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与传承史论
- 顾宝林
- 10449字
- 2020-07-09 16:35:10
第一节 选题缘由和意义
一、“晏欧三家词”范畴及选题缘由
本文所论的“晏欧三家词”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欧阳修以及晏幾道三人词作的合称，具体于文中即指晏欧词人群体的词作，有时因为行文习惯也省称“晏欧词”。为免误导，本书“晏欧三家词”或“晏欧词”主要表示研究范畴，不强调其词体或词派的意义。之所以将三者当成一个共同的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具有诸多的共性，具备合并研究的条件。
首先，二晏父子和欧阳修均是宋代词坛上的佼佼者，也都是宋代江西词人的杰出代表。这是三者合并研究的可能条件。
晏殊（991—1055），字同叔，北宋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官至宰相。死后被谥元献。有词集《珠玉词》流传。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 ；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官至参知政事。死后被谥文忠。有词集《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两种版本，存词约240首。晏幾道，字叔原，号小山，与其父晏殊号称二晏。有词集《小山集》存世。总体而言，晏欧三人词上承南唐花间余绪，又各有出新之处，共同影响宋词学的发展走向，其中欧阳修和晏殊词，在宋词发展演变史上更具有开创之功。如清代的冯煦认为晏殊词是“北宋倚声家初祖”[3]，而欧阳修“疏浚开子瞻，深婉开少游”[4]。至于小晏词，早在宋代的王灼就给予高度评价：“如金陵王谢子弟，秀气胜韵，得之天然，殆不可学。”（《碧鸡漫志》卷二）薛砺若将晏欧三家和张先认同为宋词“四大开祖”[5]。晏欧三家不仅当时声名在外，诞生近千年来，一直被后人接受传承，对中国词学影响深远。据王师兆鹏先生统计，在历代的词学研究和接受中，排名前30位宋代著名词人群中，晏殊、欧阳修、晏幾道均名列其中，而欧阳修、晏幾道还属杰出词人群成员[6]。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肯定晏欧词具有一定的创新和进步价值，认同冯煦的评价，并指出欧阳修相比晏殊“新变的成分要多些”，而晏幾道“创造了新的艺术境界”。[7]由此可见，晏欧三人词不仅当时就是名家，一千年后仍然是影响当代学界和社会生活的著名词人。
以地域而论，晏欧三人又是宋代江西词坛的翘楚。据《全宋词》粗略统计，有宋一代籍贯明确的词家1493人，其中占籍今天江西的有188人[8]，仅次于浙江，名列第二。然而在文学史上称得上有名的江西籍文人仅有晏欧三家、王安石、黄庭坚、刘过、杨万里、胡铨、姜夔、刘辰翁、文天祥数人，其中词学成就高、词坛贡献大、影响长久的除了姜夔即是晏欧三家。如果从文学、政治、哲学、史学等文化综合影响力来说，晏欧又居头把交椅，其余诸人无可相比。晏欧与其他江西名人一道，长久以来是江西民众的骄傲，激发了地方学人积极向学的热情，甚至影响了地方的民风习气。据载，“临川自晏元献公、王文公加盟本朝，由是诗人项背相望”[9]，而庐陵吉安“是邦学者，世修欧周之业，人负胡杨之气”[10]，即是鲜明的例子。晏欧的词作长久以来冲出了江西的范围而被天下士子争以学习模仿与传播。清代汪懋麟《棠村词序》论道：“晏元献、欧文忠为宋名臣，其所建树与所著作，自古罕匹。而《珠玉》《六一》之词，歌咏人口至今不废。”也正是在地域的基础上，清代的冯煦才将晏欧词标举为“西江词派”[11]。当然，江西籍的晏欧三家及其词早已超越了江西和文学领域的影响而走向全国，文化影响力亦非凡人能比。
其次，晏欧三家词之所以能以小集体称呼冠名，从词学角度上讲关键在于三者词作风格的近似。这是三者可以合并的先决和根本条件。
欧阳修和晏氏父子词均属文人士大夫词，都以小令词为擅长，风格总体婉丽和雅，属于后世所谓的“婉约派”。晏殊作为生活在北宋前期承平时段的文人学者，身居高位，生活无忧而又太平无事。这种优渥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如“太平无事荷君恩”（《望仙门》），都感觉有点对不住皇帝。在此背景下，晏殊的日常休闲娱乐生活，如“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便成了自觉追求。这个时候俗称曲子词的宋词尚未脱离歌台酒宴的传播场所，仍然保持着南唐五代以来的那种香艳色彩。曲子词在晏殊之类的士大夫视野中主要承担“遣宾娱兴”的功能，偶尔也可捎带个体生活情思的吐露。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晏殊的生活环境和曲子词的这种传播接受命运决定了晏殊的词作必然承袭南唐五代以来的特色：词情绵蛮，风格婉约。当然，晏殊作为上层文官领袖，在实践创作时多少对曲子词作了一些改造，至少减少了南唐五代以来的那种香艳俗气，从而使得词作变得较为清雅。“他的艺术创新和借以显示其士大夫雅词风貌之处，在于他的相当一部分抒情之作对传统的庸滥题材作了典雅化、含蓄化和‘以理节情’‘情中有思’的审美处理。试看他的不少写男欢女爱和离情别绪的精美短章，已经没有了晚唐五代同题材作品的那种轻佻浅薄的情趣和色情描写，也没有同时期的柳永那种直白俚俗和一泻无余的作风，而是表现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风流蕴藉，清丽雅洁。”[12]检视《珠玉词》随处可见诸如“多少襟怀言不尽，写向蛮笺曲调中。此情千万重”（《破阵子》）这类蕴藉风流、婉约玲珑之作。
晏殊的词学认识和词体创作一直深深影响着出其门下的欧阳修。欧阳修仅比晏殊年少十六岁，因此欧阳修时代曲子词的生态环境与晏殊时期几乎没有差异。尽管欧阳修的人生进退和仕途要比晏殊复杂得多、困顿得多，然而在欧阳修看来，曲子词仍然充当“敢陈薄伎，聊佐清欢”的娱乐休闲工具——这是早期宋代士大夫的共同认识，正如他在《采桑子·西湖念语》自述作词动机时表白道：“虽美景良辰，固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游或结于良朋，乘兴有时而独往。鸣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乃知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于己有，其得已多。因翻旧阙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13]欧阳修自言作词为“敢陈薄伎，聊佐清欢”，至少说明“词体”在他看来还是一种雕虫小技，属于“小道”，不能与诗歌散文之类的正道、大道相比，它的功用也仅仅是为娱乐消遣，与诗文“言志”功能还有距离。有专家认为，欧阳修对词体的这种认识说明他具有明显的“诗词有别”的文体观，但不代表他对词体的轻视，只是持一种平和态度看待[14]。另外，欧阳修所说的“清欢”也指明他认为词体可以用来歌唱助兴，但相配的舞乐应该是清丽的雅乐而不是唐五代那种追求视听感官的俗乐，说明欧阳修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朝廷命官，明白欣赏词乐，创作词体有一个不违自身士大夫官员身份的底线，尽管在实际生活里他可能难以一一规避，但至少在他的头脑中具有这种思想意识。在词体创作中，由于欧阳修和晏殊一样首先是政治高官，只能以业余时间来填写词作，所谓“以余力作词，胡浪游戏尔”。词体观念上深受传统“词为艳科”“词为诗余”“诗庄词媚”的影响，因而早期的创作基本上一倚前人窠臼，多写男女风情，传播场所也多是歌宴酒席。这种局面导致他的词作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人的艳情俗词不可避免存在相混的景况，以至后世文人围绕欧阳修部分情词真伪问题产生数百年持续不断的争辩——这是宋词近千年传播史上少有的奇观。晏欧词虽“承南唐余绪”，但在词风上做过改造，减少了柔媚俗艳的色彩而变得清雅温丽，情感上也渐有文人士大夫个体色彩——这是晏欧词进一步发扬后主李煜抒情词作的贡献——所谓“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这种“吟咏性情”的转变，相较晏殊，欧阳修着力尤多，成就也更大。欧阳修由于历经宦海沉浮和人生的失意困顿，因而阅人阅世更多，也更深，有关的人生感受当然也更复杂，渐渐地所发的主题之情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一发而为人生体验，“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或发为怀古咏史，“往事忆开元”（《浪淘沙》）。欧词对词作抒情主体的专注与深度开掘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大词人秦观。李清照《词论》说秦观词“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这种对人生情致的关注特质正是源于欧阳修词，所谓“深婉开少游”。另外，欧词与抒情主题变化相适应的是，不少词作的风格也逐渐疏离婉约蕴藉的面貌，而带有疏朗清旷的格调，于是豪放风起，直接推动了苏轼豪放词的诞生——所谓“疏隽开子瞻”。
生于北宋晚期的晏幾道也是一个钟情之徒。这里的“钟情”具体言指其词体写作的两个方面。一是小晏词钟情于父辈的小令词体式和柔婉风格，一是词题内容特质上钟情于各种抒情主体，尤其是发展了个体士大夫的人生况味之情。晏幾道出生的时代，正是北宋矛盾突出的晚期，也是小令词市场衰落而长调慢词大势兴盛的时代。在柳永和苏轼创词的影响下，北宋晚期的词客以写中长调慢词为能事，而出生于擅长小令词家庭的晏幾道不为词坛时务所趋，仍然保持对玲珑瑰丽小令词的坚守。而国家的衰落使晏幾道目睹了社会的凌乱、民生的困苦，家道中落更让他体会到世道险恶人心不古的凄凉。晏幾道尽管感受到人世的堕落，但始终以一腔痴绝之心对待身边的朋友，并以满腔赤诚作小歌词。因此晏幾道词的最大特征正如黄庭坚所说的“清壮顿挫”（《小山集序》），又如况周颐所谓的“哀感顽艳”（《蕙风词话》），尤其是后者，更能见出晏幾道词的个人风格。笔者以为这种特色都是对晏殊、欧阳修词情辞迤逦风格婉约和部分欧词清旷疏朗特色的进一步发扬。什么是“哀感顽艳”？重点在于“顽”字的释义。对此笔者认同王双启的评价：“顽”是词人最难达到的境界，意味着“用心专注，执著不变”[15]。晏幾道正是以这样纯真诚挚的态度去填写词作，以这样的痴心绝恋去观察世事。这样的词情特色使令词达到当时的艺术最高峰，他对小令词的挚爱也征服了历代读者。晏幾道词作集名叫《乐府补亡》，从其题名即可以看出晏幾道希望自己的小词具备“资以世道”有补人心的社会现实功能。这个社会功用在其自序中明白无误地指出不仅希望能够“析酲解愠”“叙其所怀”，还兼有“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者意中事”[16]。由此可见，晏幾道对词体功能的期待已经超越父辈晏殊和欧阳修，他对词体的抒情特性、词体的文学价值有了全新的认识，甚至露出词可记载历史事实的朦胧概念，对清代词学“寄托说”“词史说”不无启迪意义。
总体而言，晏欧三家词渊源同一，都源于南唐五代的小令词，都将令词经过适合自己表情达意的改造。尽管各自词风并非完全一样，总体上仍属于以写情为特色范围，应划归为婉约词派，被后世大部分文人目视为词之婉约正宗体派的代表之一。
再者，晏欧三人不仅具备相近的风格特色，在词学研究史上已有并举的历史先例和基础。这是三者可以合并研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
早在宋代的李之仪在《跋吴师道小词》时论道：“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此外，元代赵文《吴山房乐府序》中有“观晏欧词，知是庆历嘉祐间人语”[17]之说；清初的邹祗谟有“欧晏蕴藉，秦、黄生动”[18]之说。至于晏殊和晏幾道因为父子的关系，更以“大小晏”或“二晏”并称于世而受人关注、研究。今人陶尔夫、杨庆辰合撰的《晏欧词传》[19]中的“晏欧”便是包括晏欧三人。邱昌员的《历代江西词人论稿》中也以晏欧三人当成书中“晏欧词人群体”的核心[20]。既然三者在历史上具有两两并称或三人合并研究的先例，说明三者词之间确实有诸多共性，具备历史和现实合并论述的条件。
有鉴于上述原因，本书将晏殊、欧阳修及晏幾道词合并统称“晏欧三家词”并加以研究便是自然正当之事。
解决了将晏欧三人合并研究的理由后，再来看看为什么选择清代这个时段来考察研究三家词。换言之，清代词学有何特色，晏欧三家词在清代词学环境中居什么地位，对清代词学发展有何影响与意义。
清代是中国古代词学的复兴与繁盛时期，无论是词学创作还是理论批评与词籍校勘研究，都为中国古代词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后二者，其成就超越了此前的宋元明时期，达到传统词学研究的最高峰。清代词学发展史，相较此前的各代词学史，最大的区别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性、系统性和有序性。详而言之，清代词学发展的状况与其他时段演变态势不同，近三百年间始终有一个依托的核心，有一条发展主线。这个核心或主线即是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贯穿全程的前后此起彼伏交替演进的各词学流派和群体。因此清代词学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一部词学流派与群体发展交替、争鸣演变的历史。从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到清末民初的常州词派，前后相继，交错发展，这种“如此鲜明、如此成熟以及有着很强自觉意识的众多流派和群体”[21]正形成了清代词学有别于其他时段词学演变的主要特征，是此前时期无法具有的。因此说，清代词学的发展相对有序——以特色鲜明的流派群体为主导力量，派外个性词人为副翼，多种词学研究力量的参合最终推动了清代词学发展的进程。另外，清代词学发展还具有目的性、系统性特征。与其他朝代词学发展的零散性或自发性不同，清代词学研究者和传承者一开始就接过宋元明以来词学发展遗留的任务，在以词学流派为主要驱动作用下自觉观察考索历代词学遗存，探究清代词学发展的前途方向。尤其是越到后期，这种自觉性意识越强，直到学词论词体系在常派手里建构完成。所以说，清代词学发展具有目的性，围绕词体风格体性、词体地位、南北宋词接受、雅俗、正变、创作等诸多命题进行系统认识与辩论，由此具有系统性。其间，有的词学命题是前代的遗存，如正变问题；有的是清代词学发展中自觉产生的，如两宋词学之争问题等。清代词学发展的具体路径和批评手段是各种词选、词谱、词话、序跋、词论、词籍校勘以及实践创作等形式。必须指出的是，清代词学的发展还与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向息息相关，这一点对于清代词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22]，反映在词学运动过程中，词人主体的推动与外部力量的合流最终成就了清代词学的发展面貌和高峰地位。
清代作为中国传统词学复兴与终结的特殊时期，词学流派众多，内涵丰富，理论繁荣，成果特出。研究中国传统词学的发展与流变，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清代词学都是极其重要的参考段落。
清代词学的发展主要是以两宋词学的发展为基础[23]，清代词学的研究与传承内容则以两宋词人和词学成果批评传播为主要对象。客观而言，若以两宋词人研究为参照对象，苏轼、辛弃疾、姜夔、张炎、吴文英数人才是清代词学关注的重心。然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北宋令词大家晏欧三家词在清代词人视野里可有可无。与此相反，晏欧词是清代研究传承前人词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研究晏欧词是清人词学体系构建的一环节。晏欧三家词对清代的影响，几乎参与了每一个词学进程。
首先晏欧词是清代宋词史论的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词史”指宋词的发展历史，而非“以词证史”。这是清代词人在追溯宋词发展历史，考察宋词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曹明升指出，清代的宋词史研究包括理论上的批评研究和实证上的文献稽考，而在具体建构框架上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以宋代词人为基点；第二种以“正变”为骨力；第三种以“风格”为中心[24]。晏欧三家词是清人建构宋词史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理论批评上，不少清人的词话专著辟专门辞条评骘三家词。如沈谦《填词杂说》有评价晏殊词：“‘夕阳如有意，便伴小窗明’不若晏同叔‘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更自神到。”[25]王士禛的《花草蒙拾》有三处谈及欧阳修词：欧柳词本韩句、欧石词工拙悬殊、欧苏平山堂词[26]。沈雄收辑整理的《古今词话》涉及晏欧三家词多处。在词学史上，词话一般具有批评传承功用。以唐圭璋先生的《词话丛编》为例，该书收辑清人（含晚近）整理或撰写的词话书68部，其中涉及晏殊21部、欧阳修33部、晏幾道22部。可见仅从批评传承渠道观察，三分之一的清代词话中有晏欧三家词的身影。这还不包括批判色彩浓郁的各种词籍序跋。
在词作校勘方面，晏欧词也是清人研究的对象。如前期张宗橚《词林纪事》含有勘正辨析词作部分，其中辨析勘正三家词不下10首。晚近的词学校勘大家王鹏运精校《草堂诗余》本晏欧词22首，朱祖谋《彊村丛书》本校勘晏幾道《小山词》242首，等等。
由上可见，假如晏欧三家词缺席，清人的理论批评和文献收辑考证成果将缩水不少，清代的词学研究工作仅从研究对象角度看就要损失许多。何况不少理论批评问题绕不开三家词，特别是宋词史的构建。
若以词人和风格为基点，明末清初云间词派的宋徵璧《倡和诗余序》中指出：“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曰方回，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27]包括欧阳修和晏幾道在内的这七个人构成的词史就是宋徵璧的宋词史观——尽管这是一部残缺的词史。在这里，宋氏不仅指出了宋词史代表，还对于各自的风格特征作了归纳，都与晏欧词息息相关。即使一些以时间分期为纵线，以词人为横线的宋词史叙述中，也少不了晏欧词。如尤侗《词苑丛谈序》中指出：“词之系宋，犹诗系唐也。唐诗有初盛中晚，宋词亦有之。唐之诗由六朝乐府而变，宋之词由五代长短句而变。约而次之，小山、安陆，其词之初乎。淮海、清真，其词之盛乎。石帚、梦窗，似得其中。碧山、玉田，风斯晚矣。”[28]尤侗先以唐诗史分期为参照对象，将宋词史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其中的晏幾道（小山）和张先（因曾任湖北安陆知县，世称张安陆）被他认为是宋词初期的代表。晏幾道越过晏殊和欧阳修，在尤侗视野中被当成北宋初期词的代表，时间上看似有错位，但显然尤侗是以令词成就而论，这种说法也不为过。
晏欧三家词是清人关于宋词之“正变”论的重要对象。
明人已经提出“词体以婉约为正”的命题，但明人仅停留于以风格为正变的范畴，没有以此建构词史的意识。清人接受了这种以婉约艳丽为正、为本色当行的词体传统认识，并进一步发挥到以此观照词史的进程。如清初大儒王士禛不仅认可这一规范，还将宋词划分体派作为他的宋词史建构模式。他指出：“语其正，则景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高、史其大成也；语其变则眉山导其源，至稼轩、放翁而尽变，陈刘其余波也。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君子是也；有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之属是也。”[29]在正变问题上，王士禛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晏欧词，但从其认可南唐二主词为正体之祖的表述中，不难推测接踵南唐词的晏欧词也属于词之正体的判断。王士禛先从正变角度建构一个宋词史体系，然后又根据各自词之特性重新确立另外一个宋词体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晏欧词被当成文人词的排头兵。于此可见，晏欧词在王士禛的词史意识里是不可或缺的，否则与之同类的秦、李诸人词将失却渊源的基础。晏欧词作为正体词被绝大部分清人接受认可，并纳入到宋词史的建构中，直到晚近的谢章铤不仅肯定晏欧词的正宗地位，还将它们带入平衡南北宋词的论述中：“北宋多工短调，南宋多工长调；北宋多工软语，南宋多工硬语。然二者偏至，终非全才。欧阳、晏、秦，北宋之正宗也。柳耆卿失之滥，黄鲁直失之伧；白石、高、史，南宋之正宗也。吴梦窗失之涩，蒋竹山失之流。”[30]这种重视晏欧词在北宋词坛地位的看法直到近代的梁启勋还有明确的表述：“北宋初期，如晏氏父子、范仲淹、欧阳修等，犹有五代遗风。过此以往，则渐趋柔靡，拼个日下矣。”[31]梁氏论词重北宋轻南宋意味鲜明，而晏欧三家词即是其推重的北宋词的主要部分。
由上可见，晏欧词不仅是清人正变论中常见的对象，也是清代词学批评中南北宋词议题时常涉及的角色。舍其，则许多表述无法完成。
晏欧词是清人词学创作统系中隐含的一个环节。
常州词派摸索总结出的词学创作统系是清代词人探索学词径向的最大成果。清代中后期的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等论词强调词中微言大义，主张词中“寄托说”。他们通过选词论词的方式弘扬自己的理论主张，并用以指导创作实践。在观照宋词史的过程中，周济等人最终为学词论词找到一条康庄大道，这就是周济《宋四家词学目录序论》中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指导途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常州词派关于学词宗尚的对象和方向，标志着传统词学发展到清代后期，在创作取向上完成了学词谱系的构建。在这个途径中，晏欧三家词虽然没有直接被作为学习对象予以揭示，但稍微分析常州词派这个谱系的内涵就明白，晏欧词是构成其中的一个环节，晏欧同样是他们学词论词的北宋名家。无论是张惠言的《词选》，还是张琦的《续词选》，都或多或少地选择了晏欧词，作为研词论词学词的对象。即使周济提出谱系关键依赖的《宋四家词选》，晏欧也以19首的数量被作为周邦彦附选作家名列其中。从词学批评角度看，常州词派之所以认为学词当从南宋开始而达北宋南唐，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晏欧等北宋词作“蕴藉深厚”，是正声，尽显当行本色，具“无穷高深之曲”，是“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32]，因而不适宜作为初学者入门的对象。周济认为只有从南宋词作开始，由浅入深，由易至难才是正确的学词态度和方法。可见，晏欧词作也是常州词派认可的学词谱系中的一环，只是被安排在学词径向的后端，并没有排除在外。
晏欧词是清代词选（谱）词话选取辑录的对象。
清代词选，林林总总，数量巨多。据李睿统计不下100部，远超宋明两代所存的总和（13+24）[33]。清代词选大多数是词派词群主张词学理论的阵地，也是选词存史的文本和学习词体写作的范本，因此清代词选在词学活动中充当重要的角色。至于特殊的可以充当词选之用的词谱还是按谱填词资以写作的重要工具。在清代的通代词选（辑录历代词作）中，从清初的《古今词选》到晚近的《宋词三百首》至少有17种影响较大的词选中包含晏欧词作。这些被选的晏欧词作与其他词作一样，参与到清代词学发展的诸多领域。或为开宗立派所用，如《词综》；或为标明学词研词宗尚，如《宋四家词选》；或为以词存史所用，如《心日斋词录》；或为观察历代词史规律，如《词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于《钦定词谱》所选晏欧词69调72首，其中作为正体之用的达30首，反映清初对部分晏欧词作思想与艺术成就的认可和重视，揭示出晏欧词对于帮助清人辨析词体、指导填词写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意义。
晏欧三家词还是清代词人学习模仿、追和前代词作的重要对象，三家词参与了清代词人的词体创作实践进程。据笔者统计，仅清初的顺康时期，被清人追和模拟的宋词1742首，涉及宋词家92人，其中平均被效仿追和20首以上的仅有19人，而欧阳修一人占有152首，仅次于苏辛两人；晏殊父子也有30首。这个数字既已超越宋明总和，反映清代词人在词体写作中对晏欧词作的接受传承达到新的高度。
总体而言，晏欧三家词是清人批评、传承、研究词学对象的一部分。它们以各种身份和原因参与了清代宋词史构建、理论批评和词选（谱）择取、词集校勘，以及实践创作等诸多环节，在清代词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促成本选题的关键因素。
20世纪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日益增加，文化研究和学术探讨也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步入21世纪以来，传播媒介的大势发展，如新型电子媒介的出现、刊物的大量发行、出版业的繁荣兴旺，极大地改变了研究视野和研究进程。词学的研究也日益升温，晏氏父子和欧阳修也日益受到学人的关注，并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新的走向，从词集文本的编选考订、词人生卒生平的釐定、词作艺术的探讨到词作文本的评论欣赏等等，几乎每一个关乎词学研究的方面都有晏欧词的身影，构成浩浩荡荡百年词学研究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十年来，随着新世纪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词学研究也日益深化并出现新的面貌，除了开掘新的路径和新的研究对象，经典词人词作也被纳入新的研究范畴，转换研究视角，并启用新的研究方法对他们进行观照。
先师刘扬忠先生曾经指出当前词学研究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过总结和撰写词学学术史，来实现理论的升华和超越”[34]。而有关晏欧三家词的研究与传承史长久以来亦乏人光顾，直到进入21世纪初期，这种贫乏荒芜的局面有所改变，不少论著已经涉及有关晏欧三人词作的传播接受或研究史。即便如此，真正有创见的作品不多，尤其是尚无人对晏欧三人的词作流传与研究状况进行专门的论述总结和思索。
因此，笔者出于对刘扬忠先生倡言撰写学术史的呼应，基于清代词学发展的特性，以及自身对晏欧三家词的兴趣和认识，认为有必要对流传近千年的三家词之传承与研究史作出梳理和总结。
二、研究意义
晏欧三人的词作渊源同一，词风接近，被刘扬忠先生称为“北宋江西词派”[35]。他们是宋代词学发展的杰出人物，尤其是晏殊和欧阳修，上接南唐词风遗绪，下传苏轼、晏幾道、秦少游等人，承前启后，开北宋文人词之先风，影响此后千年的词学演变和研究面貌。那么三家词是如何承续并影响后世词坛的？各自在词学史上的传承接受面貌怎样？有何差异？与之有关的词学命题有哪些？选题对象本身即是一个富有意义和值得探讨的命题。
清代是中国传统词学终结和现代词学开端的特殊时期。清代词学也是传统词学的复兴繁荣时期，它的发展流变包含了所有与词学有关的命题。晏欧三家词基本参与了清代词学发展的所有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词学的发展进程，体现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本书所要阐述和讨论的正是这批宋词巨匠在词学复兴的清代近三百年研究传承的历史过程中，究竟是怎样参与清代词学的发展进程的，其间充当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留下什么影响，等等。全文着重结合清代词学发展的主线——词学群体与流派的词学争鸣运动，分析清人对三家词的研究、接受传承风貌和其间可能存在的特征、规律、原因以及差异等，从而考察晏欧三家词所处的地位和影响。从这个角度切入，既可以看到动态的、立体的清代晏欧三家词研究传承过程，也可以借此一窥清代词学承续与超越前代词学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古代传统词学演变终结而走向现代词学之前夜的进程轨迹，因而具有一定的理论认识意义。
另外，若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角度考虑，晏欧三家是宋代江西词人的佼佼者。研究分析三者词作在清代的传承批评历史，不仅可以为观照江西词人的历史影响和贡献提供参照，同时也可以为探讨宋代以后江西词学衰落的原因提供解读视角。因此，本成果无论是从考察三家词在清代词学领域的影响状况，还是从江西地域文学研究角度，都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