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

正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当公共物品的需求增加和供给不足同时发生的时候，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就成为社会各界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

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需求膨胀

根据瓦格纳的观点：随着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对照1978年以来的中国现实，“瓦格纳法则”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社会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必然呈现日益增加的趋势。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共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包括：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公众的契约意识逐渐增强，这就迫使政府不断完善立法体系，增强司法组织和监督体制的公正性。②随着城市规模扩张和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大规模迁移，政府必须投入更多的财力和人力来维护社会秩序。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垄断问题”日益显性化，在社会舆论的广泛质疑中，迫使政府给予适当回应。④教育领域和医疗领域的体制改革难题，正在成为阻碍中国居民福利水平提高的重要瓶颈因素。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近年来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和“民声”。针对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各级政府给予积极回应；努力通过改善行政管理效率和调整社会管理方式，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强调“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二、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面对日益增加的公共需求，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于缺乏足够的行动资源，传统供给机制正在逐渐萎缩；同时，新型的多元供给机制也未能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这两方面的综合影响直接导致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

1.传统的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这里所谓的“传统”并不久远，仅仅指代“改革开放之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公共物品都由政府机构来负责提供。政府机构控制着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并且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的“天然”责任。通过政府管制的各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居民可以几乎免费地获得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物品。

然而，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市场企业逐渐脱离政府控制，成为具有独立权利和独立行动能力的经济主体。与之相应，企业单位也摆脱了提供社会福利的历史角色，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被“退回”给政府。事实上，在中国改革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依然承担着提供公共物品的主要责任。

随着中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政府逐渐意识到，提供公共物品的“天然”责任未必是合理的，它逐渐尝试将这种责任剥离出去。例如，①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在保证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让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分担教育成本，使高等教育转变为“俱乐部物品”。②通过医疗体制改革，使就医者直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政府机构利用医疗保障体系给予适当补贴。

毋庸讳言，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未来图景中，中央政府将会逐步收缩活动领域；除了国防、义务教育等“纯公共物品”之外，中央政府正在逐渐放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同时也在放弃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

当然，从理论上来讲，除“纯公共物品”之外的大量“俱乐部物品”和“公共资源”应当由地方政府来提供。然而，地方政府具有提供这些“准公共物品”的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许多学者指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权”被极大削弱，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能力受到极大限制；与之同时，随着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事权”则逐渐增强。“财权”的削弱与“事权”的增强结合在一起，使得地方政府往往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局面，这自然会影响到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

2.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供给机制

在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上，传统经济学已经通过“市场失灵”理论，否定了完全通过私人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实践表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缺乏提供公共物品的足够动力，那么究竟依靠什么力量来提供公共物品呢？这个问题是目前学界广泛讨论的重要命题，它必须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

根据康晓光的观点，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原先那种政治领域垄断所有权力的“单极结构”正在向三个领域分享权力的“多极结构”转变。[29]在这种“权力多极化”的历史场景中，公共物品的供给责任不能简单地交给政府机构、市场企业、民间公共组织或其中的某一个。更加可能的局面是，政府机构、市场企业、民间公共组织进行合作，分别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物品”。

然而，这三种组织形态未必总是能够进行有效合作，这就极大地限制着它们的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因此，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膨胀与供给不足结合起来，直接导致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公共物品供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