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从2003年的春天说起
2003年的春天，踏进大学校园半年多的我，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我带着父辈对首都的憧憬考上北京的大学，游历了伟大的长城，感受了繁华的东单，要将最美的青春挥洒在古都大地。
也正是这个春天，给我留下了一辈子难以磨灭的特殊记忆。当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特殊疾病席卷了京城，它的名字叫“非典”。如果说之前甚嚣尘上的各种新闻和小道消息都还不足以撼动我们年轻的心，那么当4月末的周一学校突然决定封校并停课之时，大家一下子全乱了。有的同学周末外出未归，就此别过几个月，有人还因此遭受了处分；有的同学赶在刚收到消息还未严格管理之时，立刻收拾行李“潜逃”回老家。而大部分人困坐愁城，既没有勇气逃跑，也害怕留下面对未知。而两例确诊的学生病例就在我住的宿舍楼，使得宿舍里的气氛更加消沉和压抑。我蒙头缩在被子里哭了一个下午，各种思绪翻涌。最让我恐惧的是，万一感染上疾病被隔离起来，也许无缘再见父母一面。
但无论如何，生活还要继续，前方的路即使充满各种未知也只能勇敢面对。我从一开始惶惶终日，到后来淡定如斯。全国抗击“非典”的艰苦岁月，让我们在封闭的学校中也过成了悠闲长假。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回头再看，对“非典”的恐惧已经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而在社会上还有不少人，他们的身体打上了“非典”的烙印，其中的许多人至今还在承受着“非典”带来的后遗症。亲身经历了这次当代史上危害巨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事件，促使我在此后尤为关注医疗与卫生问题，也推动了自己的研究兴趣逐渐往这一领域转向。
在开始研究本书的主题之时，我已不在北京。但怀揣着对北京多年累积的感情，我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北京作为研究对象，花了半年的时间待在京城搜集资料，并在之后几度为了补充和复核资料前往北京。在深入研究近代北京历史的过程中，我对北京这座城市和卫生这个名词都有了全新的理解。
二、北京的城市研究
北平有海一般的伟大，似乎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割分。他能古今并容，新旧兼收，极冲突、极矛盾的现象，在他是受之泰然，半点不调和也没有。例如说交通工具吧。在同一个城门洞里，可以出入着极时兴的汽车、电车，极随便的脚踏车；但是落伍的四轮马车，载重的粗笨骡车，或推或挽的人力车，也同时出入着。最奇怪的是，在这新旧车辆之中，还夹杂着红绿轿、驴骀子，甚而至于裹着三五辆臭气洋溢的粪车。于是车夫大声喊着“借光！靠里！怀儿来！”喇叭声，脚铃声，争路相骂声，和警察的短棒左指右挥在同一时同一地存在着。妙在骂只管骂，嚷只管嚷，终于是风平浪静的各奔前程，谁也不想忌恨谁，谁也不想消灭谁。[1]
这是民国时人对北京的感性描述，传统与现代兼容的特质在北京[2]这座城市中最为明显，也因此其对于近代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够充分反映出传统城市向现代转型的历程。相比于口岸城市，北京少了活跃的氛围、快速的节奏，但她有自身的特点。其一，北京的城市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使其有独特的发展路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发展的沉重包袱。其二，作为明清京城和民初首都，北京有丰富的政治资源，社会精英集聚，虽是传统城市，亦有新派作风，为卫生论述和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其三，北京在民国时期历经多次行政建制的变革，社会经济逐渐衰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卫生事业如何开展，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四，北京具有近代中国领先的医疗水平，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较为完备和发达，文化上中西交融，利于观念的更新。其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以往的观念中，多认为北京相比于上海、天津、汉口等中心城市，没有租界的存在，也缺乏一定数量的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权力和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力量相对于口岸城市势弱。这样的认识是否存在不全面之处？从卫生的角度进行具体探讨，能使我们对政府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认识。
自中国历史迈入近代，中国社会就启动了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3]的鲜明特征之一是城市的发展。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最集中地体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每个城市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有的发展历程，这决定了城市发展的方向和类型。北京作为帝王都城，是传统型的政治城市；上海则是由通商口岸发展起来的近代商业城市。因此，研究这些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所达到的水平。
20世纪，在城市史研究中逐渐兴起和繁荣的城市社会史，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充分反映了历史学发展过程中多学科对话、交叉增强的趋势。在城市社会史的理论基础中，城市地理学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显著。其研究对象是城市的空间结构，探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揭示城市的地域特点以及地域中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4]
在对中国城市的研究中，美国汉学家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5]一书，使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摆脱传统历史研究的窠臼，开启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结合之下比较城市研究的新路径。随着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对上海近代城市史的研究已经蔚为大观，成果相较于其他城市更为丰富。上海是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城市，时称“东方巴黎”，并由于“模范”租界的管理机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产生的示范和对比作用，中国城市的诸多近代特性都于上海发端。近代上海城市史的研究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显学”，自80年代中期以来兴盛至今，成果多样，选题广泛，并且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较大的影响力。[6]国外对近代北京城市史的研究起步亦早，也有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7]但北京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远不如上海，究其原因，不在于资料的缺乏，而在于研究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欠缺。因此北京的近代城市史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对北京城市现代化进行研究，也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解。
城市不仅是人群的聚落，更是复杂社会的载体，能集中反映社会发展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城市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前所未有、复杂多样的社会问题，近代卫生兴起的目的就在于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恶劣环境状况，保障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20世纪以后，卫生知识开始在中国社会得到普及，在海外受过医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将卫生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联系起来，并推动政府担负起卫生行政的责任。中国的卫生状况自清末新政始，至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逐渐得到改善。当时限于物质条件，卫生事业主要在大城市中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卫生知识有坚实的技术和物质支持，卫生观念通过全民教育的方式得到普及。但近十年间，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从未销声匿迹，反而因为便利的交通和人口的流动大行其道。有鉴于此，许多著述都对我国卫生的成效进行检讨，对其弊病进行反思，并呼吁加强卫生教育和预防。近代的卫生事业尽管简陋，但其基本的理念沿用至今，当时因缺乏物质基础而偏重预防、依赖宣传的无奈，如今已被重治疗轻预防的观念和逐渐形式化的卫生教育所取代。历史是一面镜子，反观过去可以为现实提供参照，当今卫生工作中的疏失和问题，可以从其历史上找一找经验。因此对近代城市的卫生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卫生实践，探求卫生事业起步阶段的经验，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
针对疾病、医疗和卫生领域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热点之一，涌现出了许多成果，并且由于其理论应用空间较大，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结合，促进了史学研究的丰富和繁荣。在国外，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已经以此为切入点探讨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从而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8]在疾病医疗卫生史的研究中出现了明显的对权力的关注，这主要受到了福柯和苏珊·桑塔格的影响。福柯通过对理性统治、临床医学、监狱体系和性问题的研究，强调科学知识使得身体成为一个政治领域，并产生了用以控制身体的政治技术。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9]一书，通过对疾病及其意义的剖析，将疾病视为现代体制生产的重要因素，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运作机制。
在中国近代卫生史的研究中，程恺礼的《荒野芦滩》[10]是西方史学界最早的中国卫生史专著。其对上海开埠后50年间上海租界的卫生作为进行了整体考察，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定，研究视域未能得到更大范围的展开。近年来国外对城市卫生史的研究也逐渐重视，出现了不少优秀成果。[11]其中罗芙芸对天津公共卫生的研究[12]是个中翘楚，对国内外卫生史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旗帜鲜明地运用后现代理论分析卫生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并试图揭示卫生当中的殖民性，成为卫生史研究领域中的“前卫”著作，但其对卫生含义的解释重于对卫生过程的具体分析。
在中国史学界，1987年台湾的梁其姿首先发表了医疗疾病社会史的相关论文[13]，其后，杜正胜提出了“另类医疗史”[14]的概念，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倡导研究疾病医疗社会史，在此以后台湾和大陆史学界的一些学者相继开展了医疗疾病史和卫生史的相关研究。[15]虽然理论应用和论证分析均有亮点，但台湾学者中卫生史的专著尚少。
内地史学界对疾病医疗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卫生史的著述近几年来也有显著增长。在对卫生概念的探讨中，从纯定义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集中在医史学界。[16]近年来史学界也开始有所关注。[17]对近代卫生事业的总体研究，因其所涉范围较大，不易掌握，故成果较少，已有成果更多地关注一定历史时段内卫生事业的概况。[18]
具体的城市卫生史研究仍是上海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非常丰富。[19]其中，对上海城市公共卫生进行有系统研究的专著已经出版，即彭善民的博士论文《上海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1898-1949）》[20]，该书关注的是公共卫生与城市化及文明发展的关系，全面详尽地考察了近代以来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历程，探讨了上海华界与租界的合作与冲突，并针对公共卫生这一公益服务事业如何市场化的问题进行了专章讨论。该书在论证中充分考虑了上海这个城市的特殊性，但也认识到许多问题是中国城市近代化中共同面临的，对一些鲜有人论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具有启发意义，且有对比和讨论的价值。
北京的城市卫生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21]较为全面和多产的研究者当推杜丽红[22]，其主要以北京公共卫生行政建立的过程为研究对象，关注政府行为、国家医学和制度变迁。天津卫生史研究的代表作当推路彩霞的《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是近年来城市卫生史的力作，该书搜集了翔实的史料，运用流畅的文笔，结合明确的问题意识，对京津两地的卫生行政和卫生观念都进行了考察和对比，通过卫生问题对近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进行了反思。[23]
在针对具体卫生事项的研究中，环境卫生是成果相对丰富的领域。[24]饮食卫生直接关系民众日常生活，是卫生史研究的重要内容。[25]近代的学校卫生是卫生史研究中较早被关注的领域，但以梳理史实为主，尚缺乏新的角度和方法。[26]在近代妇幼卫生研究方面有一些论述全面、史料翔实之作，但成果还不多，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入。[27]从性别的角度对卫生进行的研究在当前尚属开发较少的领域，这方面台湾学者关注较多[28]。民国时期对卫生教育和宣传极为重视，将其作为当时卫生工作的重点之一，许多著述对此也均有涉及，但专门的研究成果却很少。[29]
综观现有的城市卫生史研究，国内的研究在理论应用上存在很大提升空间，而国外研究对史实的梳理相对较弱，如何将理论和史实更好地结合起来是卫生史研究中仍然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本书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一直较为注意观照理论，努力在研究中进行应用，并试图形成对话。
在对近代城市进行研究时，必须考虑现代化的问题。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概念问题和两者的区别，许多论著都进行了相关的讨论。总体而言，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总体性的变迁过程，反映了社会的更新和进步，涵盖了“西化”“欧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理性化”等概念，并与世界体系、依附理论相联系；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目标及结果，是对现代社会的特征的认识和总结，并建筑在各种反思和批评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上。[30]
德国两位著名的学者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都对现代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卡尔·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到现代化，但在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和总结中能够看到与后来的现代化理论极为相似的一些认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即是现代社会，其产生的根源是以个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并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揭示现代化的动力，肯定个人权利、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是构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表现形式为“资本主义化”，其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31]马克斯·韦伯则主要通过对新教的研究，用“理性化”概括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其对社会空间的关注，使得“工具理性”不仅包含了个人的自利本能，还延伸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以及官僚体制和国家机器。[32]
对西方文明现代化困境的忧虑促使汤因比写成了视野宽泛的《历史研究》。其使用“文明”的概念对世界上的不同社会进行分类考察，提出挑战—应战模式是文明发展的动力。汤因比虽然自称反对西方中心论，肯定其他文明的价值，但以西方文明为当前发展阶段中的领先者，并肯定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存在的巨大影响，且这种影响不会没落，折射出其思想深处的西方中心情结。非西方文明要实现现代化，则仍须借鉴西方文化的各种因素，现代化的养料来自西方，只是需要根据各个文明的环境进行选择。汤因比的现代化是“西化”的一种形式，只是各个文明对于西化的具体形态的选择有一定主动性。[33]
布莱克对现代化的理解更为重视知识的作用，认为追求知识是现代化过程的重心，科学不仅改善了物质和生活环境，还影响了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其肯定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相对性，认为现代化包含着传统系统适应现代环境的过程，现代知识的冲击不一定意味着传统的消亡，传统反而可能以看似现代的形式得到延续。[34]吉尔伯特等人将现代化理论应用至具体的中国研究，但其更关注政治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指出近代中央政权的衰弱是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同时也看到了国民政府在知识基础的奠定上仍然发挥了一定作用。[35]
权力—知识理论有助于本书主题的研究，这一理论主要来自福柯著述的启发。权力—知识理论是福柯的最大理论贡献，其打破传统认为知识与权力无涉，甚至相互排斥的观点，提出知识和权力是相互生产、相辅相成的，知识的发展改进和强化了规训权力的手段，权力的施行则推动了知识的生成和传播，权力—知识存在于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发散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人是权力的中心，每个人及每个集团都是权力的主体，也是权力的对象，社会的秩序和合理化就必然构建出权力关系的网络。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产生于对空间、时间和身体的关注中，重点考察了监狱、医院、性等原来很少研究的领域，对其中的空间安排、时间设置和身体控制进行了独到分析，认为现代社会就是一个规训技术普遍存在的“惩罚之城”。[36]
在鲜明的理论观照下，本书尝试破除传统卫生史研究结构的束缚。传统的卫生史研究在结构上往往遵循固定模式，主要按照卫生事项分类进行研究，并且根据政治体制的变化划分时段，较少有形式的突破。本书引入了空间、时间和身体这三个角度，试图在研究结构上实现创新。三者相互之间不是割裂的，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三者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对象，在许多社会学理论中都曾得到论证，尤其是列斐伏尔、吉登斯和福柯的相关著述。列斐伏尔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的空间理论，提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空间不是固然存在且静止不动的，而是处于不断生产之中，由此探讨城市空间背后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建设。[37]在《节奏分析》一书中，列斐伏尔将空间、时间与身体放在节奏的主题下进行分析，其中提出现代社会中社会节奏与自然节奏构成的复杂关系，影响了人类认同的构成方式；季节与节庆被资本和国家吸纳转化为资本循环和民族认同的一个机制；日常生活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下的产物，节奏使日常生活丰富和动态化。[38]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将空间、时间和身体作为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其时空观建立在对时空哲学和时间地理学的批判性继承上，形成一套社会学中的时空建构主义理论；其也关注权力问题，认为结构性因素的组织和再生产过程是权力产生的中介，强调权力的支配性；吉登斯立足于日常生活的时空互动，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结构进行归纳和分类。[39]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也有相当贡献，其提出现代社会中时空延伸的特征、社会活动超越时空的距离和知识反思性，是现代性的三大动力；认为现代性是在人们反思性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新知识不断产生，并不断地对社会实践进行检验和改造，同时知识又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更新。[40]
三、本书的思考
在立足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自己对于近代卫生的思考，并试图有针对性地解决一些问题。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多年中，近代北京的城市面貌、社会观念以及民众的身心状态都出现了明显改观，虽然促成这种变化的因素很多，但卫生知识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知识的更新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显著方面。因此从知识更新的角度考察其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分析这个过程中政府、知识分子、民间力量等各种社会主体的行为，由此探寻近代北京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及其特点，并挖掘其深层原因，则这种探讨建立在肯定现代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有助于理解现代化的复杂性。
本书选择了卫生知识作为研究的对象。卫生一词的范围很广，包括通常所说的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内容，并且不仅体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卫生作为，还包含在医疗领域和商业运作中。罗芙芸在《卫生的现代性》一书中，就指出卫生在古代与养生有关，而到了近代则包含了国家权力、进步的科学标准、身体的清洁以及种族健康。[41]鉴于卫生含义的复杂性和可变性，难以对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本书有专章对近代卫生的含义进行考察和分析，本书对“卫生”的理解和使用亦基于当时人的认识，而非当代的卫生定义。
在研究时段上，以往近代北京的医疗卫生史研究多受限于行政的断裂，较少突破断代进行的连贯性考察，具体研究中普遍存在时间范围较为狭窄的问题。政治更迭也是本书考虑的因素，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抗战爆发之前的民国前期，但研究范围亦上溯至清末。因为此一时期的北京，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动，但卫生行政的延续性基本得到了保证，社会团体的卫生实践也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将卫生放在更长的时段中进行考察，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的脉络。
本书力图更多地关注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史学研究中关注日常生活，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但由于史料的限制，普通民众的身影难以捕捉，声音几不可闻。而由于卫生作用的对象是城市民众，在执行的过程中可以看到更多的民众身影，城市民众亦能切实地感受到卫生的存在，并根据自己的立场、利益和价值取向，对卫生产生各异的反应。
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本书充分挖掘各种类型的资料开展研究。档案类的资料有助于了解政府的态度和行动，社会力量和普通民众的身影也在里面时隐时现。在当时发行量大、发行时间长、有一定影响力的报刊，对市政措施、民生问题等，都有及时、广泛的关注和反映，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共卫生实施的效果，重要性亦不可替代。档案资料和报刊虽然来自精英的视角，但能借此折射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括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卫生提供了这样一个有利的观察角度。
近代北京有许多卫生相关机构的工作报告得以保存至今。对这类资料的利用形成两极化，一方面典型卫生机构的工作报告已成为许多论著的主要史料依据，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数量的公共卫生机构被研究者所忽略。因此，全面了解各个卫生机构的实际运作过程和成效，对把握公共卫生的总体状况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一些民国史志、文集、日记等，也散落着知识分子对北京公共卫生的观察和见解。由于卫生涉及的范围很广，而近代的史料亦浩如烟海，尤其是报刊资料上有相当多的讯息，限于时间和精力，本书搜集和采用的资料只是沧海中之一粟。
本书能从学生时代的思考和研究成为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得益于我的导师李少兵教授的肯定和推荐。在十几年的师生交往中，我的研究理念、研究方向受到了导师的启发，第一篇研究论文、第一本专著都是导师悉心指导的成果。还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张思教授，他严谨认真的治学和生活态度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左玉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兴涛教授和夏明芳教授、南开大学的侯杰教授都曾阅读本书并提出了宝贵意见。万妮娜、孙高杰、高晓飞、李屿洪、连雯等学友都给予过指正意见。我的丈夫潘松巍帮助我在本书的图表制作、格式校对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并在生活中给予了我最大的支持。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是他们在根本上成就了今日的我。
[1] 老向：《难认识的北平》，见周作人等：《北京城》，5～6页，长春，开明图书公司，1942。
[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北京在民国时期经过几度行政建制的变革，并伴随着名称的变化，在1912-1928年作为首都称为“北京”，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特别市，是为“北平特别市”，后又撤特别市设市，为了论述的方便，本书通称北京，但在使用材料时，根据需要会使用包含特定历史名称的专有名词。
[3] 现代化，英文为modernization。本文的现代化概念，主要采自C.E.布莱克的定义：“‘现代化’在这里指一种动态形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改革过程来说，它是近世以来知识爆炸性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其特殊意义，来自于它的动力特征和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现代化首先起始于渴望变迁的态度，以及社会能够并且应该转变的信念。如果有必要定义，那么‘现代化’或许可以被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发生着急速的功能变迁——它伴随着科学革命而到来，反映了人类知识的空前增长，从而使人类控制环境成为可能。”（[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个概念，主要原因在于其对知识的理解和对知识作为现代化动力的肯定，这与本文的研究密切相关，具体的考察在绪论的研究方法部分。
[4] 福柯以后现代的视角对知识、权力和历史进行了空间的解读，以空间性思维重新建构历史与社会生活，特别是阐释权力关系与运作以及知识的系谱与空间的关联（《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列斐伏尔提出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三重辩证的分析方法，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下深入思考社会、历史和空间之间复杂的依存关系（《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大卫·哈维则通过具体的城市研究挖掘空间的社会性，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的代表人物，其着重分析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和集体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巴黎城记》，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 [美]施坚雅等：《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0。
[6] 优秀的著作很多，如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贺萧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和小浜正子的《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等。其中，1999年获得美国城市史学会最佳著作奖的《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书，对近代上海社会进行了细致描写和深入分析，深入寻常百姓、关注历史细节，在对里弄棚户、人力车夫、菜场、老虎灶细致入微的考察中，处处可见对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的思考。
[7] 史谦德对民国初年北京人力车夫的研究（David Strand，Rickshaw Beijing：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是此类研究的开创之作，主要关注社会的中下层民众，试图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史明正的《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同样关注这个时段，但重点放在北京的市政建设上，揭示了市政建设现代化对城市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其对市政管理机构和排污系统的论述，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在理论和方法上也都有所创新。
[8] 如《疾病改变历史》一书，从疾病史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各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丰富面相（[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剑桥医学史》提供了西方医学和卫生事业发展传播的详细图景（[英]罗伊·波特主编：《剑桥插图医学史》[修订版]，张大庆主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则是综合性的疾病史巨著，从整体史的角度强调疾病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叙述（[美]肯尼斯·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9] [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0] Kerrie 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1] 叶嘉炽对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的卫生成就进行了考察，肯定了建设的成就，但不够重视卫生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情况和存在的问题（Ka-che Yip，Health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Nationalist China：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ealth Services，1928-1937，Ann Arbor：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1995）。日本学者饭岛涉通过研究鼠疫及霍乱等疾病探讨卫生行政的制度化过程，对北京的疾病史也多有涉及，并有相关的中文论文发表，其研究重点在于制度建设，对社会参与、日常生活等方面关注较少（[日]飯島渉：『ペストと近代中国：衞生の「制度化」と社会変容』、東京，研文出版社，2000）。韩国学者辛圭焕关于北京卫生行政的专著，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卫生行政改革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强调国家权力向公共领域的渗透（[韩]辛圭焕：《国家·城市·卫生——20世纪30年代北平市政府的卫生行政和国家医疗》，ACANET，Seoul，Korea，2008）。
[12] [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3] 梁其姿：《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见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陶希圣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239～253页，台北，食货出版社，1987。
[14] 杜正胜：《医疗、社会与文化——另类医疗史的思考》，载《新史学》，1997（4）。
[15] 台湾学者在这个领域有不少优秀成果。如梁其姿对长时段的疾病史进行考察，尤其重视医疗卫生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载《历史研究》，2003（5）]；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八卷，2007。雷祥麟通过考察各种卫生论述，探索另类的卫生认识出现的原因及其对卫生概念形成的影响[雷祥麟：《卫生为何不是保卫生命——民国时期另类的卫生、自我与疾病》，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54）]。李尚仁主要以西文文献为基础探讨卫生的文化意涵和相伴随的权力关系[李尚仁：《腐物与肮脏：十九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环境的体验》，见余舜德主编：《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周春燕则从性别史和身体史的角度探讨妇女卫生[周春燕：《女体与国族：强国强种与近代中国的妇女卫生（1895—1949）》，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16] 代表文章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邱五七和马彦合作的《公共卫生概念的历史演进和思考》[载《预防医学情报》，2006（3）]一文，该文详细分析了公共卫生的核心、对象、实质。
[17] 如杜志章的《论晚清民国时期“卫生”涵义的演变》[载《史学月刊》，2008（10）]一文，详细考察了中国经由日本翻译引入西方现代卫生知识后，其与传统卫生观念的碰撞，这一过程使得民国时期的卫生含义有多个向度并富于变化，社会精英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当时的现实情况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卫生概念的现代转化，体现出对中西卫生的吸收和超越。还有张子伊的硕士论文对卫生概念的演变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近代中国“卫生”概念嬗变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
[18] 如郭峰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对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医疗卫生事业管理进行了逐项梳理，肯定了其间所取得的成就，也客观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龚小雪的研究（《清代城市公共卫生管理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6）则将视野放至整个清代，认为清代已经存在公共卫生管理及相关的管理机构，而根据普遍的认识，公共卫生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西方，这个概念能否用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尚值得商榷。
[19] 何小莲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如《冲突与合作：1927-1930年上海公共卫生》[载《史林》，2007（3）]，以及《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滥觞》[载《学术月刊》，2003（2）]，都主要针对近代上海租界的公共卫生事业进行阐述，表明近代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正是中国近代化发展状况的缩影。胡成从华人“不卫生”形象的产生入手，阐述了租界卫生的改革，促使华人精英对“不卫生”进行反省和批评，并切实开展卫生实践；中外双方在不同立场下的冲突和竞争，共同推动了上海公共卫生的现代性发展[《“不卫生”的华人形象：中外间的不同讲述——以上海公共卫生为中心的观察（1860—1911）》，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7（56）]。罗苏文在《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一书中专列一章，讨论了租界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和对华界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
[20] 彭善民：《上海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1] 如袁熹的《近代北京医疗卫生事业与市民健康》[载《北京档案史料》，2005（3）]一文全面追溯了北京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和发展状况，指出当时城市公共卫生状况并没有较好地解决市民健康的问题。梁淳威、梁峻、曹利娟的《清末北京卫生管理概要》[载《北京中医》，2007（5）]具体梳理了清末北京的卫生管理及实践，指出卫生事业的初创对构建现代都市卫生管理体系有重要意义。
[22] 代表性论著有：《近代北京公共卫生行政的建立》，中山大学博士后报告，2007；《近代北京疫病防疫机制的演变》，载《史学月刊》，2014（3）；《近代北京公共卫生制度变迁过程探析（1905—1937）》，载《社会学研究（1990—1911）》，2014（6）。
[23] 路彩霞：《清末京津公共卫生机制演进研究（1900—1911）》，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
[24] 如刘岸冰的《近代上海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初探》[载《史林》，2006（2）]一文，针对上海环境卫生的管理机构、制度、具体措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局限性都作了系统分析，认为环境卫生管理的兴起和发展是上海城市管理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杜丽红的《1930年代的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载《近代史研究》，2005（5）]一文，关注了近代北京环境卫生管理的发展和改革过程中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提出了改革的必然性和切实性。
[25] 如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研究（1898—1943）》[载《史林》，1999（1）]一文，依据工部局的大量档案进行了系统研究，并探讨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的起源和在中国城市的适应性问题，是近代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研究中的上佳之作。朱德明的《上海公共租界食品检疫初探》[载《历史教学问题》，1995（6）]以及褚晓琦的《近代上海菜场研究》[载《史林》，2005（5）]分别选取了饮食卫生的一个方面进行具体研究，富有开创意义。杜丽红的《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一文，从卫生知识的传入导致人们对国家权力认识发生转变这一问题意识着手，阐述近代北京饮水卫生的制度和观念变迁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卫生行政机构的行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改造和影响。
[26] 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位学者，仍有许多可待深入研究之处。张丹红和张苏萌对学校卫生史的研究成果占了大半壁江山[《中国早期校医设置概述》，载《中国学校卫生》，1998（4）；《19世纪后叶20世纪前叶中国的学校健康教育》，载《中华医史杂志》，1999（10）；《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学校卫生》，载《中国学校卫生》，2001（6）；《20世纪前叶我国以学校卫生为书名的著作略述》，载《中国学校卫生》，2005（4）]，其中《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学校卫生》一文是目前仅见的关于清末学校卫生的专门研究。
[27] 如杨欣的硕士论文《基督教在华妇女医疗事业研究（1840-1949）》（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着眼于全国范围，根据教会报告进行了有针对性和开创性的研究，可惜较为简略。赵婧的博士论文《近代上海的分娩卫生研究（1927-1949）》（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翔实地考察了近代上海在生育方面的具体情况，关注产婆与助产士之间的新旧之争，在生育医疗化的倾向和困境方面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探讨。俞莲实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对北京、上海、南京这三大城市的具体实践和个案进行了详细讨论，注重女性在生育领域的地位、经历和生育节制行为对其造成的压力。
[28] 典型的代表是王秀云对医学中的性别身体政治问题的探讨，从中可以看到其对医疗实践与社会规范的协调问题，女性在医疗过程中的身体自主性和性别态度的转变，以及西方医疗进入中国的正当化问题[《不就男医：清末民初的传道医学中的性别身体政治》，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59）]。
[29] 代表性的论文有史如松、张大庆的《中国卫生“启蒙运动”——卫生教育会的贡献》[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2010（5）]，系统梳理了民国前期的卫生教育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卫生教育和宣传运动，认为其推动了医学界和政府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发挥了卫生“启蒙”的作用。
[30] [印度]A.R.德赛：《重新评价“现代化”概念》，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李宗克：《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清理》，载《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尹保云：《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历史定位》，载《学术月刊》，2005（10）。
[31]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以色列]什洛莫·阿维内里：《马克思与现代化》，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王继、王浩兵：《马克思主义社会现代化思想探析》，载《社会学研究》，2003（3）；陈春燕、赵继伦：《马克思现代化思想的多维透视》，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4）。
[32]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3]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4] [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5]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36]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刘北成：《福柯史学思想简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2）；余章宝：《散乱的历史——福柯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载《史学理论研究》，2001（4）。
[37]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载《社会》，2008（2）。
[38] Henri Lefebvre，Rhythmanalysis：Space，Time and Everyday Life，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吴宁：《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39]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夏玉珍、姜利标：《社会学中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范畴——评吉登斯的时空概念与类型》，载《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3）。
[40]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41] [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