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互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以民主和法治为框架的政治文明二元结构中，过分强调了民主常会挤掉法治的空间，而过分强调法治亦会扼杀民主的活力。由此看来，无论是“民主优位”还是“法治优位”，其极端形式都会使政治文明的发展畸形。就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弥补革命时期两种模式存在的缺陷，发展一种民主与法治均衡的模式成为西方政治文明对其他政治文明最为有益的启发。

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制宪会议前，麦迪逊“强烈地认为，国家的权力应该由国家的立法机关来实行……”然而，在制宪会议期间，他对这一立场的怀疑却“越来越强烈了”。[85]尽管麦迪逊宣称“在政府应该为社会提供安全、自由与幸福这一实质精神上”他“决不会退缩”，[86]但无论是制定宪法还是争取批准宪法，麦迪逊均站在了联邦党人的行列。如果说这一转变顺应了美国革命由民主转向法治的话，那么，麦迪逊在宪法通过后转而加入杰斐逊的阵营则引领了美国政治由“贵族共和”向“民主共和”过渡的潮流，[87]美国精英民主传统的伟大思想家转而成为对美国大众民主传统做出最伟大贡献的思想家。[88]

麦迪逊的转变成为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微缩景观”。就美国情况来看，民主共和党人赢得了1800年的选举，杰斐逊当选总统，掀起了所谓的“1800年革命”。民主共和党人执政在很大程度上改革了联邦党时期的司法体系，增强了美国宪政的民主性。在杰斐逊、麦迪逊等人的领导下，美国人民很快就“创造了一个更加民主的共和政体”，“几乎立即改变了制宪者们原先创立的宪政体系。”[89]

我们看到，主张限制权力，保障权利的自由主义正是在同民主的结盟中受益。美国学者巴伯（Benjamin Barber）指出：

1688年以来，自由主义在其不稳固但却常常是辉煌的政治史中，促进了许多联盟：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革命与官僚、启蒙与浪漫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国家主义。但是，没有哪一个联盟能比它与民主的结盟更使它受益。[90]

事实上，正如美国政治思想家克罗利（Herbert Croly）看到的那样，自由的“朋友”对民主常常并不友好，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甚至使人们相信，“公民的和政治的自由依赖于对人民主权的否认和对选举的严格限制”。[91]以强调法治为核心的自由主义逐渐改造自身，在不断接受民主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这在自由放任遭受挫折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美国的“新政时期”，人们要求在集体自决中对自然权利的正当性进行辩论，把“高度的可信度”与“高度的协商”结合起来。孙斯坦在分析这一趋势时指出：

新政者期望有一种由公民和代表对公法的基本制度进行协商决策并通过反应迅速却很专业的机构进行运作的制度。摒弃不民主普通法秩序维持制度和通过法官确立的宪法体制，代之以服从公众政治意愿和贯彻公众指令的新的规范制度。[92]

作为对这一观念的反动，在美国新政时期，人们发展了一种被派尔斯（Richard Pells）称为“民主集体主义”[93]的观念以弥补传统个人主义暴露出来的种种缺陷。克罗利认为，美国人民的希望在于“实现某种程度的纪律而不是经济自由的最大化；个人的服从和自制而不是个人难填的欲壑”。[94]杜威（John Dewey）亦认为，个性回归之路在于“不再将社会合作和个体对立起来”，社会合作才是建设新的个体性的基础。[95]“对人性之能量的信赖，对人的理智，对集中的合作性的经验之力量的信赖”成为民主的基础，[96]而“民主的共同体”则成了美国人的追求。[97]

与英美自由主义接受民主相反，欧洲大陆的思想界却在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检讨“民主革命”之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场反思成为保守主义的源头活水，它串起了一条自柏克（Edmund Burke）、德·迈斯特（De Maistre）及其追随者和盟友直到后来的法国的勒庞、西班牙的奥尔特加（Jose Ortega）、英国的梅因（Henry Maine）等一系列保守主义思想家绵延不绝的线索。贬低大众的精英主义让莫斯卡（Gaetano Mosca）、帕雷托（Vilfredo Pareto）、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的理论甚嚣尘上，而贬低理性的非理性主义则使泰勒（Taylor）、勒庞、尼采（Friederich Wihelm Nietzsche）、柏格森（Henri Bergson）、狄骥（Leon Duguit）等人的学说大行其道。

不仅如此，“对暴民的恐惧，对无产者的恐惧”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题。[98]在民主问题上的一致性甚至模糊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边界。“对多数可能利用政府权力施行虐政的恐惧”显得“既真实又急切。”[99]民主带来的多数暴政成为托克维尔、密尔（John Stuart Mill）这些自由主义者不断咀嚼的主题，它划清了欧洲自由主义向消极自由退守的轨迹。

如果说启蒙主义是“宗教禁欲主义那大笑着的继承者”，那么，人们看到的是，这一继承者“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100]留给人们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实现它所宣布的大部分目标，它的失败“标志着法国启蒙运动作为一种运动和思想体系的终结”[101]。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揭开了欧洲历史的另一页，[102]它把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终点变成了一系列以“非理性”“非民主”为标志的混乱思想的开始。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变得疑窦重重，博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就在此时，平等的原则却在毫无节制地疯长”。[103]在19世纪，人们很难在欧洲大陆找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了。法国政治思想史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曾对此大惑不解，他无可奈何地指出：“几乎所有19世纪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主义者。当我写《十九世纪的政治思想家》一书时，这令我十分沮丧。我找不到什么人曾经是民主主义者，尽管我很想找到这么一位，以便我能介绍他所阐述的民主学说。”[104]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迈斯特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任务就是毁灭18世纪曾经建立起来的一切。[105]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形成的“民主优位”和“法治优位”两种模式各自“进补”，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这段时间里形成了一种反方向的思想运动。在时间不尽相同但却基本类似的运动中，民主与法治不断地走向融合：在英美，新自由主义运动的全面展开，人们迫不及待地撕下“原子”个人主义（atomic individualism）的冷漠面具，热情地拥抱民主；在欧洲大陆，保守主义的潮流却使欧洲思想界一片冷清，陷入了对法国大革命的长久反思，渴望着法治秩序的建立。就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它所昭示的正是以冲突为动力、以“对立—互动”为特征的演进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