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术反思与文化自觉

反思与超越是费孝通学术道路的另一大特点。从1980年费孝通正式平反之后的学术生涯来看，我们大体上可以把费孝通的学术分为前后两个十年。1979年我国社会学恢复之后，费孝通前面几年都是一直在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而奔波；1983年以“小城镇大问题”为始，费孝通重新开启了以“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为目标的基础性相关经验研究，包括上述讨论的两大主题，这是应用社会学的一部分。1993年以后，费孝通的工作就慢慢转向学术反思。这部分工作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学科建设。这部分学术反思工作的标志就是以1993年《个人·群体·社会》这篇文章为起点的，此后十余年没有停止学术反思和文化自觉的思考。

我们不妨简要地回顾一下费孝通的学术历程，这样也许对更好地理解费孝通的学术思想有帮助。费孝通于1930年从东吴大学医学专业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师从吴文藻先生，成为以吴文藻先生为首的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实践的骨干成员；193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来华讲学，费孝通深受其社会调查方法影响，并付诸行动；1933年经吴文藻介绍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俄籍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Shirokogorov），开始学习人类学。按照史禄国老师培养费孝通的6年方案，两年为一期，分别修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1935年两年一期的体质人类学结束之后，费孝通获得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听从导师史禄国的建议，赴少数民族地区调查，1935年暑期开始携夫人去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1936年留学出国养伤时期，做了后来的“江村调查”；随后远赴英国，师从英国著名功能学派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博士毕业回国。所以，费孝通晚年在做学术反思的时候曾说，他学术思想是从几位老师那里来的，在这当中“第一个影响我的是吴文藻先生，第二个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个外国人，一是派克，二是史禄国，三是马林诺斯基”（《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373）。从吴文藻老师那里，费孝通学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社会学中国化，一个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从实际调查中出思想、出理论。而潘光旦先生那里是“两个世界”，一是人同物的关系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关系的世界。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人文世界”这个概念。

国外学术思想方面，深受影响的其实还不止费孝通所说的三位导师。20世纪80年代末，费孝通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与另一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的（Radcliffe-Brown）关系时，费孝通回答到，没有来往，但读过他的书。费孝通说：“他（拉德克利夫-布朗）把功能主义的性质讲得更清楚。马林诺夫斯基着重文化的生物基础，他把一切文化和人的基本需要相联系。我的功能观点不完全和马林诺夫斯基相同，在这点上更近于拉德克利夫-布朗，或者涂尔干。我不得不说我曾受涂尔干的强烈影响，因为我一直接受这种观点，即社会构成一中和生物性质不同的实体，他不仅仅是个人的联合也等于说一加一不等于二，而是多于二。”（《费孝通文集》第十一卷，1999：191）其实还不限于此，新近发现的费孝通关于“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佚稿，反映了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末曾经读过韦伯并受其影响。费孝通在这篇佚稿中写道“在自然科学中，我们要推因求果。推求因果时，我们承认这被审视的二种现象都是没有自由的，都受定律的支配而活动。在人事范围之内，因果关系能否解释就成了问题。人是有意识的动物，有意识就有判断能力，判断包括选择，选择包括自由，既是有自由，如何能以因果定律来应用于人事？所以在确定我们的问题时，我们不得不略加一些说明”（费孝通，2016：8）。学者在解读这篇佚稿时，认为费孝通在因果关系的认识上走的是中道，注重多因素关系分析，比较契合韦伯的原意。韦伯是把实证主义注重因果性探求的理性精神借用过来，与历史学派对个体、对主观意义的敏感结合起来，他既不偏重实证主义，也不偏重历史主义（王铭铭、苏国勋等，2016：34）。可见，中外各种学派皆是费孝通学术思想的养分，费孝通学术思想是海纳百川的。所以费孝通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学术定位，“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1999：24）。正因为费孝通学术的跨学科背景，所以民间对于费孝通使用“行行重行行”为自己著作的书名有这样的解读，行既是“行（hang）”也是“行（xing）”（王铭铭，2012：63），前者是学科跨“行”，后者则是理念践“行”。这或许是费孝通学术思想、学术实践的“写照”。

在方法论方面，费孝通一直都在反思。1996年他在其“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又深入地讨论了调查研究方法的问题。费孝通反思道：“直到80年代，我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才总结过去的实践中，清醒地看到了我过去那种限于农村的微型调查的限度。后来我明白无论我研究了多少类型，甚至把所有的多种多样的类型都研究遍了，如果所有这些类型都加在一起，还不能得出‘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全貌，因为像我所研究的江村、禄村、易村、玉村等等的成果，始终没有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层次的社区。整个‘中国文化和社会’却不等于这许多农村所加在一起的总数。农村不过是中国文化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基层社区。基层社区固然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方面，但是除了这个基础知识之外还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34）当然，费孝通在意识到微型调查的局限时，始终是在肯定微型社会学不可取代的价值，费孝通指出：“‘微型社会学’有它的有点，它可深入到人际关系的深处，甚至进入语言所难于表达的传神之意。”（《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36）一方面肯定社会人类学“微型社会学”调查方法的优势，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微观调查、类型调查的不足。近来随着量化方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偏重于量化研究的趋势，认为量化的方法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跨越这些局限，实际上，不同的方法都有其优势与局限。国外关于定量与定性方法的争论也在20世纪后20年如火如荼地展开，“三角定位法”的局限（质性、定量与个案）、“混合方法”的提倡都在社会学科不同的领域里展开了对话（Blaikie，1991；蒋逸民，2009）。不过，在消解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张力和误解上，费孝通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传统依然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方法与问题密不可分，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第一位的，一种固定方法不一定能解决主题的问题，应针对不同的研究主题来选择适当的方法。

费孝通到了晚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开始关注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费孝通认为除了研究可量化的数字与方法，社会学还必须研究情感和价值。在2003年的《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费孝通指出：“社会学是一种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2004：147）过去我们都太注重科学这一维度，社会学的人文维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忽略，所以他特别列举了这些方面，就是指的这些人际之间、精神世界、文化等。这些都是我们不易测量的，只能意会，所以我们看到费孝通在这里大大扩展了学科的领域。

这一认识也可以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性上获得支持。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观察与认识事物中都在“化繁为简”，都倾向于抽象出一个简单的模型，但背后有着不同的逻辑。麦尔（Mayr，1982，2001）在1982年曾将之区分为两种思维模型，背后隐喻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维的分野。柏拉图把世界分为本质世界和表象世界，并认为只有本质世界是值得认识的。自然科学遵循柏拉图的哲学理念，试图探寻本质的世界（world of being）；而社会科学而展现的则是表象世界（world of becoming）。柏拉图的类型思维（typological thinking）对应的就是高斯方法；达尔文的总体性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对应的就是高尔顿方法（Xie，2007）。实际上社会科学面对的是有差异的个体，这种差异正是社科研究中无法忽略的有价值的认识对象。自然科学是去除差异以寻求真值，社会科学是存留差异以认识总体。例如2016年10月至11月我国神舟十一号顺利上天和运行是一个确定性很强的自然科学胜利的结果；而2016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候选人特朗普出人意料地获胜则是一个虽有确定性但也无法排除不确定性的社会过程。社会科学中很多因素是没法准确预测，同时社会过程存在反身性，预测过程本身也会影响最终结果。事实上，诚如费孝通所说，社会学具有二重性，表现“科学”属性一面是可观察、易量化、易确定的，更适合因果的解释；而属于“人文”属性一面则是丰富、复杂、流动的，更需要意义的理解。这也是社会学中涂尔干与韦伯流派的不同传统，不同的研究对象属性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是统一体，需要对话而不是对立。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出的重要概念、重要思想，在讨论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文章中都谈到了“文化自觉”。费孝通指出文化自觉“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1999：160）。费孝通进一步指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1999：166）。费孝通对20世纪做了一个比喻性说法：“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时代’，在20世纪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这是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历史事实。而在展望21世纪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另外一种局面。20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里更新自身的使命。”（《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2001：323）

20世纪也是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面对21世纪的到来。我们该如何选择，费孝通将我们的发展阶段形容为“三级两跳”，即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这样的一个巨大变革中，费孝通再次指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有必要强调人文主义，提倡新人文思想。所以，“面对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我们在开始第二跳的时候，要记住把这些想法带上，把‘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古训带上，把对新人文思想、新人文精神的追求带上。这样去做，我们就获得比较高的起跳位置，也才能跳得高、跳得远，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2001：329-330）。费孝通这一思考也得到了学者的应和，学者甘阳提出“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树立的第一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最大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人是否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甘阳，2012：1）。毫无疑问，无论是学科的发展、民族国家复兴道路的选择，还是全球化和文明冲突关系的探索，“文化自觉”都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工具，值得我们深入去学习领会与实践。

行文最后，我再次概括一下费孝通的整个学术历程，即一条道路两个特点。一个是实践，即以花篮瑶、江村经济等社会调查为代表的社会实践，是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实践；另一个就是理论，就是费孝通晚年的逐步展现的“学术反思”“文化自觉”的理论拓展。2016年10月，笔者在参加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会议主办方要求会议代表留言，当时我的留言是“志在富民，文化自觉”，实际上这也是我对费孝通学术生涯的一个认识，也是我对费孝通学术生涯两个特点的概括总结。费孝通是我们学者的楷模。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9，载《费孝通文集》（第一至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2001，载《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2004，载《费孝通文集》第十六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2016，载《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甘阳，2012，《文明国家大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沟口雄三，1996，《日本人眼中的中国学》（原名《以中国为方法》），李甦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蒋逸民，2009，《作为“第三次方法论运动”的混合方法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10期。

拉铁摩尔，欧文，2010，《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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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苏国勋等，2016，《费孝通先生佚稿〈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研讨座谈会实录》，第1期。

吴文藻，1982，《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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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r，Ernst. 1982.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yr，Ernst. 2001.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Darwinism”，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45：488-495.

Xie，Yu. 2007. “Otis Dudley Duncan’s legacy：the Demographic Approach to Quantitative Reasoning in Social Science”，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25：14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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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建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 欧力德：“新清史提供一种不同的叙事，并没有政治企图”《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7日，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