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36年夏天，在广西大瑶山花篮瑶调查中失去新婚妻子的费孝通，应在吴江开弦弓村帮助农民开办生丝精制合作社的姐姐费达生之邀，利用出国前的两个月空隙，去乡下疗养身心，在不经意间开始了后来闻名遐迩的“江村调查”。两年后，在马林诺夫斯基的指导下，年轻的费孝通写成了《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的博士论文，欲图“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并借此刻画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趋势。1939年，这部以《中国农民的生活》为题、由罗特里奇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不但当时因对“文野之别”的跨越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开山之作，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成中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以下简称《江村经济》）后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年代里最具典范性和感染力的作品。

岁月如梭，一晃80年过去了。2016年适逢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为纪念这一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和中共吴江区委宣传部，在10月22～23日的金秋时节，于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假借太湖大讲堂和太湖群学书院，联袂举办了“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的120余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数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学子和普通民众，围绕江村调查的缘起与社会背景、江村调查的理论与方法蕴意、江村调查与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江村调查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推动、江村调查的学术与社会影响，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论意义、云南三村与乡土中国研究及追随费孝通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铺陈，贡献了110场讲演！在研讨会召开的那几天里，太湖之滨、开弦弓村旁到处都是热烈的讨论与会心的切磋，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22日上午的开幕式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德海，中共吴江区委书记梁一波，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光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翼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中国吴江区委宣传部部长乐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张静教授都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他们对费孝通教授80年前对开弦弓村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以及其后“江村调查”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给予高度肯定。在随后及闭幕式上安排的7场主题讲演中，次年7月出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的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来自费孝通先生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王斯福教授、曾长期担任韩国人类学会会长的首尔大学的金光亿教授、日本神户大学的佐佐木卫教授、吉林大学的邴正教授，以及主办方——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的两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朱苏力和翟学伟，围绕江村调查形成的研究范式、差序自我、乡土中国研究与文化自觉、《江村经济》中体现的田野调查方法、多元一体文化观，以及费孝通思想中同样常为人关注的“差序格局”理论做了精彩论述。

在22日下午、22日晚上和23日上午的三个时段中，主办方安排了18场分论坛和7场青年论坛，共计103场讲演。18场分论坛的主题分别涉及江村经济（两场）、差序格局、文化自觉、学术史（两场）、宗教研究、经济与消费、土地与乡村、本土化、乡村政治、费孝通与现代性、家庭与代际关系、家庭与城镇、文化与乡土变迁、心理与政策、城镇研究，以及江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7场青年论坛则涉及农村生活、江村调查、乡村再调查、云南三村、乡土重建与差序格局、家庭与城镇，以及民族与经济结构。这些讲演和报告不仅反映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所开创的中国社会学传统一代代薪火相传，而且体现了社会学重建后中国几代社会学人直面社会现实的探索勇气和脚踏实地的学术品格。

研讨会结束后，为了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各位学者的精彩分析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我们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相商，出版这部《江村调查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费孝通“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文集》（以下简称《文集》）。根据研讨会的110场讲演，我们选择了36篇论文汇集成册。《文集》大致可以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的5篇论文与“江村调查”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张静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为例，指出燕京学派尝试以专业研究者的角色，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注入新的活力和思想；孙飞宇梳理了费孝通在“江村调查”前的思想转变，即从社会变迁到社会平衡；郭大水研究了《江村经济》对经典社会学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超越；佐佐木卫认为《江村经济》在调查方法和分析框架上受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深刻影响；而王建民则通过江村调查探究了费孝通的学术心态史，由此述及了个人与学术和国家之间的关联。

第二部分的8篇论文也都与“江村调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周晓虹认为江村调查体现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意识，是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有意识的努力。金光亿、李建新、周飞舟和方文的4篇论文，接续周晓虹论文的前半段主题，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了文化自觉的形成途径及养成方式，其中不乏细致的探索和耐心的勾连，由此瞥见了费孝通思想形成的草蛇灰线；而谢立中、王勋和冯钢的论文则讨论了周晓虹论文的后半段主题，他们从江村调查、费孝通一生的研究对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追求，一直讨论到更为抽象的社会学的中国知识问题。

第三部分的5篇论文全部述及“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论述中国乡土社会特征时提出的独特概念。王斯福的论文通过与西方文明的比较，分析了差序格局这一源自中国亲属制度的地方性概念具有的普遍道德与变动可能；翟学伟梳理了自潘光旦到费孝通或自“伦”（沦）到差序格局的概念起源，并认定这一水到渠成的表述乃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与翟学伟不同，朱苏力认为差序格局只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基本格局，但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格局，更不是历史和文化中国的基本格局。此后的两篇论文都涉及由差序格局所引发的群（公共）己关系问题：仇立平从源自自我主义的“己”，讨论了整个社会公共性的建构问题；而郑震以与仇立平相反的方式，提出与费孝通相反的观点，即差序格局并非是费孝通意义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传统中国的德行并非限于“私德”，由此我们也不能以为只有西方意义上的“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

与前面三个部分相比，第四部分的6篇论文主题相对零散一些。包智明和陈占江的论文认为费孝通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或契洽之点，并富有创造力地将此称为“费孝通问题”。作为一种呼应，金一虹和杨笛以为，费孝通的姐姐、蚕丝专家费达生的一生同样也是追寻现代性的一生。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以实践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踏入现代性之中的，就像费孝通所言，姐姐一直考虑的是“怎样去解决技术现代化和经营社会化的问题”。接下来的两篇论文所讨论的主题在时间上正好接着费孝通的江村调查和费达生的蚕丝业实践，张云熙的论文叙述了费孝通抗战期间自英国回来后在云南的农村调查，并讨论了禄村、易村和玉村即所谓“云南三村”调查对以江村调查为开端的中国农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意义；杨渝东的论文则更往后，以抗战后写成的《乡土重建》为契机，讨论了费孝通先生借乡土重建之议题解决中西方文化困境的设想，并因此成为两种文化间的“摆渡人”。随后，褚建芳的论文讨论了费孝通的宗教观。显然，依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宗教观念实际上是人们用以应对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唯因宗教研究以及对生活系统其他部分的研究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其对宗教问题的关照就不能不与“直面生活的人类学”发生勾连。最后的那篇《吴文藻与中国社区研究》，是《文集》收入的唯一一篇出自本科生之手的论文，作者朱晨宇借讨论吴文藻在中国社会学中开创的社区研究，触及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所开创的社会学中国化努力。

表述零散的主题总需要更多一些文字，要简述《文集》第五部分的6篇论文同样不易。前两篇属于个人经验的分享，两位作者回忆了当年追随费孝通先生做研究的经历：杨善华曾随费先生“四访江村”，而且至今完整保存着当年的笔记；李德滨则是在费先生的指导下开始黑龙江移民研究的。后四篇论文虽没有与杨善华和李德滨相似的经历，但他们述及的主题则多少与农村这个费孝通一生关注的领域相关：张乐天讨论了如何确定农村研究的主题——如果说费孝通从事江村调查的时代这一主题是传统与现代的接续，那么张乐天后来的成名作《告别理想》一书的主题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公社制度。周燕玲、陈映芳的论文与田毅鹏的论文似乎有某种因果关联：前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一度炙手可热的“农民工”研究进行了深入反思，指出其具有在发展主义的偏好下，按市场逻辑将农民或农民工劳动力化的倾向；后者则讨论了在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的背景下，乡土公共性的危机与重建之路。最后，周大鸣、廖越的论文从一门新兴的学科——路学切入，讨论了现代交通对聚落方式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的变迁。

《文集》的最后部分，即第六部分的6篇论文主题比较集中，讨论的是江村调查及整个费孝通学术思想的社会影响。李友梅的论文提出，费孝通的江村调查能够让人领悟一种基于“从实求知”“实事求是”原则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足以使我们将之作为一种“江村学”范式来理解和学习；徐珂和刘豪兴的论文则不仅交代了《江村经济》的成稿背景、作者在此后遭受的荣辱，也对“江村学”建立的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王铭铭的论文最初是应《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编委会之邀而撰写的词条，这16000字的长文确实如其本人所说，反映了他“一直怀有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恢复费孝通先生思想世界之整体面貌的心愿”。接下来，罗教讲和冯帅帅的论文以数据化的方式呈现了费孝通的影响力，他们通过计算范式将数据来源延伸至学术研究领域之外，并因此将费孝通一生的社会影响纳入进来；作为一种补充，周云和彭书婷的研究考察了《江村经济》80年来在英语世界持续不辍的影响——不仅限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一著作还影响其他35个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最后，似乎是为《文集》作一个必要的结语，王莎莎的论文以江村调查为原点，考察了80年来的中国乡村研究。总体上说，“以江村为代表的微观社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而学界对江村在各个时期的追踪考察所积累的研究资料，更使得社会变迁的样貌能够在江村人的社会生活中清晰地呈现”。至此，36篇学术论文以各自精彩但又相互契合的方式，完整地呈现了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及其一生在中国社会科学进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伟大变迁中的历史意义。

自1984年进入南开大学攻读社会学学位以来，我就一直浸淫在由《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等经典文本构建起的费孝通的学术世界中，但真正较为深入地理解费孝通及其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尤其是从2015年年底与北京大学的同人和吴江区委宣传部及七都镇的友人们合作，开始筹备举办“纪念费孝通教授‘江村调查’80周年学术研讨会”以来，对费孝通先生的理解更是与日俱深。我与张静教授在费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的日子里举办一个学术性的纪念会议的想法一经提出便获得了社会学界和吴江各界的热情支持。北京大学的潘乃谷教授、马戎教授是这个会议最早的赞同者；此后，七都镇党委书记查旭东、镇长肖军、副镇长王志萍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查书记不仅在几年前支持我建立了拥有600平方米用房的太湖群学书院，这次还代为联系了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乐江，乐部长对本次会议的召开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和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同人们——周飞舟、成伯清、吴愈晓、蒋海云、陆远、时昱和曹慧中，为会议的举办贡献了各自的智慧和才干。费孝通先生的家人对会议也给予了积极支持，他的女婿张荣华先生专门委托自己的儿子张喆与会。费先生的后代加上费先生调查时年仅8岁、现在88岁的村民沈宝法先生（《江村经济》一书插页里与费先生合影的小男孩）的出席，使本次会议进一步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的自然接续，也使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种悠远的回应。

是为序。

周晓虹

2017年仲夏

于南京紫金山东麓朗诗绿郡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