存在不小的差异，也即1000余项成果中关乎三人的具体成果量是不一致的，尤其是欧阳修与晏氏父子，成果数量差异较大。而且即使是针对同一个人的研究，其关乎的研究类型也并非一致。

（一）欧阳修词研究独步

据笔者统计，20世纪以来的887篇一般论文中，有292篇（不包括三人综论的文章）专力关注欧阳修词，占同期一般论文的33%。在此方面欧阳修可谓与晏氏父子平分秋色。而62部学位论文中有26部专门研究欧阳修词，占全部学位论文的41.9%，并且独以“欧阳修词”命题的就有12部，其中还有两部博士学位论文如韩国洪炳慧之《欧阳修词的理解》[70]、欧阳明亮的《欧阳修词研究论稿》[71]。另有一部博士论文也关注到欧词[72]，反映欧阳修虽然不是专以词家面目出现于文学史，然而相对于二晏父子，他的词作成就和文学面貌还是远比二晏更能引起关注。就词集出版与词作笺注、研究而言，有87部著作关注欧阳修词，占整个同期著作总数（112）的77.7%。晏欧三人词集文献的笺注和研究著作中，欧词无疑是其构成的主要部分和研讨对象的生力军。这些以欧阳修文学成就为研究对象的编著，或专力研讨欧词思想艺术，或对欧词版本校勘、词集补遗和笺注，或研究包括词作在内的总体文学成就等方面。

（二）二晏研究并辔分镳

20世纪以来，直接以“二晏”命题的各类文献有111项，占整个晏欧词研究文献的9.9%。以出版的编著为例，从30年代夏敬观选注的《二晏词》到21世纪唐红卫的《二晏研究》、黄琼谊的《二晏词研究》[73]、宛敏灏的《二晏及其词》再版[74]，晏氏父子同时纳入一书中考察的著作约有16部，其中尤以二晏词作选注选评为最，约有11部侧重于此。如30年代巴龙编选的《二晏词》、陈永正《晏殊晏幾道词选》，2013年诸葛忆兵选编的《晏殊晏幾道集》等即是。至于同时述评二晏词的一般论文篇数则更多。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印行的《小山词笺》（王焕猷笺）大概是第一部单独笺注晏幾道词作的著作，此后至少有6部（篇）晏幾道词研究著作陆续出版[75]。郑骞的《珠玉词版本考》[76]则是第一篇专力考证晏殊词作版本的论文。单独考察晏殊词作的著作则仅有5部：蔡茂雄的《珠玉词研究》、吴林杼校笺的《珠玉词》、先师刘扬忠编著的《晏殊词新释辑评》及其《晏殊词》、署名梅边吹笛的《今生最爱晏殊词》[77]。二晏之间，小晏的关注度远胜其父，尤其是文章的研究质量，亦略高一筹。譬如，学术创新度较高的35篇学位论文中，只有8篇单独研究晏殊词。看来清俊凄美的小晏词尤其受人赏识。

20世纪以来，学术成分含金量高的有关欧词的学位论文和研究著作，数量和质量都是研究晏氏父子者未能比及的。有关欧阳修的词作研究成果仅是欧阳修研究成果的很小一部分，而绝大多数以词人面貌出现的二晏，其单个的研究数量和研究广度及质量都稍逊欧阳修，足以证明欧词对于后世的影响与意义之深远重大。

六、晏欧三家词研究展望

20世纪以来晏欧三家词研究成果是丰富多样的，留下可开垦的空间不多，然而在以下方面仍有发挥与改进的余地。

其一，二晏和欧阳修词应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晏氏父子词和欧阳修词可以称之为广义上的“晏欧词”范畴，理由即在于三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关性，在古代评论史上也习惯被连并一起。如前面已例举清王文简（王士禛）《倚声集序》谈及宋词分流时云：“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78]句中的“晏欧”虽然指代晏殊、欧阳修，但从词风传承和地域角度讨论，小晏也包括在此流派中。词学研究专家陶尔夫先生的《晏欧词传》不仅将晏欧三家词并置研究，而且强调指出三家是“令词繁盛期的三大词人”，在中国词史上具有独特贡献[79]。这是从词体发展与影响角度得出的结论。事实上，晏欧三人词之所以可归为一范畴，这不是后人的随意肆为，而是当时词史的事实和历史的体认结果。作为北宋前期词体代表，三家词是以婉约玲珑的令词为特色出现在词坛上的，而这种特色在雅俗文学发展道路上显然相异于柳永的慢调俗词，在词体和词风上也不同于张先词。北宋的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的一段论述或可作证。他在讲述词史发展过程中说道：（词）“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80]。李之仪指出词在发展之初，以《花间集》为正宗，以婉约小令为主要体式，而柳词长于体制而“韵终不胜”，张先有意模仿终究“才不足而情有余”，唯独晏欧词才情俱佳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由此可见，北宋的文人就已经认识到晏欧词的共通性，因此被当作同一范畴来论述批评。

清代文人不仅继承了宋元以来关于晏欧词的同一性，也能见出三家词的差异性，因而对待它们的评判态度也非完全一致。如有的词家能够认识到欧词渐有豪放先声的一面，从而影响苏轼词风气的转变，而大小晏基本局限在婉约小令一途。所以在清人的体派意识中，有的人观察到欧词与二晏词这种细微差异，持有不同的意见。如晚近的杨希闵在其《词轨》中指出“二晏”是接“温、韦为宗”的“嫡裔”，而欧阳修词与苏黄同列，“别为世庙”[81]，即是看到三家词的差异而得出的体派分殊的结论。而陈廷焯指出“文忠思路甚隽，而元献较婉雅”[82]，也是认识到欧词与晏词在风格上的细微差异之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研究晏欧三家词在清代的传承影响状况，最佳方式是将三人同时纳入考察范围，既便于整体观照，又见研究个性，基本还归其历史的传承评论状貌。

其三，以清代研究而言，有关晏欧三家词的追和拟仿、论词绝句等批评与传承状况，仍有研究的必要和书写空间。对于晏欧三家词的追和拟仿是清代有关晏欧词传承接受的重要侧面，是清人在创作实践上对晏欧三家词的研究接受。这是以往同类著作忽略过多的地方，有待进一步增补。事实上，仅清代顺康时期追和模拟晏欧三家词至少有185首，其中欧词152首，居被和宋词的第三名。而晚近王鹏运与张祥龄及况周颐等人追和二晏词即成《和珠玉词》《和小山词》词集两本数百首，这是词史上少有的现象。此外清代还有不少论词绝句——一种特殊的批评研究形式。从有关晏欧词存疑辨伪，到有关词风传承和风格艺术影响诸方面一一用诗歌形式加以咏叹批评，成为清代晏欧词文学批评的一道独特风景。

其四，其他新视角新方法观照晏欧三家词的有关特点和创作风貌。如近年兴起的文学地理批评方法等，或亦可为晏欧三家词研究带来新的面貌。文学地理学是近年兴起的一种新学科理念和批评方法，旨在探索文学与地理环境、空间区域的关系，而晏欧三家词有关的文学景观、风格特色与作家生长地域是否存在关联等等，还值得去挖掘探索。

总之，仅以晏欧三家词研究史而言，从学术研究和传承相结合的角度，整体探析、观照晏欧三家词在清代的研究传承历程，涉及词学批评及传播接受等多方面的学科命题，或可部分弥补当下三家词研究的不足，为后来的词学学术史研究积累可资参考的经验和探索路径，以便承前既往，开启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