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何分析语言
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句话曾经是20世纪最响亮的口号，也是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信条。分析语言，通俗地讲，无非是面对语言，说它怎样怎样。但是，语言分析本身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因为它并没有说明如何进行语言分析。看到分析哲学的一个主要特征是以句子为核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分析不是宽泛的，随意的，而是比较具体的，有句法可循的，这就是围绕着句子来进行语言分析。当然，这里直观上立即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围绕句子来进行语言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分析哲学的这个口号提到了“逻辑分析”。有了“逻辑”的修饰，语言分析也就不是任意的分析。简单地说，这可以是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或者更宽泛一些，这样的分析与逻辑相关。如此一来，所谓语言分析也就有了专门的性质和特征。当然，直观上同样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这两个问题似乎很简单。句子是语言的基本单位，因此从句子出发来分析语言乃是很自然的。逻辑方法重要，因此用逻辑方法来分析语言也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前一个问题隐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何围绕句子来进行语言分析？而后一个问题直接可以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如何用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为直观的问题：为什么用逻辑分析一定要从句子出发？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分析语言，实际上是把语言当作对象，用语言来谈论语言。被分析的是语言，进行分析时使用的也是语言，因此就有了语言层次的区别。用语言谈论语言在日常交流中是常见的。比如人们问：“人是什么？”回答可以是：“人是理性动物。”人们也可以问：“人是怎么写的？”回答可以是：“人是一撇一捺。”这两对问答的形式是一样的，都是主系表的形式，却有很大区别。前一对问答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其中的“人”和“理性动物”都是关于外部事物的描述。后一对问答则不是。它们实际上是关于语言的谈论，因为其中的“是怎么写的”和“是一撇一捺”并不是关于外部世界中的人的询问和描述，而是关于“人”这个字本身的表述。因此这一对问答中的“人”不是关于外部世界中的事物的表述和描述，而是只表示这个字自身。由于语言是一体，而使用语言是人类一种自发的实践，是一个人在出生以后，随着自身的成长，跟着身边的人自然而然学习、掌握并运用自如的一种能力。因此在日常表达和交流中，人们并不一定会有意识地区别对事物的表达，对认识的表达，对语言的表达等等。因此这些表达常常交织在一起，是混淆不分的。而且一般来说，它们在交际中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哲学讨论中，不区别这样的层次，就会出问题。比如著名的说谎者悖论：“我说谎”，问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这里的问题出在用“真的”来表述“我说谎”这句话，实质却与语言的层次有关，因为这里牵涉到用语言谈论语言。
既然是分析语言，把语言作为对象来谈论，就要对语言有一个认识；但是，如果不进行分析，人们对语言是无法认识的。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分析语言的问题，即如何着手进行分析。人们可以自如地使用语言，因此可以说对语言本身有一种直观的认识，哪怕仅仅是笼统的认识或常识的认识。比如，语词可以表示事物、性质、关系，句子可以表达事物有什么性质，事物之间有什么关系等等。这些认识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言。语言学对语言有专门的研究，比如关于音韵的研究，关于语法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言。心理学对语言也有研究，比如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表达与心理活动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语言。除此之外，在哲学研究中，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使用逻辑方法，依赖逻辑方法来进行分析。因为人们认识到并且相信逻辑是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也是非常可靠的方法。而当人们依靠逻辑来分析语言的时候，一定会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语言，运用逻辑的理论成果来分析语言，最终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应该看到，这一点并非在分析哲学中才是这样，而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如此。
这里有两点必须要说明。第一，逻辑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语言分析的形态。逻辑是研究有效推理的，因此逻辑研究的东西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它一定是一种从前提到结论的结构；二是这种结构要有保真的性质，即从前提的真一定可以得到结论的真。关于有效推理，这样说一说非常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概略地说，前提与结论之间是一种结构，每一个前提和结论各有自身的结构，前提与前提的组合也形成不同的结构，所有这些结构相互之间构成非常复杂的关系。正是这些复杂的结构决定了如何能够从真的前提一定可以得到真的结论。逻辑研究这样的东西，并且基于这样的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内容。因此，用逻辑来分析语言，一定会反映出这些理论内容的特征。这主要就是，对语言中推理的分析自然会依据逻辑中关于推理的描述；对语言中句子的分析会依据逻辑中关于前提或结论的结构的刻画；而且这两类分析都会围绕着真这一概念或者密切联系着真这一概念来进行。
第二，不同的逻辑会导致不同的语言分析。逻辑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逻辑到弗雷格逻辑的转变，即从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巨大的，对哲学也造成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前面我们强调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在强调现代逻辑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为了说明这里的区别，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传统逻辑和一阶逻辑。为了简便，我们看一看它们的语言。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语言大致会如下：
括号中的语言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不是明确给出的，而是后来在传统逻辑中明确给出的。
一阶逻辑一般会有如下语言（不考虑“函数”“项”和“等词”等等）：
命题联结词：
，
，
，→，
量词：
，
（真值符号：T，
）
括号中的语言不是弗雷格逻辑中明确给出的，而是今天一阶逻辑中普遍给出的。但是弗雷格给出的第一个符号包含着对“真”的说明，因而实际上可以说给出了“T”这个符号。充其量只能说，他没有关于语义的系统而完满的说明。
以上两种语言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是句法上的区别。比如，传统逻辑只有词项变元S, P等等，这样它就只能构造“S是P”和“S不是P”这样的句子，这样一来，它的量词也只是对主项的限定，比如“所有S是P”。因此它的S和P只能表示类，它无法表达含有名字的句子，无法表达表示关系的句子，也无法表示出量词的不同层次。而一阶逻辑有个体常元，它们相当于自然语言中的名字，这样它可以表达个体事物或对象。虽然一阶逻辑中的谓词表达的是类，有些类似于传统逻辑中的词项变元，但是由于有名字，因此它可以通过名字的个数的区别来表达性质和关系，比如一个谓词加一个名字表达的是性质，如“Fa”，加两个（以上）名字表达的是关系，比如“Fab”，而且通过名字的次序来确切地表达关系，比如“Fab”与“Fba”表示不同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可以看到，一阶逻辑中有个体变元，而在自然语言中没有相应的表达。但是它与谓词和量词符号相结合，却更好地体现了谓词和量词的特征，表达了自然语言中的一些东西。与谓词符号结合，形成开语句，比如“Fx”，在自然语言中相应的即是谓词本身，而不是一个句子，因而没有真假，比如“……发展变化的”。与量词符号相结合，则形成闭语句，比如“xFx”，由此表明这里的谓词处于一定的范围，不是任意的，在自然语言中相应的即是一个句子，因此就有了真假。比如“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另一方面是语义上的区别。一阶逻辑中有真值符号，即日常语言中通常所说的真和假。在传统逻辑中，关于真假的讨论也不是没有，但是由于没有区别句法和语义，二者是混淆在一起的，因此对真假的认识不是那样清楚。而在一阶逻辑中，由于区别了句法和语义，不仅对真假有了更明确的讨论和认识，而且建立和发展起关于语义的理论，即逻辑语义学。关于真这个概念，在自然语言中也有相应的表达，即“是真的”。它在逻辑中不能被指派到谓词，比如“Fx”，而只能被指派到句子，比如“Fa”，“xFx”，“p”等等。有了这样的语言和理论，我们不仅可以表达相应的自然语言，而且可以获得对自然语言中相关用法的更深刻的认识。
从这两方面的区别还可以引申出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由于传统逻辑缺乏语义方面的明确说明，因此在应用它进行语言分析的时候，不一定会把真这一概念始终放在核心的位置。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本句式是“S是P”，因此也是建立在关于句子的分析之上的。但是由于它缺乏明确的语义说明，因此没有使真这个概念凸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在哲学分析中无疑会有关于真的论述，也会围绕着句子来考虑。但是缺乏明确的逻辑观念，同样是从“S是P”这样的句式出发，却不一定会考虑真，也不一定会围绕着句子来考虑。在西方哲学史上，考虑主项如何，谓项如何，或者甚至仅仅考虑其中那个“是”如何的哲学家并不是少数。相比之下，一阶逻辑明显不同。由于一阶逻辑有明确的语义概念，因此在应用一阶逻辑分析语言的时候，就会考虑真这个概念，并且会突出这个概念，甚至会把它放在首位。这里的意义在于：与真相关的句法一定是：“Fa”，“xFx”，“p”等，以及在此基础上通过命题联结词构造起来的句子。而“Fa”，“xFx”，“p”这三类符号，用逻辑术语来说叫合适公式，但是在分析语言的时候，与它们相应的是什么呢？是句子！也就是说，有了逻辑语义的说明，运用逻辑进行分析，自然会把句子放在首位，因而会突出句子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不仅逻辑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语言分析的形态，不同的逻辑会导致不同的语言分析，而且这两点也是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围绕着句子进行分析，从句子出发来分析语言，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着深刻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