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关于知识经济的政策与措施
为使我国在21世纪能走在世界知识经济的前列，而不至于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中被淘汰，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对知识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明确发展知识经济的政策，采取发展知识经济的措施。
一、发展我国知识经济必须既要高瞻远瞩，又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需要实施的是加速赶超战略，而不是跨越式战略。知识经济具有全球经济一体化特点，任何国家都有可能率先有所作为，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机遇。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劳力经济大量存在，资源经济仍大有市场前景，知识经济在一些地区已经萌芽；只要高度重视，措施得力，有可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知识经济水平。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资源经济发达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在劳力经济、资源经济并存的国家发展知识经济，不可能通过跨越式战略向知识经济过渡。
二、必须加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建议成立国家级知识经济研究机构，挂靠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要想在世界知识经济的进程中趋利避害，首先要加强知识经济规律的研究，提高各级政府领导的认识水平；同时，还要加强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能力，重视软科学技术对决策的作用，努力做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系统化和程序化。
三、要重新审视工业经济的规模效益理论，高度重视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注入。这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了一些大企业集团的破产，而我国台湾地区因为大企业集团很少，在危机中稳坐钓鱼船。学者们对工业的规模效益理论有了新的认识：目前所说的“大”，指的是有形资产规模大；而在知识经济中，企业竞争成败的第一决定因素不是有形资产的大小，而是其中的高技术含量，是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创新能力；在同等无形资产条件下增加有形资产是有利的，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无形资产，盲目扩充有形资产则可能造成“大船难调头”的被动局面；我国企业改革中的“抓大”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扩张有形资产规模的同时应努力增长无形资产。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注入。“发展知识经济就是发展高科技”的说法，是对知识经济的片面理解；只有对传统产业注入高技术，才谈得上全面发展知识经济。现在一讲知识经济，人们往往想到的是信息技术、软件业和互联网，实际上它们是为各行各业服务的。应该更多地考虑利用这些高技术发展各行各业。
四、加大国家财政资金投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除了精简机构、压缩重复建设项目以减少财政支出外，政府还应该通过完善税收政策等途径，扩大财力，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资金保障。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太低，1997年为11.6%；低于法国（37.9%）、德国（30.5%）、英国（34.9%）、澳大利亚（36.7%）、美国（20%）、加拿大（20.8%）和日本（21.4%）等发达国家，也低于捷克斯洛伐克（41%）、埃及（35.7%）、巴西（28%）、韩国（20%）、泰国（19.1%）和印度尼西亚（16.5%）等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低；于是低上加低，1997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左右。由于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限制，严重制约着发展知识经济的支持力度。
五、逐步使企业成为科技进步和投入的主体。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把科技进步的中心由政府转到企业。推动大部分科技力量进入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是实现科技与经济结合、科研机构与企业融合，以及产学研联合的关键环节。我国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中，政府投入一直占60%左右。韩国过去也是政府投资为主，近10年来发生逆转，民间投资高达80%。我国国家投入的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中，55%分配给政府科研机构，30%分配给企业；而发达国家却将90%的钱分配给企业。我国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发展知识经济的科技开发机制。
六、加大自然资源保护的政策力度。保护资源就是保护资源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为向知识经济过渡创造条件。以土地资源为例，我国人均耕地不及法国的五分之一，县一级政府即可批准占用；在法国，必须依法动用耕地，否则就会被告到中央政府后加以制止。1980年到1993年，我国耕地减少了16%，而法国耕地增加了3%。最近，全国人大着手修改《土地法》，国家要求地方政府实行耕地总量控制，某些地方领导还在为以前没有拿更多的土地去换项目而感到遗憾。
七、实施引进吸收创新战略，加强外资引进的导向能力。在高技术发展上，引进吸收是一条捷径。后进国家想把有限的科技资源用在高技术的全方位研究开发上，不是明智之举。目前，近4万家跨国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其中高技术发展的90%，技术转让的75%，以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都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的。在知识经济中，高技术转移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交钥匙”，即交出一整套知识产权，这种现象十分少见；另一种情况是引进国具有相当的创新能力，能够吸收和改造这种高技术。我国高技术产业化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加强研究开发，通过高技术及其产品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广泛应用，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首先形成高技术产业的国内大市场。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引进高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创新还比较迟缓。据原国家科委对2300项引进项目的调查，只有9.2%的引进项目得到不同程度的消化吸收；在220家被调查企业中，只有2%的引进企业与科研单位搞联合消化吸收。盲目引进、重复引进，以及重引进轻消化吸收，使我国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因此，国家在制定引进政策方面，必须首先评估自己的技术创新和吸收能力，防止盲目引进，搞设备复制和技术仿照，更要拒污染转移项目和产品附加值低的项目于国门之外。
八、国家投入要保证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基础研究要在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方针的同时，选择优势领域，重点攻关，力求突破。我们曾经有过集中国力搞“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目前的主要困难是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投入不够。1997年我国科技活动支出总额为961亿元，其中研究与开发经费为368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49%，低于所有主要发达国家，也低于韩国（2.1%）、埃及（1%）、印度（0.9%）和巴西（0.8%）等发展中国家。
九、促使国家创新体系成为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和引擎。国家创新体系由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组成，其骨干部分是企业（以大型企业集团和高技术企业为主）、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是使我国的创新综合实力在2010年前后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由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组织实施的“技术创新工程”、由教育部组织实施的“211工程”都正在实施之中。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进入国际“信息高速公路”的统一领导，并由高层统一决策，全面规划运作。美国由副总统挂帅，法国由总理主抓，印度和巴西也都加强了政府领导。如何制定国际“信息高速公路”对策，显然不仅涉及信息部门一家，而是涉及宣传、文化、教育、科技、信息产业、经贸等众多部门，因此有必要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统一指挥。建议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组织力量，统筹考虑，制定包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应用系统在内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对实施过程的主要环节予以指导和监督，确保有关部门既有侧重又有协作，全国一盘棋。
十、促使大学成为知识经济的动力源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发展知识经济，教育必须要面向高技术产业化，面向以高科技为先导、以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面向知识经济的未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要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包括拓宽专业面，加强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科；从以传播知识为主的教育转向以全面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主的教育；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权和教学制度的灵活性，使学生在选科、选课和转学方面有较大的自由度；改变封闭式教学观念，树立开放办学的新思想，为优秀人才创造接触生活实际、参与科技产业开发活动的条件。总之，大学教育的一切改革，都要围绕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这个宗旨。
十一、促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前沿阵地。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不能尽如人意的原因在于：国家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致使各开发区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相互掣肘；一些开发区缺乏大学或研究所的技术依托，容纳了许多非高新技术项目；缺乏规范的“创业中心”（国际上号称科技工业园区灵魂的“孵化器”），对高新技术项目的鉴定和产业转化能力十分薄弱；缺乏风险投资机制，尽管项目优秀也难以融资；不能给创业者和新产品提供国内外的市场服务；缺乏与国际上的稳定有效联系；等等。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在规模上不可与传统产业同日而语。各级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不能简单地以它与工业产值的比例来评价其地位和作用。建议由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网络，使各开发区形成合力，发挥其应有的优势；制定全国开发区总体规划，避免项目重复建设和产品互相残杀；尽快完善有关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如减免高技术设备进口关税，优先安排土地使用，赋予科技经贸人员出入境审批权限，允许开发区建立大学（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已率先呼吁此事）等。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有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法规，使其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并尽快制定风险投资方面的法规，从根本上改善开发区的融资条件。
十二、优先发展生命科学技术产业，实现农业技术革命；建议迅速实施原国家科委提出的“中国21世纪养活16亿人口的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工程”（简称“2116工程”）。1995年世界人口已达到56亿，其中，20亿人口处于营养不良状态，7亿人忍饥挨饿。估计到2025年，世界人口将达到85亿，其中70亿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届时每年需要粮食20亿吨，而生产能力只有17亿吨，供需矛盾突出。早在1988年，邓小平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农业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尖端技术，要靠基因工程。”21世纪，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人均耕地减少到0.8亩；加强农业意味着必须优先发展生命科学技术产业，迅速提高粮食单产和肉类产量，从根本上解决吃饭问题。“2116工程”的总体目标应该是：筛选并攻克一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难题，基本满足21世纪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养活16亿人口对关键技术的需求。力争到2000年，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率提高到50%，2010年达到60%左右，2030年达到70%—80%；到2000年，部分农业科技领域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2030年大多数农业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十三、搞好知识经济人才的选拔，制定有力的人才吸引政策。发展知识经济需要有强大国际竞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群体，选拔知识经济人才的首要标准是具有现代科技知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对高科技产业的研究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个人基本知识方面的要求是：具有较丰富的高等数学知识、计算机基础知识、外语以及社会科学基本知识，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至少在研究与开发某一领域工作5年，等等。我国目前最缺乏的创新人才有两类：一类是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勇气的企业家，另一类是既懂技术又懂经营的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面向世界，制定我国知识经济人才选拔标准，努力实现与国际接轨；要用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培养和交流人才，用新的标准发现和选拔人才，用新的模式高效率地使用和激励人才，发挥人才的创造性；不仅着眼于科学研究人才、技术开发人才的培养，而且要重视各种管理人才的培养。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移居美国的科学家；其中，为阿波罗太空火箭工作的高级工程师中有三分之一是华人。今日之美国，吸引了众多的异国科技人才和高科技项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具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机制也比较成熟，对高科技开发有利。看来，在完善知识产权和高新技术项目融资条件的同时，我国大有必要制定强有力的人才吸引政策，为知识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才环境。
十四、建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带有预见性的名言：“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知识分子的创新能力将决定未来社会的兴衰成败。1956年，党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在跨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期，应该再召开一次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确认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和未来社会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把科教兴国提升为我国的首要国策，制定我国知识经济的战略方针和政策，动员全体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为民族复兴建功立业，并且从战略上和制度上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待遇给予保障。
十五、营造一种积极向上而又谨慎务实的舆论环境。知识经济的来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如果说，“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等概念的提出，是国际学术界对未来社会的不断探索，那么，“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则更具有实践依据，全体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切不可等闲视之。新闻传媒既要指出知识经济的到来是一种历史机遇，又要说明发展知识经济需要具备的条件和努力；既介绍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领先地位，又反映发展中国家知识经济的珍贵萌芽；既要呼吁人们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又要防止把知识经济讲得高深莫测，将传统产业拒之门外。总之，要营造一种积极向上而又谨慎务实的舆论环境。
已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正如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预见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时所做的比喻：“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我们应以智慧的头脑和决战的姿态，迎接这个新技术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