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江村经济》是社会学研究的样板

掌握了确定的学科理论视角和适宜的研究方法，未必就能够得到禁得起历史考验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者的品质和科学素养是另外一个必要条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是将上述三个条件结合起来的案例，提供了“怎么样”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样板。现就讨论国内外社会学界长期热议的“价值中立”话题，简要说明《江村经济》对怎么样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贡献，即学习费孝通的“价值中立”与“勇于担当”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精神气质，懂得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弄清楚社会科学者的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并作为本文的小结。

当下社会学者常常为游走于两个极端角色之间而苦恼：或是自以为“皮包中携带着制定社会政策的指挥棒”的夜郎自大，或是另一个极端的“迎奉着统治者指挥棒”的御用文人，以至于出现了人们津津乐道许多时髦的学者类型，诸如学究、保守派、智库型学者、社会警示者、人类关切勇士等。纵观费孝通从《江村经济》开始的一生活动，虽然他老人家身兼下至普通学子、教授，上至国家领导人等多种职务，横跨目前学科分类体系的数个专业领域，但是，费孝通始终与那些时髦的类型无缘，“谦卑的和负责任的学者”可能是对费孝通最贴切的归类。学者“用知识来促进世人的幸福和美好社会的实现”（费孝通，2001b：343），这是一种勇于担当的品质，是进行“价值中立”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担当品格，进行研究是痛苦的，也不会做到价值中立，而是会找各种理由去人为地挑选裁剪编造事实。当然，塑造这种气质与品格有多重因素。然而一开始就接触正面的经典范例，无疑是必要条件之一，即没有经典名著的熏陶，就一定没有社会科学研究者价值中立与勇于担当的气质品格。或许这也是费孝通要求读经典原著“补课说”的另外的深刻意蕴。

为了避免理解歧义造成的无谓争论，这里所说的《江村经济》中所展现的“价值中立”精神和原则，是指“不以研究者自身的好恶和价值标准开展研究活动”。具体包括以下三点。其一，在选题立项上，明确的“问题”和有真实代表性的对象，如费孝通是选择中国农村的一种类型的代表，而非为了宣传自己的家乡，或者仅仅为了方便住宿省钱省事、完成论文、猎奇、呼吸新鲜空气等。需要指出的是，费孝通的江村调查以及《江村经济》更多的是其必然性，即一个知识青年的报国志向和专业训练的结合。其二，在研究过程中，对确定了的主题，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各类对象的资讯情况，而非人为地选择某一类型或者故意漏掉某些类型，并有意地将这一部分作为全部的资料。其三，在结果报告中，只专注于对所得资料信息的细致地分类与合乎逻辑的解释，而非为了迎合某种潮流、获得某些强势的欢心，或者为了避免个人的某些麻烦等等，而有意地忽略某些资料，从而导致分类与解释的失真。这正是费孝通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多次提及“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费孝通，2001a：21），以及强调研究者要抛开空谈和学派争论，“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费孝通，2001a：23）的含义。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兼具效度（正确性）和信度（可复制性）的要求是一样的。如果说两类科学有区别，那么只是在科学研究中所涉及的研究者、被研究的对象、研究报告接受者这三要素及其关联中，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三者都具有意识和社会属性，并且以揭示研究对象的社会属性为研究核心任务。因此，较之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具有意识且研究中并不主要关注其社会属性而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价值中立的原则有着更多的干扰因素，更需要研究者的价值中立和勇于担当的科学精神气质品格。既然我们从《江村经济》所能够看到贯彻学术研究价值中立与勇于担当一致性，那么将其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典范，让后来者去学习和追随，这对造就一代代像费孝通一样谦卑的和负责任的学者，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开展研究，其意义也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的。

较之人类学早已把《江村经济》明确列入学生的必读经典著作，社会学似乎至今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因此本文呼吁明确将其列入社会学专业的必读经典，以使每个专业人员从中学习如何开展研究。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采用的是文献法，因此也必然具有本文上面所指出的基于文献法的研究缺陷。亦即本文的提法可能不是其原意，甚至可能歪曲了本意。仅从方法选择角度说，我们也更加怀念费孝通先生，因为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答案了。补救的办法是更多的人一起研究《江村经济》，通过学术批评来达到全面准确地展现它的内容、意义及其历史性缺陷与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确实为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费孝通，1996，《学术自述与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费孝通，2001a，《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

费孝通，2001b，《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

郭大水，2007，《社会学的三种经典研究模式概论——涂尔干、韦伯、托马斯的社会学方法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埃米尔，199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韦伯，马克斯，1997，《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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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郭大水，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 费孝通教授于1999年8月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高校经典教材译丛·社会学》的总序中写道：“我去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提出了‘补课’的问题，我自己带头重新阅读了一些经典的社会学教科书……也要求研究所的年轻教员和学生更认真地读书。”

[3] 括号中的英文来自由S.A.Solovay和J.H.Mueller于1938年完成的英文译本，1966年由纽约the Free Press重印。

[4] 英文引自G.Roth和C.Wittich根据德文第四版修订版（1964年）翻译的《经济与社会》。

[5] Micro-community study译为“微型社区调查”可能较好，因为这既符合对小型社区进行实地调查之意，又防止与“微观社会学”的混淆。

[6] 这可从众多国外学者的书评和本书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序中得到支持，当然费孝通的文字运用与写作能力也令人佩服，句子很短，选字常用，意思明确，肯定增加了这部学术著作的可读性。

[7] 比如，怀疑官方自杀率统计数据本身也存在系统性误差，如基督教教义反对自杀而新教教义则不明确反对自杀，这是否会成为导致新教盛行的国家中自杀率普遍高于基督教盛行的国家（因为家属可能隐瞒自杀死亡的事实以避开社会的谴责或非议）。

[8] 有兴趣者请见拙著《社会学的三种经典研究模式概论——涂尔干、韦伯、托马斯的社会学方法论》（郭大水，2007：118-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