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兴国家外交决策综合研究

第一节
新兴国家研究的缘起

一、中国关于新兴国家的研究

新兴国家是个较新的国际政治概念，新兴国家研究是个较新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全世界关于新兴国家并无权威、统一的认识，关于新兴国家的研究领域也没有比较一致的认定。

从学术研究的缘起分析，新兴国家被国际政治界注意大致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作为历史潮流的反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政治和民族解放，并初步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从这时起，有高度前瞻力的政治家们已经将眼光聚集到国际政治中这类虽小但崭新兴起的力量上。

1946年8月，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¹⁾当时“冷战”刚刚开始，全世界的关注点都集中在美国在欧洲地区对苏联及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封锁和遏制上。毛泽东却已经注意到世界上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集团之外，还有“极其辽阔的地带”，在这里有可能出现新兴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既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意味着一个文明古国获得了新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初的十年，受“冷战”格局影响，新中国外交的重点主要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打破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上。但新中国领导人此时的国际视野始终包含着亚、非、拉新兴国家的出现，而且有许多创新性研究。例如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国际力量划分上正式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概念，他是世界上首次提出“中间地带理论”的国际政治家。⁽²⁾在这个理论中关于国际力量的划分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应该包括这样一类新兴国家，“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像印度、印尼、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³⁾正是在这种具有前瞻性理念的指导下，新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放在和亚、非新兴国家的外交关系上，放在推动亚、非新兴国家的团结合作上。

例如，新中国积极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⁴⁾召开的“万隆会议”，并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一批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在1961年形成不结盟运动，标志着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外，又一类具有时代特点且对“冷战”格局有冲击意义的新兴力量开始兴起。

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已经出现“新兴力量”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该概念主要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并且在国际政治中倾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主张和新中国友好的亚非国家。具体包括印度尼西亚、埃及、柬埔寨等一批国家。这类“新兴力量”国家和1961年之后登上国际舞台的“不结盟国家”有交叉、有一致。不过“不结盟国家”的划分主要以对两大阵营的态度为标准，即不和两大阵营结成同盟。“新兴力量”含有发展、成长的空间，并且存在前途广大的预期。

新中国和这类“新兴力量”国家之间以外交关系为代表的综合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新中国和“新兴力量”国家互相支持，在经济、贸易等领域合作不断，甚至在国际体育赛事中有引人关注的成果。例如，1963年11月10—2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这是一个由新兴力量国家及地区参加的运动会。它是经当时在任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倡议，由柬埔寨、中国、几内亚、印度尼西亚、伊拉克、马里、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苏联等十国代表及锡兰（今斯里兰卡）、南斯拉夫的观察员在雅加达召开会议而决定举办的。参加运动会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运动员。⁽⁵⁾

1960年之后，中国、苏联两党两国关系发生戏剧性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独立的“新兴力量”。新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力量认识划分的研究不断加深，对国际形势高度关注。例如，1962年1月毛泽东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时提出：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⁶⁾到1963年9月和1964年1月毛泽东就正式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⁷⁾至此，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基本建立。

另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中国开始了研究基地的建设。⁽⁸⁾1964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各设立一个国际政治系。这三个国际政治系的研究重点各有侧重，其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侧重研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及新独立国家。另外，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负责对外联络或工作的几个部门也有若干个机构专门研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在这个时期，西方及苏联等国家也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和新兴力量的出现。对这些研究及成果，中国领导人和相关研究机构给予了相当的专注。例如对法国政界和学术界关于建立“第三世界”的学说，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并且有研究评论：“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⁹⁾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使用过“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的提法。⁽¹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陷入十年内乱状况。然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思考研究并没有停止，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例如，毛泽东在1970年就有“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的提法。⁽¹¹⁾经过多年的思索观察，毛泽东在自己已经提出20多年的“中间地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冷战”格局进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新阶段的最新国际形势变化，在1974年2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¹²⁾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他晚年提出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在世界上传播广泛。⁽¹³⁾毛泽东当时提出该理论主要是根据世界政治力量相互关系及存在状态，以美苏争霸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为主要斗争目标。这一理论主要是从国际政治角度出发提出的，毛泽东确定以美苏为一方，以全世界人民为另一方的战略布局，将世界和平的积极推动方确定在第三世界，反映了他重视亚、非、拉新兴力量的宏观认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影响了中国外交20多年时间。例如，1987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¹⁴⁾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格局结束。中国关于国际形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变化的认识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1988年年底，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得出了“世界总的局势在变”的重要结论。20世纪90年代初，他预见到世界格局将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¹⁵⁾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高度重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20世纪最后十年对新兴力量的表述中“第三世界”的提法用得比较多。

在21世纪初期，中国政府关于新兴力量国家的表述中，使用“发展中国家”的提法比较多，而“第三世界”的提法逐渐减少。

这种表述到2012年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代表性的表述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在该政治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¹⁶⁾

这是中国最高政治文件中首次将新兴力量的表述分成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部分。表明中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层次国家的变化发展有了更精准、有区别的认识。同时也表明对发展中国家中以新兴市场为发展特征的国家将成为现在和未来国际政治中重要的力量，甚至可能是引导性、决定性的力量的认识。

2014年5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欢迎前来出席第四届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各国贵宾的宴会上致辞指出：今天的亚洲，汇聚了世界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是不同制度变革创新、不同文化激荡互鉴的领先之地、活跃之地。亚洲崛起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¹⁷⁾他再次重复了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一概念。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国家这几个概念分析，核心内涵是新兴市场经济和国家，偏重新兴势头，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行为主体分为经济体和国家两个层次。

二、西方国家关于新兴国家的研究

国际上关于亚、非、拉新兴力量研究中，由于政治立场不同，各类国家各派别学者的研究取向各有不同。在西方主要分成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各强国和社会上独立的大学及研究机构所进行的研究。

由于对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轻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成为阻挡被压迫民族解放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独立的逆历史国际潮流的反动力量。它们在国际上进行着重返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如法国在印度支那半岛、北非阿尔及利亚等地发动的殖民战争。英国在非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地进行的殖民战争。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比利时在非洲的刚果等，西班牙、葡萄牙等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都在进行殖民战争和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活动。其中，美国除支持上述西方国家外，本国也一直进行着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扩大势力范围的活动。

因而，西方国家政府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未来发展方向和历史国际潮流的认识在战后初期有相当大的偏差。例如，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洲、非洲新兴国家发起召开的大型国际会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只有亚非国家参加而不邀请它们参加的这一会议极尽贬低、多方挑拨，希望会议失败。“美国舆论界在会前散布了大量有关会议的悲观论调，称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¹⁸⁾。结果这次会议在通过《万隆宣言》后获得成功。美国官方对亚洲、非洲新兴国家敌视和轻视的政治态度持续了多年，也付出了外交战略错误的巨大代价。

但是，西方和美国的研究界还是长期坚持着对亚洲、非洲新兴国家的学术研究。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美国波士顿的哈佛大学等学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亚洲、非洲新兴国家的学术研究一直在进行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致力亚洲、非洲国家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有上百年历史。该院为亚洲、非洲等几十个国家培养的毕业生有近百名担任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又如，哈佛大学在战后最初十年对亚洲、非洲新兴国家的学术研究方面动作不大，研究多以学者为中心零散地进行。1955年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而这个研究中心的成立，使美国之前自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中国研究的细流有了集结地。东亚研究中心在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创建，创始人为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先驱者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成立后哈佛大学又成立了亚洲中心和朝鲜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实际上成为中国研究中心。费正清任该中心主任直至1973年，长达28年。在1977年他退休时，该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开拓者、西方世界中国通之前辈，费正清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影响了几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对“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也有深入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就将美国、苏联等争夺世界霸权的大国列入第一等级国家，将法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大国和美国、苏联等分开排列，将“二战”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列为一类，称之为“第三国家”。

在这种学术传统影响下，西方国家有一批研究人员坚持对西方国家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同时，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众多的囯际经济组织也需要对战后民族独立的国家经济予以研究分类。因此，像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就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并未给“发展中国家”下过定义，只是简单地把世界上人均收入靠后的2/3的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最多时有159个国家被贴上“发展中国家”的标签。⁽¹⁹⁾

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国家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JimO’Neill）⁽²⁰⁾首次提出“金砖四国”这一概念，特指几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BRIC）引用了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的英文首字母。由于该词与英语单词的砖（brick）类似，因此被称为“金砖四国”。2008—2009年，相关国家举行系列会谈和建立峰会机制，使这一概念落实为国际政治实体。2010年南非（South Africa）加入后，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并改称为“金砖国家”。“金砖四国”概念提出后，关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研究日见重视。自2005年石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开始暴涨之后，研究界提出了“石油经济体”的概念。“石油经济体”指在全世界200个左右的国家中，有像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科威特、委内瑞拉等25个纯石油、天然气产品的出口国。这类国家因石油产品价格暴涨而获利颇丰，整体实力加强，从而成为一类特殊的国际政治力量。在关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研究中，投入价值研究、长线发展研究等各种角度层出不穷。例如，2005年年底高盛集团发布的“134号投资报告”中，提出仅次于“金砖四国”发展前景的11个国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预计到2050年，以上11国的国内经济总值将比2005年猛增11倍，这11国的国内经济总值的总和将相当于该年1个美国或4个日本的国内经济总值。各个研究机构发布各种各样的报告，从不同角度发布排名、指数，如不宜投资的“迷雾六国”等。有研究机构甚至发布和新兴国家概念相对应的关于“失败国家”的报告。2005年起美国和平基金会制作、《外交政策》杂志发布“失败国家指数”，根据人权、治安、经济等12项指标评估世界各国的不稳定程度。2014年起“失败国家指数”改称“脆弱国家指数”。在这一年的指数榜上共有178个国家上榜。⁽²¹⁾由于最近几年新兴市场变化加快，相关研究也在变化。例如，由于巴西和俄罗斯经济衰退加剧，“金砖国家”魅力减退。2015年，美国高盛公司关闭了旗下的金砖国家基金。而投资新兴市场基金的经理们发现一个新的组合，“TICKs”（中国台湾、印度、中国、韩国四个国家和地区的英文首字母合写），⁽²²⁾以中国台湾、韩国取代了倚重大宗商品的巴西、俄罗斯。这个新组合表明，新兴市场和世界的特点在不停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能崛起，引来世界各国重点研究的领域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被认为是新兴国家重视教育。因为“人才出自东方”。到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和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国家的2.04亿大学生中，将有40%来自两个国家：中国、印度。美国和欧盟只占四分之一。⁽²³⁾

这些研究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在当前和未来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重视。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反映了进行研究的国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认识、定位、把握和预测。例如，2016年5月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世界发展指标”做出一个重大抉择，不再将国家区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²⁴⁾目前，这些研究成果已成为很多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