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宪与专制、维新与守旧的激烈冲突，戊戌变法失败

1898年春夏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日趋激烈。光绪皇帝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向慈禧太后夺权，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6月16日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大计，并赐予专折奏事的特权。百日维新期间，根据维新派的建议，光绪皇帝颁发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新政诏谕。如：设立农工商局，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统管邮政事宜；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改革科举制度，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精练海陆军，裁撤绿营；力行保甲；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叠的机构；允许士民上书言事；令各直省督抚保荐人才；准许满人自谋生计，等等。其中，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被视为开国会的准备，因而是百日维新期间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举措。为此，光绪皇帝迭下诏谕严申，官员阻格士民上书言事者，以违旨惩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就因“阻格司员王照条陈”，而被革职。至于维新派长期奔走呼号、梦寐以求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主张，在百日维新期间未及实施，政变已经发生。

由于维新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在某些方面是对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是资产阶级上层要求在国家中取得一定地位而对封建统治者固有特权的侵夺，如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所强调的“变法”尤须“变人”，即选拔人才，辅佐新政，取代“老耄守旧之人”，因此是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以维新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同以顽固派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大官僚，在思想、政治各个领域都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为了对抗维新派关于变法理论的宣传，张之洞于1898年3月作《劝学篇》，继续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老调，坚持祖宗“法制不可轻变”。一些权贵们甚至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他们痛诋维新派所宣扬的“民权”主张。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101]叶德辉、王先谦在他们编著的《翼教丛编》中，以卫道者的口吻说：“创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102]有人还以孙中山发动的广州起义为例借题发挥，力图为“君权不尊，民气嚣然”“民主万不可设，民权万不可重，议院不可变通”[103]的观点进行辩解。

顽固派还针对维新派提倡学习西方文化、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校、推行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培养新政人才等主张，进行攻击，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104]“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特别求门径也。”[105]

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与顽固派的交锋中，以新学为理论武器，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以君主立宪为目标，驳斥了顽固派的各种攻击。尽管他们在变法维新、提倡民权、反对封建文化上都暴露出了严重的弱点，没有也不可能在思想、政治上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但在当时的确使广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一次解放，为变法维新运动作了重要的舆论准备。但是，思想上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随着学会的兴起，双方展开了愈演愈烈的斗争。

当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受到顿挫而无法上达的时候，他暂且把注意力转向“国民”，企图借创设学会、办报纸，加强宣传，以扩大变法的社会基础。梁启超曾追忆说：“此书既不克上达，康有为以为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振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106]不言而喻，他们笔下的“国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上层与官僚士绅。

1895年，康有为在北京创办“强学会”，并在上海设立强学会分会。同时，刊行《中外纪闻》报，附于官报（即宫门钞）分送给朝臣、士大夫，鼓吹维新变法。一时之间，声势颇盛，维新派在北京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但是，顽固派不允许维新派有组织地公开活动下去。1896年2月，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由慈禧太后逼迫光绪下令严禁，帝党官僚文廷式以“议论时政”被革职，《中外纪闻》报被查封。但是，中日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使得顽固派的高压政策既无法遏制维新运动的发展，也消除不了他们所深忌的“植党”和“处士横议”。北京强学会在被迫解散以后，改设官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和报刊文章，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上海则创办了《时务报》（旬刊），由梁启超担任主编，成为名噪一时的宣传利器。此外，遍及各省的学会、学堂纷纷兴起。据统计，1898年全国共有报馆91个，学会87个，学堂131个。这说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维新运动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通过组织学会、刊行报纸，广泛介绍了西学，讨论了过去绝对不许触及的专制政体问题。这对于启发民智、激扬士气、推动“自由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897年年底，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俄国要求租借旅顺、大连，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掀起了国际瓜分的狂潮。次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保国会，以“救亡图存”为号召，以保国、保种、保教（保卫圣教）为宗旨。保国会规模较强学会扩大，政治色彩也较强学会浓厚。保国会不仅在北京、上海设总会，还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并规定了总会与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以及会员的入会手续和权利等。这个由各省维新派人士组织的学会的综合体已经是初具领导中心的全国性组织，参加者以士大夫和中下层官吏为主，有些富商大贾也列名会籍。在保国会的推动下，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维新变法的空气十分浓厚。保国会也因此更加被顽固派所忌，他们制造了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天下皆为人所保，天下不从此分裂乎”的种种谰言。尽管光绪皇帝为之解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并将肆行弹劾的御史文悌革职，阻止了顽固派对保国会的进一步追究，但迫于顽固派的实际威胁和强大压力，保国会陷于瓦解状态。这是戊戌政变前顽固派和维新派的一次公开冲突。在这次较量中，只是从皇帝、官僚、缙绅、士大夫中寻求保国力量的维新派，仓皇败下阵来。这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软弱性。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顽固派和维新派围绕权力而展开的斗争也达到白热化程度。尽管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除旧”“布新”上谕完全没有触及封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也只是停留在纸上的空话，没有力量变成现实，但在宁肯亡国也不肯改变“祖宗之法”的顽固派看来，仍然是对他们手中权力的侵夺。当维新派提出以制度局代行议会职权而推行新政时，顽固派非常敏感地意识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107]极力予以抵制。百日维新期间，一切拟旨、出谕事宜皆出于参与机要的维新派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之手，军机大臣只能办理日常例行公事，“不能赞置一词”。[108]这种大权旁落类似伴食宰相的处境，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咸忿忿不平，怒眦欲裂于此四臣矣。”[109]

作为顽固派靠山的慈禧太后，在救亡、自强、图存的问题上，容忍了戊戌维新运动的开展。但她的底线是“无违祖制”，越过了这个底线的言行，便成为不可容忍的叛逆。百日维新期间，慈禧太后一方面鼓励顽固派大臣公开抵制维新上谕，要他们“既不可行之事，只管议驳”。[110]正是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庆亲王奕劻对于设制度局一事“宁可忤旨”也拼命对抗。管理吏部的大臣徐桐公然抵制裁并六部司官的上谕，说：“先革去老夫，徐议未晚。”[111]为了反对开设议院等机构变革，顽固派还制造了“裁撤六部九卿，而设立鬼子衙门，用鬼子办事”[112]的流言飞语，进行抵制，在北京城内造成很大的混乱。戊戌殉难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深有感触地说：“夫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诚非一二言所能转移也。”[113]另一方面，通过人事安排，控制要害部门，削弱维新派的实力。在“诏定国是”后两天，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的师父——赞助新政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驱逐回籍，发出了向新政反扑的信号，使光绪皇帝“惊魂万里”。在“诏定国是”后四天，慈禧太后又下令新任二品以上大臣均须向她谢恩，从而控制了人事大权。随后，又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辖三军（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崇伊兼步军统领，掌握京畿一带的武装力量。面对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攻势，无权无勇、处境狼狈的光绪皇帝和维新派被迫进行了一些反击。例如，7月初，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参礼部尚书许应骙“守旧愚谬，阻挠新政”，光绪皇帝命许应骙明白回奏，以示警告。7月8日，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宋伯鲁、杨深秀等“结党攻讦”，又受到光绪皇帝的斥责。9月9日，光绪皇帝借题发挥，利用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条陈，而将该部尚书侍郎六人全部革职。这是对顽固派的一次大反攻，从而把权力之争推上了顶峰，加速了政变的到来。9 月21日，慈禧太后凭借手中紧紧控制的政权和军队发动了宫廷政变，即所谓“戊戌政变”，向着还没有立稳脚跟的维新派开火了——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灜台；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康、梁逃亡海外；一些支持维新派的官僚或被充军，或被解职。曾经对于改良政治抱有极大幻想的维新派，顷刻之间作鸟兽散；变法图强实行君主立宪的理想，冰消瓦解。所有的“新政”，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一律被废除。一度受到新政压抑的顽固派官僚，重又弹冠相庆，欢呼旧秩序的恢复。历史雄辩地证明：争取民主政治和宪法，是一场震动全社会的流血不流血的艰巨斗争，绝不是纸上谈兵所能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