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传统商法中商主体的界定标准

在法国，商法典是以商行为为基点来界定商主体的，根据《法国商法典》第L121-1条之规定，商人是指实施商行为并以其为经常性职业的人。^[5]德国商法虽然确立了“商人中心主义”，规定只有商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才属于商事经营，才可视为商行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若行为人从事了商事经营，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获得商人资格。只不过他们获得商人资格的方式、程序，尤其是法律依据不一样而已。^[6]另外，在日本，参与原始产业以外的民事公司、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在经营运输等特定事业时，公益法人在营利事业中，将其获得的收益用于本来事业时，也可以视为商人。^[7]我国澳门特区则将商主体限定为商业企业。在韩国，利用店铺或者其他类似设施，以商人的方法进行营业的人，也视为商人。由此可见，尽管各国（地区）商法均以商主体与商行为作为商法规范的基础，但在商主体的具体构成上却差异甚巨。因此，要想通过对各国商法关于商主体规定的比较，归纳出商主体共同的能力要素、资格要求及法律人格要素等方面的规律性内容，从而为我国商主体立法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是不现实的。

一方面，商法具有国际性，另一方面，商法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其自身特性。具体来说，因应于商品交易的共性及其共同要求，商法具有国际性；但商法又是在各国商事习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缺乏民法那样的共同的罗马法理论基础。因此，各个国家商法差异较大，就不足为怪了。重要的是，各自的规定能否适应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能否较好地解决市场交易中的各种矛盾。尽管有许多学者认为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难以适应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力荐其改行民商合一的“先进立法例”，以遵循“时代潮流”；但实践证明，除意大利等极少数国家将商法典的内容纳入新的民法典中之外，许多国家在经过一些必要的修订后，商法典仍然在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无废止之意。

作为市场交易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主体的内涵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以适应经济生活的客观要求。商法作为一国商事习惯的产物，本身还具有极浓的民族色彩。因此，各国商主体立法差异较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创制阶段，许多制度不是来自长期的经济生活实践，而是直接由法律创设的。因而我国商法相对缺乏源生性的生命力，或者说非基于商事习惯而创设的制度，或许并不是非常科学的。基于此，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遵循各国商主体立法的共同原则，构建我国商主体制度并界定其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