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II：乡土中国

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是费孝通丰硕学术成果的又一代表作。《乡土中国》是由14篇短篇文章组成的文集，它们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任教时开设的“乡村社会学”课程。在被观察社以正式图书的形式出版前，这一系列文章曾刊载于《世纪评论》之上。在首次出版37年后，1984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当代中国读者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

这本书包含了一位将其一生都献身于现代性探究及人民经济福利的年轻社会人类学家极具价值的学术思想。他是第一位从个体观察角度去研究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的学者。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比《江村经济》更具价值，但是在1980年费孝通再次开始学术活动之前，它却并不为大陆民众所知。在我读书的20世纪60年代，我在首尔读了一本非法复印本。后来，这本书被引入西方世界，并在1992年以From the Soil：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为名出版了英文版本。此时此刻，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费孝通并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展开与构建这本小论文集里充满激情的思想。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需要重新去读这本书。这并非我们要纪念这位值得敬爱的学者，也不是我们想享受对早已落满灰尘的印刷本进行的知识考古。我们重读它，是因为我们发现这本书对现代中国社会许多核心问题都具有启迪意义。

不用说，这本书已成为中国研究领域的核心参考文献。我们都熟悉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即每一家或个体都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画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的大小依中心势力的厚薄而定，“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与此同时，费孝通的另一理论表明，个体或家庭属于集体的组成部分，却又独立于集体，即遵循“共处与分立”的原则。尽管很多学者均认为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最为重要的理论核心，但从他对现代人类学概念的解释里，我认识到“人”是文化实践和社会现实的主体。^[4]

此前，西方学术界一直将个体看作整体的一分子，而费孝通却不这么认为。在费孝通的观点里，中国人践行共处分立的原则，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形成差序格局，这也被作为社会利己主义（Feuchtwang，2009）。由于费孝通通过其独特的观点揭示出中国社会的特有格局，因此得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赞誉。不过，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细节和对比去讨论这一观点。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更为谨慎地看待这一观点，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社会独特的行为准则，在西方世界，我们也能看到它的存在。实际上，一个人总是站在自我的中心，一边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关系圈，一边扩大着公共道德准则或集体意识。因此，对于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实现自我中心主义或集体主义的情境战略，也可以说是一种适应性选择。就像一场体育比赛，玩家在实际策略与规则之间进行选择与操纵（Bailey，1969）。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在怎样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一个人会在自我中心原则和集体主义道德之间选择策略性立场。最为重要的是，费孝通勇敢地挑战了韦伯关于人类关系中同质社群的理论概念，并证明中国人是集体道德规范下的自我中心主义。生活在一个多宗教的世界，中国人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遵守基督教教义的西方人那样，被某种宗教或道德规范所左右。我们可以说，作为历史经验，抑或针对国家和社会的特殊关系所采取的策略，中国人更多地使用差序格局。然而，如果我们将差序格局定义为中国特殊的社会关系准则，那么我们需要通过对特定社会情境下人们的策略行为进行民族志观察，以此证明或讨论这个理论解释是否具有信度。

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个体总是在这两种战略间进行协商与选择。我的意思是作为一种战略资本，差序格局是人们应对特殊的权力结构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某一特定文化体系人群所使用的一种方式。然后，我们应该在当下这种人们变得更以自我为中心或在公共道德准则下人们公然实行自我中心主义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田野研究。对于市场经济时代流行的夸富宴或礼物交换之理论解释都是在这些战略脉络下进行的尝试（Yan Yunxiang，1996；Yang，1997）。另外，虽然费孝通并未提及，但近期有关网络研究的极速增长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的确密切相关（参见Boissevain，1974；Castell，2006）。

除了这些，我对乡村特征或乡村文化的关键概念也非常感兴趣，即费孝通定义的“乡土性”，或更具体地说，是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参见刘世定，2009）。在一些同行看来，我的这一想法显得不合时宜，尤其是自20世纪早期以来，在现代性和城市化持续发展的当下。计划经济时代的现代化政策及市场经济时代的改革开放都进行了彻底的城市化改造。据报道，20世纪80年代，有超过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一数字在近期的人口普查中急剧下降至不足60%。一些社会学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农村社会将迅速消失，在改造农村的政策下，现代乡村正经历根本性的改变。这一转变反映出一个事实，当今社会，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已经将他们的视线从农村研究转向城市研究。但无论将诸如混杂（hybridity）、融合（fusion）、冲突性适应（adaptive conflict）等这种后现代现象如何命名，我们都能看到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过去与未来的共存。尽管城市化进程如此迅速，中国人思想里的乡村传统仍然根深蒂固，这些传统思想也渗入他们的思想与思维方式当中。为了恢复他们过去的社会和想象中的身份，人们甚至挖掘了他们的历史记忆，并将其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商品。

“乡土”这个词常指一些落后的事物。农村村庄意味着我们在向现代化世界前进时所处的落后世界。正因如此，我们经常对我们那农村的家园、那逝去的故乡常怀有浪漫的怀念和幻想。然而，对中国人来说，“乡土”这个词是“乡”和“土”的结合，是拥有特殊文化观念的一个词。“土”常常用来形容“原始”或“自然”的事物。就自然而言，“土”常常用来形容“粗俗的”或“不文明的”；而“乡”则是文化建构的社会社区。因此，乡土常常表示一个社会文化社区，但不是改进过的城市（或都市）。

乡土是祖祖辈辈生活了好几代的地方。一个人在其特殊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中出生，并成为一个适应当下社会的人。因此，一个人的社会认同感是由与之相关的“乡”决定的。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并非文化残存（survival）（泰勒的观点），而是人们通过自我反省重新认识人格、创造传统世界意义的文化资产。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认为，过去不是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逝的事物，关于它的记忆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意义得以复苏。社会制度、价值及文化不会同时朝一个方向改变。它们内部相互关联，但对多种形式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形势做出回应的方式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观察社会及文化之间的关联，通过此种方式了解社会变更的过程。

我们可以肯定，费孝通在写作时，内心一定充满了痛苦与激愤。据费孝通回忆，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他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在运用跨学科方式寻求“志在富民”的方法及策略。为实现这一目标，费孝通把自己当作方法论上的一匹野马。他试图洞察中国社会的本质，以此建立通向现代化和发展的道路。

在乡村社会，费孝通尝试发现中国潜在的文化动力。他认为，虽然当下农村地区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人民日常生活当中那些精华的核心文化。因此，在这种情境下，为了确定我们需要保留什么、应该放弃什么，我们需要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田野调查。费孝通的文章透露出尖锐的批评，以及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自豪感。

费孝通将农村特征定义为一种世代生活在农村地区人群的特殊的身份认同、世界观、价值观、道德及伦理的文化体系。这群人有自己独特的交流方式与行为模式，其中血缘和地缘尤为重要。在中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整个宗族，因为一个家族在某一地方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了。当然也有的村庄里存在多个家族，这些人对同一个乡村怀有一种特殊情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都经常发现在大城市里，来自同一地区的人出于多个目的而组成同乡会。这给在外打拼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跨地域甚至跨国界的想象中的归属地。在台北的山东同乡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不仅在山东，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拥有分会。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存在的潮州同乡会亦是如此。通过同乡会，人们构建了超越地域与政治边界的共同体，并将其不断扩大成一张系统的网络。

费孝通也指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当地身份认同是一个人最为基本的社会及文化资源认同。一个人通过他的祖先生活的地域或源头寻找自我认同，而非出生地或当下的居住地。尽管他们拥有相同的姓氏，他们依旧通过宗族来源来区分彼此的关系。

然而，这些概念性词汇在当今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几乎已经消失。因为大多学者将主要研究转向了市场、城市及全球化空间、合理性、个人主义和经济等方面。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及人口的跨区域流动，这些概念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人口流动、迁移、多民族、多文化的后现代社会背景下，乡村、血缘、以地缘为基础的地方认同感等的消亡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有趣的是，后现代时期之后，我们看到了“传统的不断繁衍”。尽管国家谴责这是挑战国家权力与权威的一种对抗文化行为，但是它们依然被复兴并且不断被重新制造。传统事物与文化的后现代衍生可以被解读为与现代化进程对抗的一种反应。更重要的是，它的复兴尽管拥有不同的形式及意义，但都可以被理解为人们在适应地区移动、移民进城以及适应新社会政治环境时对社会与经济资源的追寻。在这方面，费孝通在书中提出的概念与理论主题是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最为重要的研究，但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传统文化在（后）现代社会的定义及重塑的研究思路。

为了纪念费孝通，我想谈谈中国文化，尽管在他众多写作中这只占据了一小部分。然而，在对汉人人际关系、伦理及社会结构的讨论中，费孝通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我依旧记得，费孝通曾向我询问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宗族的现代研究，包括我的导师弗里德曼在内。费孝通在晚年，为了敦促我们对以往研究所忽视的问题进行再思考，他开始强调文化自觉的观念。他的意思是，当我们强调结构、制度、经济、政治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之时，我们并没有对文化给予过多关注。人类具有独特的文化能力来感知世界，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文化实践比经济利益或政治权力更为重要。在晚年，费孝通承认他的确沉迷于对社会的观察分析而忽略了社会中人的重要性（费孝通，1998：344）。^[5]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与国家理性、地方社会及文化传统一直处于斗争之中。国家认为，传统社会制度是封建遗留，是人民落后的实践，并批评人们对传统与习俗的不理智行为，同时提倡应该在政治上对这种行为予以纠正。在这里，我们应该了解，人们并非盲目地将他们的传统从原来的历史中延续下去，而是在当下情境中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思，并通过不同形式的妥协、退让与国家的战略进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