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不着边际地议论下去,我们悠长的“饼mochi”的故事就无法开始了。趁此春光明媚,不如做点有意思的事情,将我们令人吃惊的幼稚的疑惑展现出来,期待未来的比较和协作所带来的宏大成果吧。日本人长期以来以家为重的习性,以及似乎与之有所关联的以农为本的格言,只要观察一下如今尚存的“产土神”“氏神”的信仰,便可以对其一端略有理解。曾几何时,神社无论级别高低、规模大小,都与“祖灵信仰”密不可分。即使其后历经变迁,迎祭了他处的大神,其主神与居民之间以祖灵为中介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一乡的祸福,无不与祖灵相关。而随着中世兴起的“引导”[5]风俗,葬礼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现实中,身边的亡魂至少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之间,都在佛教僧人的管理之下。子孙后裔奉仕“幽界”的方法也分为了两类:盆节与正月。这成为完全不同的两种祭祀。而村落的神社,又与这两种都不相同,以第三种所谓感应奇瑞之力来指导人们。这些是仅凭旧有的史学方法也可以被证明的事实。而我们想知道的是,是否真如这样表面的逻辑,无论何处的乡土都均等地接受着三种精灵分别的统治,还是在有些地方,仍然存在若干暗中认同更古老思维的现象?这当然不是少数清醒者或是迷茫者的问题。在极为寻常的普通居民的心中,将他们紧紧地与生育他们的家连在一起的那个作用力,正是我们想了解的对象,也是有益于我们学问的问题。

也许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在乡人之间获得无数的材料,但我是外人,难以捕捉机会。于是我尝试用另一种办法,确定了最为单纯的目标。这就是考察所谓有形文化中较为稳定不变的、只在仪式之时才制作的食物。关于打糍粑的机会,直至今天日本各地都是有其规矩的。根据时机的不同,其形状、名称也都各有定法,不容有误。在规定时机之外听到打糍粑的杵声,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人们甚至会怀疑自己的耳朵。正月与“饼”的关系,已无须赘述。其他如村落神社的祭典之日,大都要敬献与正月时形状相同的“御镜饼”,还有新建房屋时的“上梁饼”,结婚或是孩子出生时也有不少地方有打糍粑的习惯。因此,也有人认为“饼”是祝贺用的。但比较这些事例,已经难以得出其共同的动机,更何况还有用于凶事的“四十九饼”“耳塞饼”等。冲绳是与我们[6]较早分家的兄弟,情况更为极端,喜事绝不用“饼”,正月也见不到“饼”,只有在十二月八日等祭祀祖先的时候才特别制作一种“鬼饼”。因此,就日本全国而言,“饼”何时制作,又为何而制作,绝非已经无须解答的愚蠢问题。我们甚至有必要将其在各种机会的用途与名称、伴随的各种禁忌与条件,特别是形状与分配方法等,详细制成表格,比较其异同。并且如果可能,以直接的当事人为对象,询问他们各自对其理由的想法。《社会事汇》《百科辞典》等书,将有关京都或江户生活的记录东拼西凑,作为日本全国的风俗而叙述议论,已经颇为可笑,而大多数乡土志的写作者不但转引传抄,甚至觉得自己的乡土传承有误,反过来加以订正,这就更为滑稽。孤立的乡土研究往往轻视本地的资料,这甚至加速了资料的损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