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陈锦华

2012年9月29日，我到综合开发研究院座谈，建议研究院编撰一本《中国开放报告》，系统研究中国的开放问题。我当时设想的是这样一本书：能够及时反映中国开放的理念、制度、政策和举措，能够长期跟踪分析中国开放的发展轨迹、成就和问题，能够充分展示中国开放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创新性。

这样一本书，最适合深圳来做，为什么？现在我们要向世界宣传中国，拿深圳来做样板是最有说服力的。深圳几十年以前是个“渔村”、边陲小镇，现在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开放，靠的是以开放促改革。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是中国和平崛起、快速发展的前沿标兵城市。证明中国的和平崛起，证明开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有比深圳更好的例子吗？综合开发研究院地处深圳，伴随深圳开放而成长、壮大，最有条件、也最应该研究开放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是深圳未来发展路径选择和文化、制度软实力提升的现实需要，而且对推动全国其他地区的开放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建议研究院把开放问题的研究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长期坚持做下去。

2010年，我和综合开发研究院的专家合作撰写了一本书，就是《开放与国家盛衰》。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我说过，通过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凡是追求富国强兵的国家，适应世界潮流、实行对外开放，不断调整和完善开放理念、政策和方法，制定相应的内政改革举措，消除不适合本国国情的负面影响，这个国家就充满生机和活力，经济发展，国力昌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即使国土疆域不大，也能登上世界舞台，在全球博弈中建立强势地位。相反地，实行劣政治理，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甚至闭关锁国，就必定背离世界潮流，就会思想保守，国家机体丧失活力，不能与别国互通有无、互惠发展，经济社会状况每况愈下，人民生活难以改善，在世界格局中处于劣势地位，直至被强国欺凌宰割。

回首中华民族的发展模式与开放史，自汉唐以来的历代盛世，其国力无不与对应朝代实行开明、开放政策成正相关效应，而由封闭导致国家与社会逆势而行，国策反动、积贫积弱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在晚清时期国力一落千丈，由世界首位大国败落成为受西方列国侵略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子并不完全在19世纪中期以后百年间的荏弱无能，而应溯源到18世纪后半叶的乾隆盛世。自15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500年间，中国因王朝更迭、体制和政策执行者的因循守旧，三次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包括明代海禁首次错失开放机遇，清代康乾时期再失开放机遇，晚清时期又失强国机遇。一再丧失开放机遇，错过了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的时机，最终导致国运式微。了解历史，就会发现开放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民族繁荣和人民福祉有多么重要。

回到现实，开放对于中国的发展又起了怎样的作用呢？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有几个重要的节点。第一个重要节点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第二个是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个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几个重要节点之间，中国经济获得了怎样的发展？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是3600亿元，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中国经济总量是2.7万亿元，由3000多亿元到接近3万亿元，大约用了15年。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总量是11万亿元，到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52万亿元。也就是说前20多年总共增加了10万亿元，后10年增加了40多万亿元。哪一个阶段发展最快？显然是加入WTO后的最近10年。这说明什么？说明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和平崛起和跨越发展。中国开放发展，又不断为地区和世界带来新的机遇，多方位、多层次地实行互补、互惠，造福广大合作伙伴国（地区），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增添持续的动力。

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开放对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福祉都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为什么提出研究开放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2008年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改革”讲得多，“开放”没怎么讲，讲得不够、不深、不透。实际上，改革和开放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两个轮子，二者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没有开放的改革不会走得太远，没有改革的开放将会失去底气。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习近平同志2012年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他强调要做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放是中国的长期任务，是国家的基本国策，是符合人类进步规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必然选择。

以上是我为《中国开放报告（2012—2013）》所写的序言的主要内容。现在，《中国开放褐皮书（2014—2015）》已经撰写完毕，即将公开出版。研究院的同志希望我将以前的“序言”略做修改，作为“中国开放报告”的“总序”。对于开放的内涵和开放的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我依然坚持此前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

我希望研究院要高度重视“中国开放报告”这个公共研究项目，不仅要坚持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既为推进国家的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又充分展示研究院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智库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

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