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论与《江村经济》的记述

1.《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所提出的问题点

为了考查验证上文所提到的问题，以下首先通过《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1922年）中的叙述来梳理一下马林诺夫斯基所思考的民族志学的方针。

关于田野调查的基本条件，马林诺夫斯基是这么说的：“为了完成工作，应当置身于相应的环境当中。也就是说，尽量不要跟白人住在一起，而是深入原住民的生活。”（Malinowski，1922：6）这里面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作为人类学家的讲究。他也是把自己从熟知的社会中抽离，通过调查研究对象社会的细节去把握当地生活的整体，才得以培养敏锐的感觉。同时，也可以看到他对建立了新人类学（离开以往在书房里从文献调查中收集事例的研究方法，实施田野调查）的自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民族学调查里不可或缺的三种方法：①必须在明确的框架里“记录部落的组织情况和对部落文化的剖析”（the organization of the tribe，and the anatomy of its culture），这个框架是通过制作“具体的统计资料的方法”（the method of concrete，statistical documentation）来构建的；②这个框架里必须记载有“实际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情与典型行为的类型”（the imponderabilia of actual life，and the type of typical behavior）；③必须把“民族志学上的供述、有特色的故事、典型的发言、传说以及咒文”等以“口碑文集成”（a corpus inscriptionum）的形式，也就是把原住民的想法以记录的形式发表出来。透过这些方法可以引导民族学者达到最终的目标：理解原住民对事物的看法，掌握他们与自身的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自己的世界的看法。

在推广这个命题时，可以如下进行理解。关于第一种方法“记录部落的组织情况和对部落文化的剖析”，还有这样的说明，即“描绘社会结构的明确的轮廓，在所有的文化现象里排除相异的解释，确立相应的规律和规则”（Malinowski，1922：10）。一般情况下，社会人类学使用“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这个概念去解释社会的系统性描述。虽然“社会结构”是一个概念上的理想构造，但它必须是可以进行实证的。而且，使用这个概念必须能够引导出新的见解，以达到更广泛的知识积累。因此，可以说民族志里所描绘的社会结构的意义在于它有“可验证概念上梳理过的记述”以及“发现新问题”的功能。

在这个小结里，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的是“制作有具体依据的统计资料方法”（the method of statistic documentation by concrete evidence）的方法。在关注特罗布里恩群岛居住民进行经济交易的实例时，会发现各种类型的产权关系、亲属关系、仪式、巫术等交织在一起出现。像这样多个项目同时汇集在同一个活动里的，如果能分出可靠的数据并通过图表总结出简单的相关关系网，就能提供一份基础资料用于统一解释该活动的整体。另外，从中也能够发现新的问题并在当地进行确认。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统计上的”（statistic）并不完全指的是通过数量去把握现象，也不意味着一定需要定量数据，这里更强调的是制作既具体又简单明了的图表。

关于第二种方法“实际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情与典型行为的类型”的把握，马林诺夫斯基的解释是：制作民族志学日志，用于记录详细的观察结果和生活上与原住民的近距离接触。“例如关于日常的事、穿衣、煮与食的方法、村里篝火周围的社交生活与交谈情况、人们之间强烈的敌意或友情、共鸣或厌恶、个人的虚荣和野心是如何在个人的行为里体现，以及给周围的人们带来了怎样的反应等，像这些微妙却又不混淆的点点滴滴就属于这个范畴。”（Malinowski，1922：18-19）马林诺夫斯基如此描写收割后的村民：“每个人收割完后把收割物展示在各自的田地里接受评价。原住民们组成小组在田里到处走动，时而感到佩服，时而进行比较，时而进行称赞。”（Malinowski，1922：61）也就是说，只有置身于当地人的圈子里，才能通过自己的见闻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才能观察到他们的意识和情感的细微之处，从而对此进行记录。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如果缺少“想要了解这些人是依靠什么来生活，还有他们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的想法，该研究“将失去人类的研究中可获得的最大回报”（Malinowski，1922：25）。他把这样的研究方法看作民族学家想要达到最终目标的关键方法。

第三种方法“民族志学上的供述、有特色的故事、典型的发言、传说以及咒文”可以看作原住民对自身行为的一种解释（Malinowski，1922：22）。马林诺夫斯基把咒文看作其中的一个典型，并对其进行了介绍。例如，在关于制造独木舟和越洋远征的章节里，他频繁地引用了一些咒文。想要制造行驶速度快的独木舟，毫无疑问，需要高超的技术。除此之外，在每个作业的过程中，相应的巫术也是不可缺少的。通过咒文可了解到当地人为实现愿望的祈祷和怕被背叛的恐惧，例如“能够表达他们愿望的巫术”和“与邪恶巫术对抗的除邪巫术”，这些信息都可以从当地人的话语中得知。

在此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了近似于“民族学志上的反思”“认识论上的反思”的想法，主张民族学的最终目标应是掌握原住民的想法及其个人与自身生活的关系，理解其本人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的看法。换而言之，“去了解身处远方且以我们难以想象的姿态生活着的人群，也许对我们来说多少也是有参考性的”（Malinowski，1922：25）。他还说道：“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丰富且加深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的看法，了解自身的特质，进而把其升华成为智慧的、艺术性的东西。”（Malinowski，1922：517-518）中根千枝说过：“所谓社会人类学研究，并非使用既有的理论框架，而是采用一定的方式，通过自身的经验去探索未知世界的体系，将其理论化。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暴露于相异的社会环境之下，就能够获得在日本无法感受到的智慧上的刺激，让自己的思维方式更为成熟。”（中根千枝，1987：34）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的定义（即通过了解文化上相差较大的他人来加深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理解），用当代文化人类学的术语来表达的话，可把其看作连接“认识论上的反思”的一个观点。

以上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对田野调查的讨论，可总结为：第一，“置身于相应的环境”；第二，“描绘社会结构的明确的轮廓”；第三，制作“具体的统计资料”；第四，记述“实际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情与典型行为的类型”；第五，记录“当地人话语中的民族学志上的供述”；第六，“认识论上的反思”。那么，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是怎么继承这些观点的呢？

2.《江村经济》的主题与记述方法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依据1936年7月至8月于吴江县开弦弓村历时两个月考察的调查记录所写的。同年9月，他带着这份调查资料前往伦敦留学。据说当初是想把与王同惠一起调查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作为博士论文，但后来听取了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的建议才使用了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不久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从美国回到英国，费孝通在他的指导之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费孝通，1986：1-2）。从这个过程来看，也可以推测《江村经济》的论点和论述技巧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影响。

在同一时期，跟费孝通同样是以自己在故乡的经历为题材的民族学志专著，有林耀华（Lin Yueh-Hwa）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The Golden Wing：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published in New York，1944/in London，1947）和杨懋春（Martin C.Yang）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A Chinese Village：Taitou，Shangtung Province）（1945年）。

林耀华（1910～2000年）和费孝通的两个人的经历非常相似。林耀华1935年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吴文藻的指导下获取硕士学位，之后于1937年前往哈佛大学留学并于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费孝通1933年毕业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在清华大学取得第一批的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吴文藻的推荐下于1936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并于1939年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林耀华的民族志学专著是依据赴美前于1934年至1937年在故乡闽江对面的黄村（福建省古田县）收集的资料所写，这也跟费孝通的经历相类似。另外，还可以发现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庭的史记》的序言是由伦敦大学教授雷蒙德·弗思所写的。

杨懋春（1904～1988年）从齐鲁大学毕业后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得硕士学位，之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以少年时代在山东省青岛市南部台头村的见闻为素材，他完成了著作《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该书的序言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尔夫·林顿（Ralph Linton）所写。

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三人均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之后在抗日战争期间（1937～1945年）分别前往美国和英国留学，都出版了以熟悉的故乡为题材的民族学志专题研究。他们在欧美的大学里师从当时人类学界的代表学者，均以自己的祖国为研究对象，写下了对欧美学者有参考价值的民族志。因此可以说，他们给知识贫乏的“此方”（西欧）留下了有助于了解“彼方”（非西欧）的记录，促进了民族志学研究的转变。

虽说三人几乎拥有相同的学术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其民族学志上的田野调查方法也很相近，但他们所出版的三本专题著作在资料的整理方式和记述的风格上都有各自的特点。

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和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都以自己童年时期的家族、村落和地方社会为舞台背景。据说前者中心描述的黄东林及其家人的原型来自林耀华本人的家族，文中的小哥（little boy）便是作者本人。他透过自身的经验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的家族、地方社会以及秩序与权力的问题。这本著作的主题（关于黄东林一家的繁荣及其姐夫张芬洲一家的衰落）恰好演绎了中国家族的大起大落，既吸引了读者的兴趣，也凸显了中国的家族与宗族的结构。另外，透过具体的事例（如在山中持有隐匿处的土匪的横行、以城市为据点的军阀间的斗争等），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地方社会秩序的脆弱之处。特别是作为人质被土匪抓走又得以安全脱身的经验，这样的紧迫情节只有当事人才会知道。通过这些事件，作者描述了家族和地方社会里发生的一些事的来龙去脉以及登场人物的一举一动。弗思在序言中写道：“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机和昔日的感情。”（Firth，1947：xii；林耀华，1989：5）作者描述的真实性（reality）和可信度（assurance）来自他本人的经验和见闻。

弗思称该著作为“以小说的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他写下了这样的评价：一直期待着如《红楼梦》那般生动描绘中国社会生活的民族志记录的出现，这本著作正是作者身处其中并对当地的熟悉程度加以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所书写的。作者并没有采用一般学术论文的形式，而是从张芬洲和黄东林分别开店卖药和卖花生等情节开始展开两个家族的历史。林耀华以故事讲述人（story teller）的身份直接述说了黄东林一家所经历的各种事情的始末，用此来描绘中国的家族和地方社会的构造。一般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论文里不可避免需要参考大量文献，而林耀华的描述方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免去这个繁杂的过程。因此可以说，正是本书的记述形式的直接化，才得以把中国的家族和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况与当地人们的动机、感情描述得如此生动。

按照上文提到的马林诺夫斯基列出的六个命题来看，林耀华著作的出色之处在于既有记述“实际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情与典型行为的类型”，也有记录“当地人话语中的民族学志上的供述”。通过登场人物自身的叙述，观察并了解每个人“依靠什么来生活，对幸福的定义是什么”。

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也属于同一类型的著作。这本书依据他童年时期在故乡（青岛市台头村）的经历，记述了村民日常生活中家庭、邻居、宗族、村落的人际关系，以及村落与地方市场（乡）和村落与青岛之间的关系。其特点在于，内容是基于自己作为村民的一员直接看到的和从身边其他人听来的事情所构成，具体记录了外人难以把握的一些问题（如“宗族间的对抗意识”“村人集会由有声望的人一手掌管”等）。通过作者对村里人物的描写，读者也可以鲜明地勾勒出每个人的人物形象，如村长（虽说有一定的回扣可拿，办事时也要注意避免引起村民不满）和中年教师（为了引进近代的教育模式而到师范学校接受再教育）等。另外，关于“把引以为自豪的牛拴在门前的农夫”和“为了家庭的兴旺而拼命耕作的农民”等人物的记述，即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关于“实际生活中无法估量的事情”的记述内容相当丰富。与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庭的史记》相同，这本书也成功描写了外人难以感受到的自村人的生活实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林耀华和杨懋春的民族志都没有意图要提出概念化模式。

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与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庭的史记》有不同之处。杨懋春的民族志系统详细地记录和传达当时农村生活的全貌。这本书的结构和记述方法采取了从村落外侧一步一步往内侧接近的方法，深入到村民的生活、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当中，却始终注意保持着研究距离（detachment）。从这里可以看出人类学家的讲究，即虽以自己的故乡为田野调查地，但作者与当地人们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为了能够客观地进行观察。

那么，与这些著作相比较，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记述方式又有哪些特征呢？

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做农村调查时的论点基于道德规范价值。开弦弓村调查始于1936年。在当地，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倾力于改善养蚕业，并参与了合作社开办的制丝厂的运营工作。费孝通说：“他们的行动的合理性及其意义让人印象深刻。为了改善自身的严峻处境，他们团结一致去挑战制度的姿态让人不禁赞叹。我认为我有义务去把这些情况公之于世。”［Fei，1983；日文版（小岛晋治等译），1985：12］想要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就需要从经验上把握现状，正确构想未来并指引人们行动的方向。这样以事实为依据的方法，恰好承认了社会科学存在的意义（Fei，1939：4；费孝通，1986：3）。

因此可以说，相较于杨懋春和林耀华的民族志，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里的记述更注重于逻辑上的解释（a logical explanation）。若借用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论点来评价《江村经济》的特点，可以说它是为了“描绘社会结构的明确的轮廓”而制作了“具体的统计资料”。

接下来举一个例子。费孝通说，构成农家经济生活的有机体（农业和副业）的解体，是导致农村衰落的一个原因。其说明如下：“为了对农业在家庭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作恰当的估价，我们必须再注意一下在上述章节中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实事。平均一户拥有土地约10亩（第3章第3节）。在正常年景每亩每年可生产6蒲式耳的稻米。对拥有平均土地量的农户来说，总生产量是60.36蒲式耳。平均一家四口，直接消费需米33蒲式耳（第7章第5节），所以有27.36蒲式耳余粮。新米上市后，每蒲式耳米价约2.5元，如把余粮出卖约可得68.4元。但一个家目前的开支需要至少200元（第7章第8节）。显然，单靠农业，不能维持生活。每年家庭亏空约为131.6元。佃农情况更为悲惨，而村民中大多数是佃农（第11章第4节）。佃农按平均土地拥有量，必须向地主交付相当于总生产量的40%，即24蒲式耳米作为地租。剩余36蒲式耳仅仅够一户食用。……缫丝工业兴旺时，生产生丝，可使一般农户收入约300元，除去生产费用可盈余250元。”（费孝通，1986：145-146）

可以看出，费孝通仔细地计量了生产和消费、剩余，为的是具体展示蚕丝业这种家庭副业是农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虽然在导入合作社工厂之后缫丝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新问题，如300名女性工人失去了劳动机会。费孝通是这么说明的：“劳力来自社员。由于引进工厂，生产中所需的劳力比在家庭手工业中所需的劳力少得多。这个工厂的缫丝部分30个工人已足够。她们都是年轻妇女，年龄从16至30岁不等。选茧和清洗蚕茧需要非技术工人10名。丝抽出来以后必须重新整理并按出口标准包扎，这一部分工作需要6至8名技术工人。工人总数约50人。”（Fei，1939：223；费孝通，1986：158-159）

为了准确地分析引进新技术对农民生活的影响，费孝通进行了定量上的描述。这种计算方法是他所擅长的，也经常出现在其他描述当中。

除了探讨有关蚕丝业复兴的问题，这本著作中还有一个论点值得关注，即对“以航船为中心的市场销售体系”的分析。该体系处于河渠环绕着的水乡地带。费孝通透过航船的工作活动，分析了当地的村与镇之间的关系。村民通常需要去到镇里的商店才能买到像油等日常生活消费品，乃至豆饼、砖块等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必须乘坐航船才能买得到。当船经过家门口时，那些要到城里的人可以免费搭乘。这些船主充当村民们的销售代理人，可以说是大米、蚕丝生产者与采购商人的中介，他们可从中赚得一些佣金。关于这些佣金，费孝通是这么算的。

由于住在村里的生产者与住在市镇的采购商人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任何交集，村民想要卖出大米和蚕丝的时候，需要通过航船主到市镇里跟采购商进行交涉。“生产者如果出售100两蚕丝，约合当前的市价25元，他便付给航船主一元钱佣金。……佣金数不随蚕丝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蚕丝价格高时佣金率反而低。每出售3蒲式耳米要给佣金5分，生产者收益约合7元，佣金百分率约为0.7%。这个村庄的蚕丝总生产量约为9万两，航船主可得900元佣金。大米的总出口量为7000蒲式耳，航船主可得总数约为650元的佣金。如果四个航船主平分这个数额，每人一年约得400元。有这样一笔数目，生活可以过得不错了。”（Fei，1939：255；费孝通，1986：180-181）

通过以上记述，可以知道作者想通过统计上的数据去确证以下信息：第一，联系村落和市镇的航船主不仅给村民们代购日常用品，他们还是谷物买卖中的中介；第二，通过访谈调查获取的见解和假设。费孝通的这种记述方法，也可称为统计记述法。这种统计数据未必能解释一切，但至少可以简单地对事实进行说明。另外，即便访谈调查资料的大部分内容属于农民对自身生活的真实叙述，也不一定全都可以进行确证。对于这个落差，费孝通想尽可能地通过统计上的推算去进行验证。他在《江村经济》里采用了马林诺夫斯基所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如通过“依据具体的证据制作统计资料”去“描绘社会结构明确的轮廓”，确保了民族志记录在记述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但是，基本数据的计算并不简单。例如1939年出版的《江村经济》和1986年出版的《江村经济》里关于土地面积和耕地面积的基数的计算公式就有不同。在《江村经济》里，土地面积和耕地面积均以3065亩为基数，户数为360户（不区别总户数和农家户数），从而算得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为8.5亩^[3]（Fei，1939：33，201）。与此对比，《江村经济》里把耕地面积看作土地面积的90%，即基数为2758.5亩。农家户数则为总户数减去特殊职业59户、渔业14户、无业13户所得的274户。因此可算得每户的平均耕地面积为10.06亩（费孝通，1986：25）。随着算法的不同，一年的大米消费量、剩余量和不足的数值也会出现变化。像这样，想要确认访谈调查中得来的数据是困难的，想必做过田野调查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即便如此，费孝通还是努力尝试去进行核实，哪怕是临时的基数。

3.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的分析框架

费孝通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中学到的是全面掌握文化总体的方法^[4]。该方法不单从一个方向或一个侧面去看社会的变迁，而是采用了从多方面了解社会的视角。关于这个问题，以下就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的批判性继承进行探讨。

《江村经济》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分析开弦弓村家庭蚕丝业的衰落与改革，以及分析社会的变迁。这个分析框架依据了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提出的“三栏分析法”（The method of three-column analysis）（Malinowski，1945/日文版1963：198）。^[5]

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认同与否非同一般。首先，在明确“人类基本上属于生物有机体”的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认为创造文化的基础是人类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本能。费孝通称之为朴实的文化论。一方面，他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框架的三元结构［基本（生物）、派生（社会）、整合（精神）］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从人类学的理论来看，他则是如此评价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①发现了人类的普遍性；②反驳了对西欧文化的收敛理论（convergence theory）（该理论内嵌有发展阶段论与文化传播论）；③确立了“发现个别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视角。另外，从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来看，他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也予以了肯定的评价：①一个接近并了解未知对象的方法；②观察实际文化的手段；③提供了把握整体的视角（费孝通，1995）。

在分析蚕丝业的衰落与改革时，费孝通所参考的“三栏分析法”有助于发现问题和全面了解社会的变迁。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探讨，他强调文化变迁并不是单方向的，而是含有多层结构的。

马林诺夫斯基以非洲的文化变迁为例，对它的动态分析进行了以下思考。为了获取资源和劳动力，欧洲人以压倒性的兵力踏入非洲，在经济、法律政治、社会制度上给当地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带来了变化。不过，这个变化并非单方向地从非洲的“传统”的东西转化为像欧洲的“现代”的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发生了具体的变化，但不纯粹是“相互交融”。虽然非洲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被埋在社会文化的深处，但也有一部分人适应了新形势，为社会的转变带来了活力。

为了应对并全面了解该文化变迁里的动态原理，马林诺夫斯基构思了如“三栏分析法”“三重图解法”（threefold scheme of approach）的分析框架。他解释说：“研究文化的变迁，必须考虑到实际情况的三种秩序：①来自先进文化的冲击；②受到文化冲击的原住民生活的实体；③两种文化的反作用所引发的变化。”（Malinowski，1945/日文版1963：53）A栏里记载了来自欧洲人的各种影响、兴趣和意图。B栏记载了“文化接触与变迁的过程”，即关于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的各种过程。C栏则记载了“在有活力的当代生活里，现存的传统制度、过去的记忆和传说能得以延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马林诺夫斯基尝试理出三栏间的关联性及其相互依存的原理（Malinowski，1945/日文版1963：122-123）。

在《江村经济》的前言中，费孝通基本沿用了以上提到的马林诺夫斯基的论点来分析中国面临的社会转变。他写道：“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目前形势中所发生的问题是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正如我们将在以后的描述中所看到的，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复旧。”（Fei，1939：1-2；费孝通，1986：1）

参照该方法，费孝通提出了分析“家庭蚕丝业的衰退、改革”和分析“社会转变”的框架（Fei，1939：198-201；费孝通，1986：142-145）。效仿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栏分析法”，他把A栏设为“促使变革的外界力量”，B栏为“变化的情况”，C栏为“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以下列出的是书中的一些基本项目。

A栏纵轴的主要内容：Ⅰ.世界经济的衰退；及蚕丝业在世界性范围内向科学方法工厂企业的发展。Ⅱ.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是工业变革的积极力量。Ⅲ.变革力量的意图：（A）应用蚕丝业的科学知识、（B）以合作原则组织企业、（C）改善村庄的经济情况。Ⅳ.政府作为变革力量所持的意图：（A）平衡国际贸易、（B）有关农村企业的乡村建设政策。

沿着A栏竖着看，可发现费孝通首先列举了外部世界的情况、变革的带头人、变革的方向、政府面向农村建设的政策。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丝质量下降，而且蚕茧患传染病的概率较高，生丝的产量不稳定。如果想要再次外销生丝，则需要确保高质量的蚕卵；引进科学的养蚕技术；改良缫丝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江苏女子蚕丝学校属于推动蚕丝业改良的重要角色。

B栏纵轴内容：Ⅰ.生丝价格的下跌。家庭蚕丝业的衰退。中国农村经济贫困。Ⅱ.居民有变革的准备。当地领导人的支持。Ⅲ.变革的计划：（A）蚕业学校师生发起、组织和指导改革计划、（B）在改革计划中：（1）合作方面、（2）非合作方面、（3）反对合作方面、（C）改善村庄的经济情况：（1）成功、（2）失败。Ⅳ.政府支持改革计划。

纵看B栏，可以知道是家庭蚕丝业的衰退导致了农村经济出现困难。为了应对该问题，合作社工厂采取了行动（如对蚕茧进行科学的管理提高养殖蚕的质量；投入机器制丝提高生丝的生产质量），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标。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经济的疲惫得到改善，社员的自主运营也促使了农民加入社会改革的行列当中。可以说，合作社的努力换来了成果，也获得了村民的信赖。

但是，合作社工厂并非在各方面都是成功的。合作社的资金来自社员的出资，原料蚕茧和劳动力也由社员提供，可是工厂收益却用在了归还从政府金融机关借入的款项。由于工厂的盈利部分没有分到农民手上，参与出资的农民的心态变得消极，从而导致之后的资金缴纳率出现停滞，原料蚕茧的供给也逐渐减少。虽然农民们知道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生丝质量不高也不具有市场价值，但比起把蚕茧提供给工厂获取收入，大家还是选择了老路，把蚕茧留在自己手里由自己来进行缫丝。

那么，取得成功的合作社为什么会在半途遭到挫折，农民们为什么会选择走旧路呢？关于这个问题，可以透过C栏内容“农民不得不维持传统生活的现状”和“农民方选择的逻辑”来进行解答。

C栏纵轴内容：Ⅰ.最低生活水平。家庭蚕丝业是中国农村中对农业不可缺少的补充。Ⅱ.农民缺乏工业改革方面的知识。当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Ⅲ.被改革的传统技术。（A）传统技术的缺点、（B）家庭副业的个体性质、（C）希望经济恢复：（1）传统技术生产成本高、劳动没有形成商品、（2）传统缫丝的残存。Ⅳ.地方自治及人民怀疑政府。

纵看C栏的内容可知道，在取代家庭蚕丝业后，工厂生产改善了传统技术上的缺点。可即便在技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民们还是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利益分配。另外，随着工薪阶层这一新阶层的出现，以往从事家庭蚕丝业的大多数女性劳动力失去了劳动的机会。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实际上，依靠旧技术的话生产费用高且产品质量也差，但在村民们看来，若能利用家里的剩余劳动力来参与生产，对一个家庭来说至少也算是一种收入来源。

通过纵轴看“三栏分析法”的A栏、B栏和C栏，可以得出以上解释。若看横轴的话，可以发现“政府推进改革计划”、“村里改革进展的情况”以及“村民的实际应对”是相互关联的。例如通过横轴“Ⅲ：改革、（B）项”看改革的情况。A栏内容为“Ⅲ.变革力量的意图：（B）以合作原则组织企业”，B栏为“Ⅲ.改革的计划。（B）在改革计划中：（1）合作方面、（2）非合作方面、（3）反对合作方面”，C栏为“Ⅲ.被改革的传统技术。（B）家庭副业的个体性质：（1）传统观念认可的新思想、（2）对实施大众管理和行使新权利缺乏教育、（3）仅对实际利益有兴趣”。引进新技术与改革，不是纯粹从技术和经济效率上进行普及就可以的。“三栏分析法”属于组织改革的理想原理，而在现实过程中根据人们实际生活中的利益来看，则会发现有合作、非合作、反对合作的三种情况。这三种选择受影响于传统家庭生活的逻辑，某种程度上呈现了整体中的一些关联。

从这个关联图中可得知，推进农村改革同时也是村民们选择实际利益的过程，农民的生活逻辑既是促进改革的动力，也是抑制改革的阻力。也就是说，根据技术的优劣、经济效率、善恶观念，可把社会的变迁看成从劣质向优质、从低水平向高水平、从落后向先进的阶段性发展。不过，这个阶段性发展不一定是死板的和单方向的，如何接受变化还受影响于人们的选择。费孝通试图通过“三栏分析法”科学分析“外在强制力”与“人们有创意的选择”的紧张关系，进而发掘新人文科学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透过图示化的一览表可以把握各制度与相关活动之间的关联，但想用它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全貌，则未免会让人觉得过于简单化。费孝通把农村与副业有机关联的解体、潜在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农地过少与不平等分配、城市与农村的畸形关系、农村财富和人才的流失等看作农村的危机，这当中有一部分内容无法导入三栏表。事实上，费孝通所思考的农村问题的根源，如农地的不平等分配、城市与农村的畸形关系、农村财富和人才的流失等内容，在三栏表里也没有被提及。马林诺夫斯基的“三栏分析法”是为了调查非洲的文化变迁而提出的初步分析方案，但他自身也没有把它运用到田野调查当中。也就是说，“三栏分析法”还处于试论的范畴，或者说它还停留在构思的阶段。

费孝通把这个“文化表格”理解为：“实地调查是个比较上可以得到科学性较强的资料方法，但不应满足于到现场去吸新鲜空气而已，还要掌握一套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现场观察，就是还要先解决观察什么的问题。为了解决观察什么这个问题，马老师企图提出一个参考体系，他称之为《文化表格》，来帮助学生们用实地调查方法来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科学研究。”（费孝通，1996：323-324）而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并没有按照三栏表中列好的顺序来进行记述。事实上，通过制作三栏表可以看清社会变迁中各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联，从纵轴和横轴还可以明确表中各项目之间的关系。费孝通自身也是这样发现并引导出了一些过去未曾察觉的项目。因此可以说，三栏表是他确认整体结构的一个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