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近代的卫生已非中国传统的养生之道，而是在翻译西方hygiene后具备了新意义，其含义在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不断丰富，逐渐形成包含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覆盖城市空间各个角落，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紧密相连的具有宽泛外延的知识。
卫生能够保障个人的生命和健康，并通过群体的健康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这对于存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的近代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识分子怀着富强国家和振兴民族的理想，一方面看到西方国家不遗余力推动卫生取得的成效，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抱着怀疑和悲观的态度，在基于卫生对民众和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下，本应代表“社会”一方的知识分子却将卫生施行的主动权交给了政府，并大声呼吁、迫切希望以统一和强制的行政权力，对未有卫生自觉的民众进行监督和约束。由此可见，卫生论述是近代民族国家论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其肯定国家以卫生为由对民众进行强制干预的正当性，这对行政权力确立合法性和增强统治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近代的卫生将个人的身体状况关联至社会群体的健康和国家民族的强弱，强调个人对于公共事业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须知二十世纪为理性的时代，波流所届，无论何人，果欲于空间上，保持其原有地位；于时间上，维持其固有价值；必对于公共事业，有所致力，有所贡献。苟不尔者，于时代则谓之为落伍；于社会则谓之为蠡贼；决不容有幸存之理。”[76]卫生的公共性质，以及知识分子对其“社会化”的论述有助于推动社会公共性的形成和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但由于其“国家化”得到了更多强调，这也使得卫生的普及过程中行政权力扩张的态势更为彰显。
[1] 赖斗岩：《公共卫生概要》，1～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
[2] 陈方之：《卫生学与卫生行政》，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 陈方之：《卫生学与卫生行政》，1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4] 参见M.W.Flinn，Public Health Reform in Britain，London，Macmillan and Co Ltd，1968.
[5] 刘士永：《公共卫生（Public Health）：近代华人社会里的新兴西方观念》，见祝平一编：《健康与社会——华人卫生新史》，13页，台北，联经出版社，2013。
[6] [德]托马斯·格林格尔、罗尔夫·施姆克：《德国医疗保险体系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渐行渐远的“俾斯麦模式”》，苏健译，载《江海学刊》，2013（5）。
[7] 王先谦：《庄子集解》，200～20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嘉约翰校正，尹端模笔译：《医理略述》，载《格致汇编》，29～37页，1891。
[9] [英]真司腾撰：《化学卫生论》，傅兰雅口译，重镌本，1页，上海，格致书室，1890。
[10] 《〈中外卫生要旨〉序》，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116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1] 长与专斋：《松香私志》，转引自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2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 罗芙芸对日文和英文文献的大量考察，展示了当时日本翻译和使用“卫生”的情况，参见[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154～171页。
[13] 傅云龙：《游历日本余纪》，见罗森等：《早期日本游记五种》，134～13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4] 此处借鉴了黄兴涛的观点，其提出了近代新名词创造中存在的“断裂性滋补”现象：“而在利用旧的汉字大量创造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词的时候，又势必首先在某种程度上与其部分语言传统——如字义的训诂实行一定程度的‘断裂’，才能保证其呈现的外形和内涵真正区别和超越于传统，从而实现整体性的大幅度转换，提供一种新的发展平台，完成一种更为久远的延续。在这方面，作为文化最基本成分的语言词汇变革或许较文化的其他部分更具象征性。其中所蕴涵的那种外来的‘中介性’需要，也显得格外的微妙和特色鲜明。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日本的汉字新词创造，恰好充当了中国语言词汇传统某种程度上‘断裂性滋补’和现代性发展的‘中介’。”参见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与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4）。
[15] 梁启超：《地球人事记》，载《清议报》，1900（41）。
[16] 丁福保编纂：《卫生学问答》，1页，上海，上海科学书局，1905。
[17] 丁福保：《医学指南》，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12。
[18] 《讲卫生学当知》，载《大公报》，1902-07-12；《再讲卫生学》，载《大公报》，1902-07-14；《续讲卫生学》，载《大公报》，1902-07-19。
[19] 观云：《养心用心论（续六十九号）》，载《新民丛报》，1页，1905（70）。
[20] 隐喻，尤其是与疾病相关的隐喻，在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一书中论述得很充分。本书中的隐喻含义主要借鉴于该书，意为以修辞、比喻或引申的方式将一系列概念用于解释某种事物或某个名词，这些概念往往掩盖或超越了该事物或名词的本意，这反映了人们有目的的思维映射。
[21] 《发刊词》，载《卫生月刊》，1934（1）。
[22] 陈垣：《〈卫生之真相〉跋》，见陈志超编：《陈垣早年文集》，3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2。
[23] 北平学校卫生讲习会演说稿，见遂初编：《公共卫生概要》，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合集，19页，1931。
[24] 梁桢干：《社会问题中的口腔卫生》，载《晨报》，1921-04-11（5）。
[25] 赵士卿：《公众卫生之重要》，见晨报编辑处：《晨报六周纪念增刊》，116页，北京，明明印刷局，1924。
[26] 朱季清：《我国历年来公共卫生行政的失策》，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合集，31页，1931。
[27] 如“公共卫生，系一种科学的学术，以有组织的社会之努力，而求预防疾病，延长寿命，与乎促进身体之健康及其能率。其管理事项如下：（甲）管理环境卫生，（乙）预防社会之传染病，（丙）普及个人卫生教育，（丁）组织医事之机关及看护之服务，以期病者能得迅速之诊疗，（戊）促进社会各种建设，使其合乎卫生之原则，由是人人得享健全之生活。”[兰安生讲演，袁贻瑾译述：《建设现代医学之方针》，载《医学周刊集》，296～297页，1929（2）]“公共卫生系一种独立的科学及技术，研究下列各项：第一，藉有组织的社会，致力于环境卫生，以防病而延寿，并促进公民之健康与能率。第二，管理公共传染病症。第三，组织医事及看护机关，施行早期诊断及预防治疗。第四，引导社会服务机关，使人人咸能达到适当的生活标准，以维持个人的健康。”[李廷安：《甚么是“公共卫生”》，载《医学周刊集》，50页，1928（1）]“公共卫生者乃防病延寿，并促进公民之健康与能率之谓也，欲达到此目的，须实行左列各事：第一，促进社会，共同改良环境卫生。第二，管理传染病症。第三，组织医事及看护机关，施行一切疾病之早期诊断，及预防治疗。第四，引导社会服务机关，使人人咸能达到适当生活标准，足以维持健康。”[金宝善：《公共卫生》，载《卫生月刊》（上海），3页，1928（1）]
[28] 《北平市卫生局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第十年年报》，130页，1935。
[29] 《星六卫生谈·公共卫生与统计学》，载《体育》，1927（4），28页。
[30] 李杜才：《公共卫生之重要性》，载《卫生月刊》，1934（2），43页。
[31] 兰安生讲演，袁贻瑾译述：《建设现代医学之方针》，载《医学周刊集》，1929（2），297页。
[32] 容：《杂谈·个人卫生》，载《通俗医事月刊》，1919（1），40～41页。
[33] 王伟：《劝告同胞讲求私家卫生》，载《卫生丛报》，1916（2），44页。
[34] 余氵贺：《个人卫生和公众卫生（续）》，载《通俗医事月刊》，1920（3），23页。
[35] 伍连德：《公共卫生与民族复兴》，载《教育旬刊》，1934（2），23页。
[36] 梁桢干：《社会问题中的口腔卫生》，载《晨报》，1921-04-11（5）。
[37] 赵士卿：《公众卫生之重要》，见晨报编辑处：《晨报六周纪念增刊》，116页，1924。
[38] 《〈最近生理卫生教科书〉广告》，载《申报》，1907-01-06（9）。
[39] 《国民卫生之重要》，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合集，52页，1931。
[40] 《个人卫生要义》，载《晨报》，1927-08-16（5）。
[41] 何炳元：《论中国急宜开医智》，载《医学从编》，1909（初集）。
[42] 遂初编：《公共卫生概要》，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合集，17～18页，1931。
[43]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4]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26页，1931。
[45] 林竟成：《中国公共卫生行政之症结》，载《中华医学杂志》，1936（10），955页。
[46] 《医学界请拨英庚款》，载《晨报》，1926-03-02（6）。
[47] 《城市卫生（六）》，载《晨报》，1927-02-19（6）。
[48] 赵士卿：《公众卫生之重要》，见晨报编辑处：《晨报六周纪念增刊》，116页。
[49]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载《东方杂志》，1915（2），5～10页。
[50] 俞凤宾：《论公众卫生之必要及其范围》，载《东方杂志》，1915（3），14页。
[51]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25～26页，1931。
[52] 《发刊词》，载《卫生月刊》，1934（1）。
[53] 《京都公共卫生委员会成立》，载《晨报》，1928-03-20（7）。
[54] 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载《社会学界》，1927（1），203页。
[55] 《广布卫生书籍以强种类说》，载《东方杂志》，1904（8），177页。
[56] 钟惠澜：《论中国急宜发展公共卫生》，载《中国卫生杂志》，二年全集，26页，1931。
[57] 正清：《发刊词》，见唯生医学社编：《唯生汇刊》，第1集，北平，京城印书局，1932。
[58] 孟威：《本市卫生处成立感言》，载《市政评论》，1934（1），77页。
[59] P.Z.K：《卫生问答》，载《医学周刊集》，1929（2），47页。
[60] 北京协和医学校学生吴葆光：《论中国卫生之近况及促进改良方法》，载《青年进步》，1917（3），8页。
[61] 王伟：《劝告同胞讲求私家卫生》，载《卫生丛报》，1916（2），44页。
[62] 胡鸿基：《公共卫生概论》，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63] 丙寅医学社的主要成员和撰稿者陈志潜、朱季青、李振翩、贾魁拥有丰富的医学卫生工作经历，以实际行动践行其理念；其上还登载了一些协和医学院医师和教授如兰安生、钟惠澜等人的论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协和医学院的医学主张，并有方颐积、金宝善、李廷安等曾任北京卫生行政机构官员的论述，基本代表了当时政府的卫生理念。因此《医学周刊集》能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当时较为主流的观点。另参见：胡一峰、尹媛萍：《建设“新医”的努力——〈医学周刊集〉与丙寅医学社研究》，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2）。
[64] “公共卫生本为现代医学之一部，其所以特别标明者，其因有二：一以其历史较治疗医务为短，民众及医界对之关（注：应为观）念更较薄弱；一以其范围扩大，效用宽广。吾国政府及民众若欲得现代医学之真正利益，对于公共卫生，固须特别注意。”[陈志潜：《丙寅医学社今后努力之方针》，载《医学周刊集》，1930（3），5页]。“公共卫生，亦范围较大之医学设施也，促进个人卫生，亦医学设施之一也。”“公共卫生之范围甚大，可以代表医学普通一切设施，化治疗与预防于一炉，结社会与个人为一体，其成效之大，固可想见。”[陈志潜：《吾国全医建设问题》，载《医学周刊集》，1929（2），91页]。
[65] 朱季青：《医学五化论》，载《医学周刊集》，1930（3），14页。
[66] 杨济时：《建设时代之公共卫生》，载《医学周刊集》，1929（2），280页。
[67] 兰安生讲演，袁贻瑾译述：《建设现代医学之方针》，载《医学周刊集》，1929（2），302页。
[68] 杨济时：《建设时代之公共卫生》，载《医学周刊集》，1929（2），282页。
[69] 陈志潜：《丙寅医学社今后努力之方针》，载《医学周刊集》，1930（3），5页。
[70] 杨济时：《公共卫生谈》，载《医学周刊集》，1929（2），86页。
[71] 朱季青：《医学五化论》，载《医学周刊集》，1930（3），14页。
[72] 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载《社会学界》，1927（1），203页。
[73] 李杜才：《公共卫生之重要性》，载《卫生月刊》，1934（2），49页。
[74] 《内务总长京师传染病医院开院训词》，载《市政通告》，1915（23），138页。
[75] 《卫生概论（续前）》，载《体育》，1927（2），2页。
[76] 耘非：《应如何纠正医生的错误》，载《市政评论》，1934（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