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场景

任何组织形态总有特定的产生背景。随着中国体制转型过程的不断深化，经济制度、社会氛围、政治体制环境不断调整，从而营造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特定制度环境，构成转型期民间公共组织发展的历史场景。

一、中国体制转型的阶段性特征

按照中国改革的初始制度设计，邓小平的基本改革思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暂且不论中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是否符合初始制度设计，它至少传递出一种信号：改革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须按步骤、分阶段来推进。进而言之，根据康晓光的观点，中国体制转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重点领域顺序将呈现为“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27]针对本书的研究命题，民间公共组织正是社会领域的重要活动主体；如果要深入分析中国民间公共组织的发展机制和未来趋势，就必须将之纳入中国体制转型的阶段性背景。

1.第一阶段的重点内容：经济利益增进

在1978年中国体制转型之前，中国社会面临着“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的三重危机：①在经济领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财富增长相当缓慢，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居民生活质量仍然停留在较低水准；国有企业构成国民经济体系的主要部分，生产效率低下。②在社会领域，社会秩序混乱，传统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社会公众缺乏较为统一的精神信仰。③在政治领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增加了政治领域的动荡因素。

古人云：“穷则变，变则通。”正是在三重危机的催化作用之下，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才会在短期内迸发巨大能量，取得相当显著的成效。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初始阶段，几乎所有阶层的社会公众都能够深切感受到物质财富增加和社会氛围改善，他们的福利水平都得到增进，这就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改进”局面。

毫无疑问，在中国改革的最初20年中，改革重点始终是“经济领域”，改革成效也主要表现在经济利益增加方面。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根据谈志林的观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实质上是从一种制度均衡向另一种制度均衡的缓慢推演的过程”。[28]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领域变革的初始条件也正在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两方面：①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这就构成了社会领域变革的物质基础。②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容和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国有经济体系和单位体制之外，出现了日益增多的具有自由选择意志的经济主体，逐渐形成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2.第二阶段的重点内容：社会利益分配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分配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重点领域正在逐渐转移到“社会领域”。在经济利益重要性凸显的过程中，不同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加剧，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劳动者之间、劳动者群体与资本拥有者群体之间……

事实上，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形成各种利益集团。在此基础上，任何进一步的改革措施，都必然会改变现有的社会利益格局，使得一些利益集团受益，而另一些利益集团受损。这就直接导致两个层面的影响。

（1）从单纯的经济意义层面来看，那些利益受损的利益集团将会构成政府行动的“障碍制造者”。他们可以“用手投票”，在立法阶段阻挠某些政策措施通过；也可以“用脚投票”，利用“使绊子”的方式来增加政策措施的实施成本。这就使得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将不会再是“帕累托改进”，而必须借助于“补偿”方式才能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

（2）从道德意义层面来看，那些利益受损的利益集团是否应该承担“利益受损”的社会责任呢？事实上，那些容易遭受利益损害的社会公众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话语权”都相当弱小，往往成为社会强势力量的欺压对象。特别是在有些地方行政权力和货币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权贵经济”格局的历史背景中，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行利益表达和利益维护，只能通过“非正常方式”来传递他们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已经显示出这种明显迹象。

无论是从经济意义层面，还是从道德意义层面，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都必须正视“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本书认为，对这些利益冲突问题的求解之道，应该在“社会领域”中寻找。可以设想，一种良性的社会机制将会使得利益冲突转变为社会发展动力，推动现实社会经济体系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演进。

那么，如何构建这种良性社会机制呢？显然，我们不可能在书本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只能在真实世界的历史场景中，通过不断试错来逐渐逼近。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无论经济利益增进，还是社会利益分配；无论效率，还是公平；无论“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都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当然，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已经不再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就更需要深刻认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事实上，学界对此早有定论：①从实践到理论，构建符号体系和理论框架，解释真实世界发生的各种现象；②再从理论到实践，使理论分析具有现实意义，能够对真实世界产生一定影响，引导它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在具体问题的分析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容易沉迷于细节之中，容易忽略“从实践到理论”和“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进路。

二、市场空间发育和公共空间拓展

循着“从实践到理论”的思想进路，基于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事实，本书试图构建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条件进行理论解释。根据前文内容，“经济领域”对应着“市场空间”；“社会领域”对应着“公共空间”。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环境的主要内容。

1.市场空间的发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市场空间发育遵循着两条路径：①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一些经济组织，增强其自主选择意愿和行动能力，但仍然将之纳入政府力量的控制范围之内。②在政府放松市场管制的前提条件下，市场空间自身生长出新的经济组织，并且形成自我发展机制。虽然这两条路径在时间序列上是同时进行的，但为了表述方便，本书描述的时间顺序将是，市场空间发育将先遵循第一条路径，然后衍生出第二条路径。具体分析见图2-1。

根据图2-1的直观描述，结合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事实，经济体制改革后的中国市场空间发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1）根据图（A）的现实含义，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国社会呈现出“总体性社会”特征；政府对市场空间保持着高度控制力，所有经济组织都被纳入强制管理范围之内，缺乏独立活动空间和独立利益表达方式。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市场体系缺乏独立运行机制，因此本书在图（A）中用虚线表示市场空间的边界，意味着此时的经济主体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

（2）根据图（B）的现实含义，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市场空间拓展的主要途径是政府让渡市场管理权力，赋予国有企业等经济组织越来越大的经营自主权，政府权力范围的缩小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同时进行。更加重要的是，虽然这些经济组织的许多方面仍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但有些方面已经逐步脱离政府的控制范围，使得这些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利益和独立行动能力，扮演着“半市场主体”的角色。

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始起点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改变了农村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①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农村政权和经济管理的基本单位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通过“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牢牢控制着农村经济领域。②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取消了人民公社，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家庭农户拥有一定土地使用权，能够自主支配劳动力资源，从而使家庭农户成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

自1984年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由农村转向城市，改革战略的主要内容转变为“国有企业改革”。其影响主要体现在：①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前，政府对国有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企业实际上只是国民经济体系的“生产车间”。②在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之后，通过“扩权让利”、“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国有企业逐渐脱离政府的绝对控制，具有更多的独立行动能力。

值得强调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单位制度”逐渐瓦解，经济主体的自主选择意志得到极大伸张。与此同时，政府也在不断调整行政管理方式，部门管理体制逐渐被行业管理体制替代。

（3）根据图（C）的现实含义，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体制外经济成分不断扩张，从而衍生出大量新生市场组织。从所有制属性来看，大部分新生市场组织属于民间经济组织。根据演化博弈理论，这些新生市场组织是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当经济体制改革营造出适宜市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时，市场组织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显然，这些新生的市场组织具有更加纯粹的市场特征，也更能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在社会经济环境逐渐改善的条件下，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最终成为真正具有独立利益和自由选择能力的市场主体。考虑到这些新生市场组织的主要活动范围仍然在经济领域，因此本书在图（C）中用虚线表示它们的活动范围。

2.公共空间的拓展

伴随着市场空间发育过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也推动着公共空间的拓展。公共空间的拓展过程也遵循着两条路径：①政府主动让渡部分社会领域，将部分政府权力转移到“社会”；②公共空间的拓展和公共组织的自我发展。具体分析见图2-2。

根据图（2-2）的图解描述，结合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演进事实，体制转型背景中的公共空间拓展过程也分为三个阶段。

（1）根据图（A）的具体含义，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始终严格控制着公共领域的各项事务，不允许任何社会组织的任何活动脱离政府的控制范围。中国社会的所有领域呈现出政府控制一切的“单极社会结构”。

（2）根据图（B）的具体含义，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政府有意识地逐步转移社会事务管理权力，同时也将提供某些“公共物品”的责任转移出来。公共物品提供责任的转移具有两层重要内涵：①权利和责任是对等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责任也意味着提供公共物品的垄断性权利，这就使得公共领域成为垄断力量高度控制的市场区域。②权利和责任需要特定组织形态来承载，一些以前没有的组织形态被“创造”出来，新的组织功能被不断挖掘，这就直接导致公共事务处理方式的根本变革。

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公共空间的拓展主要表现在：①在农村地区，各地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允许农民群体在政府监督之下，成立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负责处理农村社区的各种公共事务。②在城市地区，各种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例如，在医疗服务领域，各地通过建立和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将原来由单位和政府承担的单位职工医疗报销责任，转变为由政府、企业、个人分担的“责任分享”制度。

（3）根据图（C）的具体含义，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领域出现大量新生的社会组织。这些新生社会组织的形成途径主要有两种方式：①政府逐渐把社会管理事务转移给一些事业单位，并且积极推动事业单位脱离政府行政序列，赋予其新的组织功能，以承载由政府转移出来的各项公共事务责任。②市场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领域的拓展，产生许多以前未曾出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这就必然催生新型的社会组织形态。例如，近年来大量涌现的各种NGO组织，就是社会公众对环境污染、公民道德、慈善事业等方面的社会需求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空间发育和公共空间拓展是同时进行的，它们都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同时，无论在市场领域，还是在社会领域，组织形态的演变途径也存在着两条线索：一是原有组织形态被赋予新功能，二是催生新型组织。这两条线索是相互交错的，结合不同组织的活动空间也是相互交错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