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过程研究：认知学习与行为政治

战略过程与内容：不得已而为之的两分法

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乃是一个有机鲜活的整体。但在研究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战略管理的具体要素与方方面面，学者们倾向于将问题划分为不同的概念类别和区域。甫自早期，大家就倾向于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两分法（Dichotomy）来对待战略管理的挑战：战略制定（Strategy Formulation）和战略执行（Strategy Implementation）。战略制定一般被认为是战略内容（Strategy Content）和战略分析（Strategy Analysis）的领地，而战略实施则主要涉及战略过程（Strategy Process）的探究。其实，仔细思之，战略内容和过程的研究都贯穿于战略制定与实施的整个过程，而且制定和实施本身通常就是不可分的（例如，Mintzberg，1978）。之所以这样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为了研究本身的便利而已。

早期的过程研究：正式过程与非正式过程

从一般管理的研究开始，对战略过程的重视就一直是战略管理学科的基本特色。从20世纪70年代Mintzberg对决策过程和结构的勾勒、对自生战略的详细描述，以及Andrew Pettigrew对决策过程中政治行为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James B.Quinn对逻辑渐进主义的研究及其提倡将组织行为过程与组织中正式的计划和实施体系的结合，战略管理过程的研究，亦是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Fredrickson&Mitchell（1984）和Fredrickson（1986a）系统地论证和比较了战略规划过程中的复杂性（Comprehensiveness）对决策绩效的影响。这也是战略过程研究早期一个较为重要的贡献。

硅谷的影响：快速决策与内部创业

Eisenhardt（1989a）针对硅谷企业在快速变化情境下的快速决策过程的研究更是影响广泛。她发现，快速决策和快速反应考虑的信息和因素不一定少，而且很可能更多，只不过是快速尝试和迭代、快速纠偏和应对罢了。同时，Eisenhardt（1989b，1991）对以案例研究作为理论构建方法的尝试和贡献可堪褒扬。她的贡献使得以案例为主要素材和手段的定性分析法得到了战略管理和组织管理主流研究社区的认可和欣赏。同样，Burgelman（1983a，1994，1996）主要基于英特尔公司和其他硅谷创新企业的素材，对战略转型的过程和公司内部创业（Internal Corporate Venturing）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企业创新管理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战略过程研究：心理学与社会学的贡献

战略管理学过程的研究也受益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贡献，比如，基于以社会学背景的组织生态学对企业战略进入与退出的研究（Haveman，1993）和对多点竞争的研究（Baum&Korn，1996）；基于外部控制视角（External Control）的组织资源依赖（Resource Dependence）理论对战略过程、行为和结果的各类研究（Pfeffer&Salancik，1978；Hillman et al.，2009）。

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行为决策学对战略决策过程之简单化（Simplification）的研究（Schwenk，1984）、对战略行动和组织更新的研究（Barr, Stimpert&Huff，1992）、对战略群组的研究（Reger&Huff，1993），以及所谓的行为战略（Behavioral Strategy）概念，甚至基于脑科学对战略（Neuro Strategy）影响的研究（Powell, Lavallo&Fox，2011；Powell，2011），这些主要以微观机制和过程为焦点的研究，不仅凸显了人的判断和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而且丰富了各项战略内容（Strategy Content）研究的方法和视角。

知识与学习：知识本位企业观

从知识和学习的角度出发，20世纪90年代，也出现过知识本位企业观的说法（Grant，1996；Spender，1996a）。知识本位企业观将企业看成一个学习型组织，一个不断地吸收、获取、存储、加工、检索和使用知识的有机体。这一研究分支对知识本身的特点（比如可以被编码的知识相对于不可言喻的知识）以及组织中知识传播的机制（比如学徒过程中师傅的言传身教相对于大规模系统的正规培训）有非常详尽的探讨（Nonaka，1994）。

然而，由于缺乏比较独立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对企业经营战略内容方面的贡献，知识本位企业观这一分支只能是对战略过程研究的一个补充和细化，而并没有能够成为影响整个战略管理学领域的一场全面的革命，并没有形成主导的理论范式。尽管如此，与知识和学习相关的各类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可谓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关于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Cohen&Levinthal，1990）、组织学习的挑战（Levinthal&March，1993）、企业内知识的流动与分享（Szulanski，1996；Gupta&Govindarajan，2000）的研究也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企业内外的政治：政治行为与企业政治战略

20世纪90年代，自Pettigrew（1973）就开始的“决策乃政治过程”的研究也不断升温，比如，从企业内部政治过程（Quinn，1980）到外部关系方面的非市场战略（Non-Market Strategy）（Baron，1995），从面对所有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 Approach）的社会合法性战略（Freeman，1984）到主要针对政府政策与监管的企业政治活动和政治战略（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Corporate Political Strategy）（例如，Hillman&Hitt，1999），等等。再有，由于华人战略管理学者不断加入国际主流研究社区，以及整个学界对转型经济体中各种制度变革的关注（例如，Peng，2003），大家对制度学派的采用（例如，Oliver，1991，1997）以及对企业政治战略研究（Jia，2014）的热情亦是空前高涨。

其他考量：中层的力量与“战略乃实践”运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战略主要是CEO和TMT的职责，但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则要靠组织中各个层面的所有人的参与和努力。因此，战略管理文献中也存在着对中层管理人员在战略过程中角色和作用的考察（Wooldridge&Floyd，1990；Floyd&Wooldridge，2000；Wooldridge, Schmid&Floyd，2008）。

有感于“波特革命”的强烈影响以及战略内容分析之冷峻甚至过于抽象的事实，欧洲的一些学者（例如，Whittington，2003；Jarzabkowski，2004，2005）掀起了一场小有规模的“战略乃实践”（Strategy as Practice）运动，再次强调战略制定和实施中人的作用和战略应用与落地的重要性。与战略内容研究和主导范式中的“微观基础”运动相呼应，这种对战略实践的强调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构成战略过程的具体活动之上（Activity-Based View）（Johnson, Melin&Whittington，2003）。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比较全面的战略过程研究的文献梳理和总结性文章。对战略过程研究感兴趣的读者，请参阅相关的文献梳理和总结性文章（Huff&Reger，1987；Rajagopalan, Rasheed&Datta，1993；Mintzberg, Alstrand&Lampe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