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科技不足,艺术弥补
费孝通先生晚年深感“科技兴国”的不足,提出以“文艺兴国”来弥补——人富了之后要追求文艺。文艺者,不仅仅是舞文弄墨、吹拉弹唱、音乐舞蹈,还有美术绘画。音舞美以听觉和视觉对于心灵的冲击,以一种无遮拦的方式,直指人间,关联万象,陶冶精神,净化魂魄。佛教艺术作为一笔丰厚的资源,也可用来完善国力,中和单向度发展带来的弊端,让爱家、爱族、爱国、爱人实现大圆融,而非彼此抵牾,水火不容。
从彩塑到唐卡,从佛寺到灵塔,存在善美的“气场”,充满神韵的节律,处处让人感受到光光交彻、物物相指的共生和共存。《华严经》讲“世界海”,讲“微尘数”,宇宙当中存在微尘般的无数世界,形态各异,无量差别,树形、华形、山焰形、宫殿形,形形色色。无独有偶,萨林斯、斯特劳森、阿兰根据民族志比较研究,认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苏格兰等许多民族地区,存在有关“生存交互性”的本体认知模式。从“生存交互性”的本体论出发,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孙子”“儿子”“祖父”“高祖”,也可以是山、水、天、地,因为这个人所拥有的“物质”也存在于他人和万物当中,他们共享“物质颗粒”。
按照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我的祖父死后入土,他腐烂的尸体成为养料,被粮食作物的根须吸收,长出粮食来,供我们这些子孙食用,祖父身体上的物质通过食物,进入我的身体中,成为我的一部分。因此,我就是我自己的祖父。同饮一江水,同吃一桌饭,同住一片土,这些也都可以体现生成交互性。这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人为什么至今不能完全分餐,不能放弃同吃一锅饭、“同夹一碗菜”的习惯。[9]
“微尘”“恒河之沙”“物质颗粒”,这些都是万物万象的共性,同时它们以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风格,构成形形色色的万物万象。求“尘沙颗粒”之同,而存万物万象之异,这是佛教艺术体现的真谛,它能够帮助我们从万物万象中定位同一,从千姿百态中发现重叠。缺乏艺术的“科技”,多讲博施,不讲相对;多讲同一,不讲差异;多讲匀质,不讲异质。科技辅以艺术,博施和相对并行不悖,同一和差异交融和谐,匀质和异质共存共生。因此,佛教艺术不仅可以促进“美美与共”,也可以推动“天下大同”。
此外,佛教艺术还可以促发感悟,自觉忘我,开启民智,促发创新。这里可以举唐卡的制作过程为例。唐卡是藏族文化的独特艺术形式,体现了精湛的技法,考究的色彩,完美统一的内容和形式,也表现高深的佛教理论,反映藏地的历史、地理、传说、文化、科技以及其他内容,“是一部充满象征意义的浓缩了藏地文化的百科全书”。[10]唐卡的制作过程是一个劳心劳力、形神交融、静思参悟的生命过程。在热贡和日唐卡画院,画唐卡要选特定时间,如画观世音菩萨法相时,要选择观世音成道日,禁肉食,禁欲,看风向,如有风吹灯晃就不落笔,作画用的笔毫细如猫尾巴最末端那根细毛,用这种细毫笔作画,要求一口气画完,要目不转睛地连续作画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还要在嘴里用唾液调色,有毒的矿物质颜料入口,对健康有损害,所以画师们每天下午都要吃酸的东西来解毒。他们是在用生命作画。用唾液调色作画时要诵经,以表虔诚,如画度母时念度母经,画释迦牟尼时念释迦牟尼的心咒,同时要伴随各种仪轨,如供奉、煨桑。最后要给唐卡开光,给它注入灵魂。这样才算功德圆满。[11]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卡是生命艺术。
“查玛舞”是一种古老的宗教艺术形式,一般在重大的宗教节日中举行。查玛舞者根据神的身份头戴面具,身穿盔甲,手持兵器,表现出镇邪除魔、普度众生、人间吉祥的各种场景。
“查玛”系藏语“羌姆”之意,民间俗称“跳鬼”,汉译为“跳神”“打鬼”“送祟”,是蒙藏宗教文化交融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以舞传佛”的舞蹈形式。[12]
查玛舞源于藏传佛教,在发展过程中融汇了藏族苯教文化形式、蒙古族萨满教跳神以及民间舞蹈元素,最终形成了融蒙藏舞蹈技巧为一体的宗教舞蹈形式。它是一种多民族、多文化、多形式的共生共融的结果。
“查玛舞”在表演上,由于所在地区的文化不同、寺庙的风格差异以及主持喇嘛的经验差别,表现出不同的表演形式。从扮相、道具、服饰到舞步、动作,再到节目内容都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虽然表演形式有所不同,但驱邪消灾,祈福、纳吉等宗教内容却从来没有改变,“以寺庙为中心的藏传佛教舞蹈,还呈辐射状大力向民间渗透,以其‘普度众生’”[13],一方面体现着“查玛舞”对信众的神秘、信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体现了广大信众的虔诚信仰和心理期待。
同时,“查玛舞”以其观赏性、娱乐性以及仪式性等特征,与广大信众不断地产生共鸣,为广大的信众所共享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