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983—1984年版）

在以色列复国的激励之下，我开始致力于写作这本书，那是35年前的1948年，首次出版则要等到八年后的1956年。从酝酿到面世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一部分原因是我要分神去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其中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48年；另一部分原因是书稿完成后，出版商不愿冒险去出版不知名作者写的相当陌生的专题。不知名作者写的未有先例的作品，很难找到热心为之投入精力的出版商。最后，纽约大学出版社决定冒险为我出书，由于他们对我的信心，这才有了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我要在此记录下对他们的感谢。

在同一片土地上，原来的民族，操着原有的语言，在经历一千九百年的流散之后，以色列复国了，这在我看来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事件。我找不到任何可类比的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犹太人的历史都是很独特的，他们是西方的历史渊源，赋予了西方一神教和伦理传统，今天西方主流宗教的创始者也是他们送来的，但他们自己却被迫背井离乡，失去了祖国，遭受着无休止的迫害，甚至于就在我们这个时代，他们差点被种族灭绝，此后才戏剧性地实现了从来没有放弃过的返回故土的梦想。回望这段奇异的历史，你必然会感觉它包含了人类历史的某种特殊意义，必然会认为犹太人是以某种方式被挑选出来讲述人类命运故事的主角，无论你是信神或是信命。

我自幼主要兴趣就在历史上，从小就把能写一本书视为最辉煌的成就，此时我突然有了可写的主题。我的主题不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因为我不具备足够的语言和背景知识；但关于那个正式将巴勒斯坦向犹太人重新开放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历史根源问题，我觉得我是能处理好的。我比较熟悉英国历史，至少知道到哪里去找资料，这部分内容在我能处理的范围之内。有经验的学者可能不愿意把写作的时间跨度从青铜时代一直延伸到贝尔福时代，可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不知畏惧地一头扎入历史之中。后来有评论家说我敢这样是因为我是自学成才的缘故。

或许我应该解释为什么没有写巴勒斯坦长达30年的托管期——一直延续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又为什么在度过了30年的动荡岁月之后，仍然没有把这段历史补齐。个中缘由基于我眼中历史学家的功能。写历史的人做不到绝对客观，除非人可以断绝独立的观点、情感和判断。但至少应该尽可能地保持距离。就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命运而言，我无法在情感上超然物外。这对记者来说可能是允许的，或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记者要强烈地表达拥护或反对，但历史学家不能这样工作。在出版社的要求下，我确实试过写到1948年托管期结束，但我发现我的行文充满火药味。英国背叛了他们建立民族家园的初衷，违背了白皮书的政策，与阿拉伯人共谋，强行阻拦“出埃及”号并向在塞浦路斯新建的拘留营里填满逃离希特勒的犹太人，最后在撤离时鼓励阿拉伯人发动针对以色列人的攻击，这些事说起来无法不让我义愤填膺。历史学家不适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我为这段历史写的部分与本书的其他部分完全不一致，破坏了本书的整体价值。我放弃了这一部分，并维持了在1918年结束这一最初安排。

1948年以后，国家和领土使犹太民族的状态发生了两个转变。他们自公元70年之后第一次不再流浪，不再背井离乡，不再是外国土地上的寄居者。他们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主权，这使他们发生了变化。他们有能力为自己谋利益了，可以制定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即使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没有国家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他们至少在做自己的主人，就如同他们的祖先摩西和马加比（Maccabees）一样。

这种变化反映在背井离乡的犹太人的地位上，并不是非犹太人改变了对他们的态度，而是犹太人对自己的态度改变了，这一点很重要。以色列的主权，给了犹太人尊严、信心和自尊，让他们挺直了腰板，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在长达20个世纪中，犹太人没有国家的保护，他们是任人迫害的对象，如今不是了，这倒不是因为反犹太主义将会消失——仍然会有社会由于各种原因受到扰动，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拿犹太人出气——而是因为犹太人不再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了。懦弱和无助引来迫害，但自从犹太人再次拥有了主权，以色列国内外的犹太人便获得了自卫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个转变是负面的，建国的必然结果是使犹太国变得像其他国家一样。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卫，犹太人必须利用这个世界通行的办法，仰赖武力去抵御邻居的武力威胁。没有条件实现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那种建立一个富饶、和平的国家的梦想。由于生存受到威胁，以色列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比周围的敌人更有效地使用武力。这引发了各国的道德愤慨，就好像以色列向国际关系和人类事务中引入了什么新的暴行一样。以色列人在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定居点引发了健忘的美国人的谴责，他们忘了当年自己是如何在毫无生存之忧的情况下定居进而吞并得克萨斯的。

生存一直是犹太人的最高原则，因为有犹太十支派的流散，有犹太圣殿的第一次倒塌，有巴比伦流亡、罗马人的征服、第二次流亡，以及贯穿多个世纪的基督教的长期敌视和迫害。在以色列终于获得再生的今天，这个原则恐怕不会被舍弃，即使哈科沃·蒂梅尔曼捶胸顿足。变成正常国家是一个悲剧，但这是为防止以色列消失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再次消失是更大的悲剧。

巴巴拉·塔奇曼

于科斯科布，康涅狄格州

198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