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萧山城区人民生活变迁

采访者：百年来，萧山城区人民的衣食住行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请您谈谈衣着方面的变化。

朱淼水：以前萧山人穿的衣服多为自家缝制，从纺花织布到裁剪手缝，是家庭妇女的本分，她们称之为“女红”。

棉花是萧山沙地的土产，里畈人（萧山北海塘以南地区称为里畈）一般用粮食调换。制作土布先将棉花用手搓成比大拇指还粗的棉条，再用手摇纺花车纺纱，上浆、洗净、晾干、染色，再摇在一个个纾子上，就可上木制的纺织机织布了。用几十个纾子的纱作经，再用一个纾子的单根纱穿在梭子上做纬，脚一踏便将梭从一面穿向另一面，就这样一脚一脚地踏，梭一次又一次地来回穿，起早摸黑忙一天，可织两三丈土布。萧山农村一般稍宽裕的家庭都有这种木制的纺织机。这种土布，萧山人称“杜布”，有本色、兰格、条纹、米纹等花色。布很粗，很厚实，也很耐磨，抗日战争时因一般机械纺织厂停产，萧山的土布盛行一时，很出名，织出的布大大超出自用的范围，成为许多农家的一项副业，销往整个浙南地区和广大抗日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被城里人喜欢，土布可用作棉被的里子，也可缝制内衣，土布门面狭，只有1.9尺，最宽也只有2.1尺，落水收缩性又大，一件短衣总共需要一丈多土布，一件长袍要三丈土布。

当然，并不是以前所有萧山人都穿土布衣，有钱人家的衣服料子就有绫罗绸缎、裘皮等。另外还有麻制品。萧山以前盛产苎麻，是制作夏布的基本原料。棉花最早种植于中原，约700多年前才传入萧山，以被人称为“陆地棉”的品种为主，产量很低，亩产皮棉只有十几斤，最多二三十斤。所以，以前的萧山人，除官宦殷富人家外，大多穿苎麻织成的麻葛布衣。

衣服式样在早期不论男女均为大襟，男性在后来才有对襟短衫，下身除裤腰宽大的团团裤外，还外套围身水裤。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最穷困家庭的男人，在一生中也会有一件长衫，这是当新郎或“出客”时必须穿的。读书人、生意人，以及其他非体力劳动者，平时也多穿长衫。到清朝时，男性上身又添了马褂，以示庄重。女性服装样式在民国初期以前都为大襟喇叭式、齐膝长，考究的沿大襟边缝上一条花色布作花边，下穿长裤，出门出户外套一条很宽大的长裙子。大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旗袍传入萧山，在城镇的中青年妇女中开始流行。解放初，萧山开始流行机织的斜纹布，式样有中山装、日本传入的学生装、苏联传入的列宁装等；女性也开始穿列宁装和连衣裙，青年还穿一些浅花格子的衬衫。这些都是当年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风气。20世纪60年代开始有化纤、的卡（的确良卡其的简称）布料，但要凭票领取，非常时髦。但衣服式样还是以中山装为主，西装是改革开放后才普及的。

以前劳动人民生活穷困，一般衣衫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有的还要传代。巧媳妇在过年过节时，为使孩子图个“新”，就将旧衣拆开，重新染色，再翻转缝制成“新装”。但有些特别穷的人家则是终年衣衫褴褛，孩子多的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有的姑娘长到十多岁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出门只能向别人借。这样的情景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

我具体谈谈我家人的衣着变迁，我父亲衣着简单，一年到头劳作，平时都穿打补丁的工作服。他结婚时穿过绸缎做的长衫马褂，后淘汰。父亲从20世纪50年代起直至去世，大约只做过三套“出客衣”。一套是刚公私合营时，他用藏青色卡其布做的中山装；一套是60年代初期流行的，他用一般布料做的灰色中式服装；一套是他晚年做的藏青色的卡中山装，其他都是旧衣旧裤，内穿的毛线衣等，都是几十年不变的旧东西。

我母亲年轻时做过演员，穿过时尚的旗袍，也穿过丝绸做的衣服。她原是萧山城内有名的大户安仁当当铺的丫鬟，出嫁时当时主持安仁当的太太王慧芳，原本也是穷苦人出身，将我母亲认作干女儿，因而也弄了点简单的陪嫁嫁妆和绸缎衣裤等。她成家后，在衣着方面改穿一般市民阶层的时令（一种浅蓝色的棉布）布衫，或者穿用斜纹布做的大襟衣服（这些布当时统称“洋布”）。20世纪60年代后，她穿过灯芯绒和呢料做的对襟衣服。她晚年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倒时常穿些新衣裤，但都是一般的布料，大多为化纤面料，价格便宜。

我本人年幼时穿的还都是老式长袍、棉袍等。上学后才穿一般布料的中山装，有的还是土布，因为国家发的布票有限，常穿打补丁的衣裤。1962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与同学拍了一张合照，好几位同学都是穿打补丁的衣服，我也一样。过年要穿新衣服，也是把旧的衣服拆开，买点染料染一染，翻个面重新缝制成衣，也就成了“新衣服”。所以，在穿衣上，我们这一代大多经历过“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初，我因参加体力劳动，即使穿的新衣裤，为了防止磨损，也要先在膝盖、肩头等处打上补丁。当时，我近视度数还浅，可以不戴眼镜，头戴一顶小毡帽，穿着单衣对襟布衫，腰间系块搭膊，脚上穿山袜加草鞋，完全是体力劳动者的衣着。何况当时要买一件新衣服确实是很难的，除非有些家庭原来有点底子，可穿一点上档次的服装如呢料或在当时是非常上档次的哔叽。而像我的家庭，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改革开放后，化纤织品增多，20世纪80年代初西装开始流行，记得当时我的工作单位给职工发西装，大家感到非常时髦，但很快西装便成了普通服装，不再有穿打补丁的衣裤了。可我妻子比较节俭，20世纪70年代，她常弄些服装厂丢弃的布角、碎布，用缝纫机七拼八凑地拼成床单、枕套、棉背心等。改革开放后，市场上常有廉价的中老年服装出售，妻子买衣服，基本上买这些廉价服装，如今仍然如此。我们夫妇从未购买过高档的衣裤，穿的方面，我们家基本上由我妻子购置，但出于勤俭，她看的是价钱便宜，没有质量和品牌意识。因此，我们夫妇至今也没有一套上档次和名牌的服装，倒是我们的子女，在穿着上跟着潮流。

下面，我谈谈鞋子。不要以为鞋子不上话，它也反映了生活水平。在萧山，20世纪60年代的体力劳动者普遍穿草鞋。草鞋到底有多长的历史，无法考证，但从大禹治水的画像来看，数千年历史是有的。道理很简单，它的材料是不值钱的稻草，制作也极为简便，搓几根细草绳作经，用木钉拴住，然后用绳绕过腰间绷紧，再用草作纬，就可纺织成草鞋，老百姓一般都能做。旧时，萧山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几乎都是穿草鞋劳动的，穿破了，两脚一甩丢在一边，另换一双，方便得很。当年我干体力活，有时一天要穿破两双草鞋，开始草鞋只卖三分或五分一双，后来卖到一角钱，那就不大划算了。但一双劳动用的解放鞋（常见的解放军穿的跑鞋）要两三元，做体力劳动不出一两个月也磨通鞋底了，感到不合算。后来就一直穿布鞋。当时买来或新做一双布鞋，在穿前先在鞋底钉一块废橡胶之类的，让鞋耐磨一点。

我从草鞋想到了蒲鞋和木令。蒲鞋实质也是草编鞋，不过质料是较耐磨的丝草。做工也较考究，不是草鞋那种“风凉鞋”式样，而是平口布鞋式的，因此比较保暖，所以多在冬天穿着。老百姓穿布袜、山袜或者发袜，外面加上一双蒲鞋，既结实、又暖和。不过它的价格要比草鞋贵几倍，所以，绝大多数穷苦人还是不敢问津的。木令，则是农村中雨天穿的，它实在非常原始，其发明可能还是从凿木成舟中得来的经验，把一块木料凿空，套在鞋外，就可以防湿了。

我又想到一种木拖鞋，它可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解放初，萧山的一些集镇，木拖鞋很普遍，用木板锯成鞋底形，前端钉上一条皮或一条硬质的布，拖在脚上。特别是夏天，城里人大多穿这种鞋，走在路上，声音清脆响亮，别有一番风味。有一种女性的木拖鞋，是高跟，里面漆上花卉，很时髦。

采访者：接着请您谈谈饮食方面的变迁。

朱淼水：我先说早餐，早餐在萧山老百姓的心目中，过去和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早餐对穷苦百姓来说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倒不是不想吃，而是没有得吃。因为穷困，吃了上顿无下顿，平常日子吃的是“扁担饭”，就是一天只吃两餐，“铜柱饭”（即敲锣的那根锤，也就是一天只吃一餐），所以无所谓早餐不早餐。

但从一般情况来讲，旧时萧山人的早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早餐是菜泡饭。即以隔夜冷饭加青菜，或再加点冬咸芥菜，熟后加点盐即可食用。家境较好的外加点猪油，但味精是没有的。旧时味精多从日本传入，称“味之素”，用一个小小的扁瓶盛装，价格不菲，一向以节俭著称的萧山老百姓是不太问津的。第二种早餐是粥，有米粥、菜粥、麦粞粥、萝卜粥、豇豆粥、南瓜粥等。有些饭店、点心店还供应肉骨头粥。煮粥有一个小诀窍，以前烧饭都用柴灶，灶下有个灰仓，有时人们特意在灰仓中留点余烬，将米和水放入陶罐，煨于灰烬中，一般到第二天清晨，罐中的粥也就煮熟了。还有一个办法，那时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热水瓶，先将米淘好，放入热水瓶，冲上开水，第二天早晨也成了粥。第三种早餐就是糊涂，就是类似糨糊状的食物，有米粉糊涂、麦糊涂、六谷糊涂等，最难下咽的是糠糊涂，其中还要加青菜甚至野菜等。这种糊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萧山穷困百姓最为寻常的早餐，荒年时连一天两餐糊涂都喝不上，只能忍饥挨饿。但在农忙季节也有例外，如条件允许，一般农家早餐也吃干饭，为的是耐饥好出力。对于萧山城里人来说，早餐也有花色品种，如豆浆、油条、烧饼，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必须花上几角钱。所以多为公职人员或是上等职工才舍得吃，一般打工者是吃不起的。他们一天的工资不过几角钱，总不能把一天血汗钱的1/2或1/3用于买早餐。城里的点心店当然也有肉馒头、糖馒头、油沙馒头、印糕麻糍、条头糕、松花饼等。经常有不懂事的小孩，对着热气腾腾的肉馒头咬手指，为父母的不忍心，有时也会掏几分钱买个肉馒头。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讲已经很不错了。特别是跟着大人进城的农村小孩，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高级的享受。其他面点，如馄饨、面条、年糕等，也都是很好的早餐，但一般的公职人员大多也以几分钱的“阳春面”（即光面）或菜沃面打发，只有极少数的过路客商或店东家为请客而吃肉丝面、片儿川的。点心店为招徕生意都使出绝招，尽力把点心制作得精细好吃。旧时萧山城里潘凤林的糖馒头、陈春记的肉馒头、李春记的阳春面、知味春的片儿川、戚士林的馄饨等，都是知名的风味小吃。但食客是不多的，店家的收入也只能是糊口而已。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早餐与过去是大相径庭。尽管有许多上年纪的人，还改不了“泡饭加酱菜”的习惯，但已外加牛奶、鸡蛋等。对孩子们来讲，早饭已被他们称为早点，花样繁多。以前劳动人民吃早餐，只求一个饱；而现在吃早餐，讲究营养配置合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旧时萧山人的饭菜，要不是灾荒年间，县城居民和水稻区的农民通常是三餐米饭，而且总要剩点“冷饭头”，因为纯米烧的饭不“涨”，必须要在生米中加点冷饭，出饭率才高，因此称剩余冷饭为“饭娘”。但也有例外，如隔夜冷饭太多，早上就光用剩饭放在镬里炒一炒，叫作“炒冷饭头”，或者把冷饭放在镬中加少许水烧一烧，称之为“焖饭”，但味道总不及生米烧来的香。至于“下饭”的菜，普通家庭最简单而又最重要的是干菜、腌菜、萝卜干、霉菜梗等。“下饭”的菜一般放在饭镬内的饭架上蒸，上盖高镬盖，饭熟，“下饭”的菜也就熟了，这比现在又煎又炒要省事得多。

这些“下饭”的菜蔬大多是自家制作，如干菜，多用芥菜放在阴地上堆黄，用盐在陶缸里腌制，到一定时候取出洗净，再拿到太阳下面晒干收藏。这功夫非得有半个月到一个月不可。腌制咸缸菜更是一年一度的“大事体”，必须先将大白菜晾干堆黄，切去菜篰头，再用稻草捆作一个个小把，放在大缸中由男人择农历单日，赤脚反复地踏，每放一篦菜加一些盐，大致一百斤鲜菜加一斤至二斤半盐，要踏好久，直到踏出菜汁、满缸为止。大户人家用七石缸，一般也用大缸，这一缸菜可是普通人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下饭”菜。霉苋菜梗的制作，必须等到苋菜抽秆如人高，茎内肌肉充实的时候，去叶取梗，切作寸许长短，洗干净后用盐腌藏于瓦坛中，待其发酵即成。当年野地里生长了许多带刺的野苋菜，贫穷之家，也常采集这些老的野苋菜梗霉制。霉苋菜梗卤还可以浸毛豆、豆腐干之类的，卤还可蒸豆腐，味道很有山野之趣。

干菜一般是整颗地放在碗里，或干脆直接放在饭架上“熯”，吃饭时往往一手托一碗饭，饭碗上盘一条乌黑的长干菜。但也有殷实人家，将干菜切短放油蒸，或放入猪肉，那就成了有名的干菜肉了。腌菜普通是切段蒸食，大户人家添加笋片、开洋之类的，味道十分鲜美。干净的生腌菜取梗切细加麻油也很可口。腌菜在新出缸的时候颜色金黄，隔年过夏颜色变黑，叫作臭腌菜，别有风味。另外同咸菜类似的有倒笃菜，是萧山沙地区最常见的咸菜，改革开放前，沙地农家直接用它加点水蒸熟了吃，以前几乎天天就是这么一碗菜，顶多有竹园的，在春笋时节，将笋切成“缠刀块”，加入笃菜一起蒸食。其他常用的菜肴就是咸鲞，咸制品非常咸，是下饭的上好菜肴。

可蒸的“下饭”当然还有许多，凡可当菜吃的都可以蒸，改革开放前也只有小康家庭，有打碎蛋、颗心蛋、勒鲞蒸肉、豆腐皮蒸笋丝、肉饼子，各种低档的鲞，也有将包头鱼、鲢鱼切块用盐一咸，隔夜第二天蒸食等。有些菜，如茭白、芋艿、茄子、南瓜，乃至整颗青菜都可直接放在生米中一起烧，熟后用手撕碎，浇上酱油麻油，味道与刀切迥然不同。改革开放前的家常饭菜，受经济困难的限制，但也有习惯成自然的成分，所以也称得上是萧山人的一种俭朴风俗。

还有一件事，20世纪50年代，萧山的鱼、虾是非常便宜的，一角钱起码能买老秤四两河虾，有许多儿童会摸虾，有些成人夜间用缝衣针制作成“虾枪”，到河岸捕虾，也能摸到鱼、蟹。尤其是泥鳅、黄鳝，都能在水田中捕捉，螺蛳、田螺更不必说。所以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些菜肴对萧山人来讲也不稀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南下干部到萧山之后，看到萧山老百姓餐桌上的这些鱼虾菜，觉得萧山老百姓生活富足，都是富裕中农，但他们不知道萧山是水乡，鱼虾是便宜的东西。当然对穷苦家庭来讲，大多都是用来出售换钱的。

采访者：在改革开放之前，萧山城里人的吃水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朱淼水：按习惯，原先萧山城里人大多饮用城河水，也有部分饮用井水。我家住在西门城河边，因取水便捷，当然饮用河水。早年河水较清，做母亲的每天上午就到河埠头淘米洗菜，顺便拎一小桶水，用来烧茶煮饭。当然家中也置有大小水缸，那水一般是清晨或夜间城河中船只较少，不至于被往来船只搅得混浊时，用两只小水桶一趟又一趟地打满的，以备河水太脏时之需。夏天下暴雨，老百姓有时也用水桶接些天落水倒在缸中。

一旦两种情况出现，吃水就成了问题。一是洪水季节，上江山洪下泄，十天半月河水总是夹带着大量泥沙，黄乎乎的，还常能看到被淹死的家禽牲畜漂浮在河面上。这时的河水就不大好用了，除非缸里原先蓄的水用光了，不得已才拎几桶，但必须用明矾漂过，把脏东西全部沉到缸底才勉强能饮用。二是夏天干旱季节，一两个月不下雨，城河就干涸得只剩一条小沟，而且沟里的水也变成臭水。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说日常生活用水，就是饮用水也成为一大困难。我们住在西门的人家，只得买每担一角的、从西门外金泉井挑来的泉水。但那时的一角钱是很管用的，米价也只有九分多钱一斤，一担水相当于一斤米价，家境并不宽裕的街上平民是非常舍不得的。于是就自己动手，起个大早，用小扁担挑着一副小水桶到隆兴寺背后的一泓泉水处去挑。如果干旱时间不长，这样坚持一下还过得去，但碰到久旱不雨，山泉也被大家淘得只能用铜瓢一点点地刮。这时只有花更多的钱，请人到离西门更远的水曲弄大井中去挑。记得有一年，突然有人发现在老西桥东北角的桥脚下，被填塞改路的里横河地下渗出水来，于是便挖了一个小小的水潭。不知何故，这水倒是又清冽，又不见干枯。可惜水潭不足1平方米，深不及30厘米，用的人一多，不仅水马上变浑，潭边还拥挤不堪。总之，那时的用水真是难啊！如果按时下的卫生标准，那时天天使用的都是不干净的水，所以小孩得寄生虫病的特别多，一到夏天，患霍乱吐泻、伤寒等传染病的也特多。我父亲就曾患过伤寒症，足足躺了一个多月。

采访者：改革开放之后，萧山城里人的吃水问题有何改善？

朱淼水：其实萧山老城区用自来水比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没有入户，是公共水龙头，家家户户到水龙头买水，好像是一角钱一担，有专人负责管理。城区的自来水入户，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事。饮水思源，我从心底里深切地感到改革开放是好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在城区自来水进入千家万户，所有的农村也都用上了清洁的自来水，萧山也因此较早地消灭了寄生虫病和其他一些因不卫生引起的地方性传染病。

采访者：谈到饮食，自然还要谈到萧山农贸市场的变迁，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朱淼水：萧山老城区原是一个小县城，但在民国时期竟没有一个正规的菜市场，一般是以农民沿街叫卖或设摊的形式卖菜。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一度搞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在东门建了一个新市场，设想集中菜市场，但因老百姓不习惯，当局又没有资金购置市场必备的设施而未能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改变从前的陋习，搞好环境卫生，人民政府特地在西河路（当时称西河下）的陶唐弄口附近和东门城桥上街辟出两块空地，搭建了两个大草棚，设立了西门菜场和东门菜场。但坐商不多，原因是上街卖菜的农民为图个方便，总是一进城就沿街叫卖。特别是一些老农，他们有一大早坐茶店的习惯，往往把要卖的蔬菜挑进城后，在茶店门前一放，就自己在茶店里吃茶。再说当时县城人口有限，许多家庭还辟有荒地自己种些蔬菜，因此买卖双方都有限。城厢镇政府虽然多次组织力量想把市场管理好，但都收效甚微。

到20世纪60年代初，政府成立了“市管会”，劝导买卖进入市场交易，情况才有所好转。但不久因经济困难，国家放开农贸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一时间农民进城卖蔬菜的人骤增，还出现了一批外地贩销者，原有的那个狭小市场无法容纳这些人。特别是在西门市场，自发性地在西桥头一带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露天市场。

当时因国家经济困难，实行价格双轨制，一种是国营商店凭票供应的平价货源，一种是自由贸易的高价货源。平价货源紧缺，质量差，要买平价食品还需排长队；而西门西桥头却是一个自由贸易区，货源较为充足，质量也好，但价格高出平价货源许多倍，1961～1963年，一棵茭菜（大白菜）要卖到两三元钱，相当于当时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10。鲜肉平价仅几角钱一斤，但每人凭票每月只能领二两半；而自由市场有鲜肉，但要卖到五六元，甚至十多元一斤。因此，人们便把西桥的农贸市场称为“黑市桥头”。这黑市桥头除了买卖蔬菜等农副产品外，还买卖各种票证，因货源紧缺，几乎所有商品都得凭票供应，西桥头卖粮票、烟票等七票八票，都是公开的，形成了一种既繁荣又混乱的情景。好在当时很少有汽车，城区也开不进去，虽然人多，但没有发生过什么堵路现象。我曾经在1963年管大概一个星期的市场，是义务的，有点吃不消。是什么情况呢？当时卖菜，农民挑出来卖也好，或者摊贩也好，只能自产自销。农民拿出来卖，要有自产自销证，摊贩卖要有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经营许可证是不允许摆摊的。说是要检查其实是个很大的难题，另外不准在马路上叫卖，必须在人行道上，也无法管理。自开展“四清”^[1]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集市贸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和“投机倒把”的非法行为。政府组织人力，对那些搞贩销的一律取缔，导致市场的蔬菜和食品供应又趋紧张，任何食品、副食品虽一律平价，但买不到货。为此，政府又适当放宽政策，允许农民将自产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销售，但数量大不如前。从老百姓自发到政府加以管理，西门的农贸市场总算大致框在陶唐弄到西桥一带，但没有什么设施，全是露天，东门菜场放在板桥到长浜沿一带，也是露天。晴天还好，一旦下雨，市场泥泞不堪。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后，逐渐建设了室内市场，情况才根本好转。

再来说说我自己家庭饮食生活的变迁。父母参加公私合营后，10来岁的我，生活就只能自己料理。为了公私分明，父母虽然在饭店工作，但午饭还得由家中送去。当年我11岁，就承担起为父母烧饭、送饭菜的任务。但也简单，无非是烧饭，再就是取家中腌制的咸菜，烧熟就行。进入“大跃进”年代，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家吃食堂饭，我父母缴一定伙食费在店中用餐，给我购买了位于如今市心桥新华书店斜对面草棚里的供销社食堂菜饭票，我自己到食堂用餐。困难时期，我的家庭无固定住房，把以前所有老式家具都卖了，只剩下一张小桌子，东搬来西搬去，直到1962年，我们被安排到西门原永丰水果行旧址居住，但原先是个店面，没有烧饭的灶，只好用石块搭个土灶烧饭，烟熏火燎。后来条件有所改善，砌了个大灶，仍以烧柴草为主，当年甘蔗上市时我母亲经常上街扫甘蔗皮，晒干后当柴草烧。1965年前后，开始使用煤球炉烧饭、做菜、烧开水。1966年11月28日，搬到韩家弄后，生活起居才开始稳定。每天早上由我母亲到菜市场买菜，然后做饭。1970年我调回城区后，买菜任务就由我承担。改革开放之前，液化气大概只有上海等少数大城市才有，连杭州居民都使用煤炉。在70年代还曾流行煤油炉，开始以自制的多，后来也买，使用也还方便，但煤油贵，不大合算。我妻子在宁围教书时，就用煤油炉烧饭。萧山城区开始用液化气，大概是在改革开放后的1983～1984年这段时间。而我家使用液化气已经是1986年以后了，但仍与煤饼炉并用，一般由煤饼炉烧开水和烧饭，用煤气灶烧菜。当时液化气大概是20多元钱一瓶，而且很难买到。现在当然是放宽政策了。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家用电器开始普及，家庭烧开水改用电水壶，烧饭用电饭煲。后来又有了冰箱，有时多买点蔬菜放入冰箱储存，不用每天上农贸市场。上农贸市场买菜的任务至今还由我承担，市场上的菜价，我有切身体会，虽然价格似乎不断看涨，但袋里的钱也在增加，无法与改革开放前比较。但蔬菜的质量似乎是以前的好，现在都讲科学，又都是反季种植，施农药化肥也普遍，老是觉得没有以前那种“原汁原味”，如番茄根本就没有以前的番茄气味。2000年前，我的早餐一直是泡饭加酱菜，中午和晚上烧几个菜，吃米饭。2000年后，有时也吃点牛奶和杂粮。特别是退休后，我妻子在吃的方面查了些资料，开始注意讲营养搭配。所以，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采访者：请您谈谈住房方面的变迁。

朱淼水：萧山旧时的住宅大都为草舍和老式砖木结构房屋，这草舍大多是用茅草、稻草盖的，尤其是沙地区。一是因为穷，都顾不上吃饭，根本谈不上建瓦房；二是当时沙地区水利设施落后，钱塘江江道变迁无常，常有坍江的危险，所以也不适宜盖瓦房。城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3也都是草舍。因为抗日战争时期，萧山大半部分房屋都被日本鬼子炸掉了，抗战胜利后，又没有钱来造房屋，因而有许多草舍。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站在北干山或西山上向北眺望，田野上到处是褐色的草舍，城区也是灰褐色的一片。

未拆建前的明月坊（朱淼水 摄）

草舍的式样也大有不同，大体上可分三种。一种叫“火筒舍”，是最贫困的农民住的。它用几根竹竿插入泥中，弯成弓形，再横上几根竹竿，盖上沿江塘上丛生的茅草，以遮风雨。这种草舍连门也是用草编成的，没有窗，人在里面不能直立。如今以别墅楼群名闻遐迩的红山农场，昔日大多是这种草舍。还有一种叫“直头舍”，它取南北向建造（沙地人以南北向称直，东西向称横），要比“火筒舍”高大，四周围有一圈约一人高的草墙，可以挖几个小洞做窗，人可以直立着进出。一般农户大多住这样的草舍。最后一种就是“横舍”了，它的格局如同一般的平屋，比较高大，有木门、木窗，考究一点的四周还有竹篱编成围墙，里外涂上黄泥，刷上石灰。再考究一点，在西北角搭出一间“尺”字形的角舍，以挡西北风的袭击，显得很“气派”。但这种“横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沙地区是不多见的。那时沙地区的老百姓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是“前面一个塘（供吃用的小水池），后面一个园（竹园），两个儿子一个囡，三间草舍朝东南”，“草舍上面沿南瓜，草舍里头做人家，揭开镬盖番薯老南瓜”。可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种俭朴的生活，也只能是人们的一个梦想。当然，草舍也不仅只限于沙地区，旧时的水稻区，以及一些集镇也多有盖草舍住人、开店摆摊的。但用的材料大多是就地取材的稻草，但稻草比茅草易烂，所以每隔一两年总要翻换一次，十分麻烦。

再来谈谈我自己家住房的变迁。我的祖辈在黄阁河有两间破旧的平房，后来典当给邻居，再也没有赎回。我父亲立业后，于1946～1947年，在西门内直街建造了坐南面河的砖木结构的一间二层楼屋加一个灶披。当时，四周还没有其他房屋，孤独一间不牢固，因此，父亲又于原建的楼屋西面拼建了一间二层楼屋加灶披，用以出租，收入还地租。为了堆放材料和杂物，他又在后门的东南角建造了一间直头草舍作栈房。1959年，因为政府开掘新西河，房屋被拆除，当时政府只赔偿了350多元。后来我们暂时居住到原明月坊饭店的楼上，那里仅10来平方米，家中原有的老式家具基本丢失殆尽。大约一年后，政府我们安排到西门原永丰水果行旧址居住，我们在那住了5年。

1966年，韩家弄内建造了三排平房，我们家分配到中间一排最西边的一间，仅一室一厅一厨，24平方米，当年11月入住。因为住宅实在太小，我在朋友的帮助下，挖废墟上的断砖砌墙，上面用竹作梁，盖的是砖瓦厂作废品处理的“洋瓦”，就这样在靠房的西边搭建了一间简易披屋。结婚后，我们又将披屋改成平屋，十分简陋。我母亲以原厨房为房，搭了一张床，厨房搬到自搭的平屋。我父亲在客厅搭了一张床，客厅改作房间，我跟我妻子就住原先的房间。确实非常困难，也不只是我一家，很多人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城市居民住的问题非常大，比不上农村，农村里的房子都比较宽敞。

明月坊老街沿河老屋（朱淼水 摄）

1984年，城厢房管会将韩家弄平房拆除，改建成框架结构的六层住宅楼。我家先暂住到里横河过渡房。1986年韩家弄新房建成，我抽签分得三单元401室，三室一厅一卫一厨计70.6平方米，月租金3.06元。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住房改革，以13 700元的廉价卖给我这个房子。因为祖孙三代五口人居住实在狭窄，加上儿女逐年成长，已经无法安居。1996年我妻子的单位城厢教办在回澜住宅区建造联建房，妻子申请到回澜南苑47幢一单元101室，三室一厅，一卫一厨，计78平方米。后因子女结婚，住房多经变迁，如今我与老伴因商务房便宜，买了套商务房，计108平方米，比以前宽敞了。

关于住房中的家具变迁。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家具已起码换了四代了。第一代，以一般住家为例，50年代基本保持旧式，堂前是八仙桌，左右两把老式椅子，另备有一些方凳（俗称骨排凳）等。卧室放一张老式八脚床。这种床做工差距很大，考究的床前面均有木雕人物、花卉等，有的还用贝壳甚至象牙拼出各种图案。床里面有搁几，简单地放一块搁板，复杂的有4～8只大小抽屉，床沿两边有雕刻的扶手，床前有踏脚板。床左靠灯台、右靠马桶箱，这两件家具的做工也有很大差距。考究的灯台，连四脚也有雕花，分上下两格，用料以梨木为主，分量较重，为的是稳固一些。马桶箱的面板，四周为木，中间用藤编，正面有放草纸的小抽屉等。房间内有梳妆桌，做工差距也很大，一般有一面镜子，镜子下面有小抽屉，用以摆放梳妆用品，一边有晾毛巾的横档，下面有一放脸盆的缺。普通人家用马鞍桌和梳妆箱代替。另外有箱柜，正面上有两只抽屉，下有一个小厨，上面用于摆放箱子，箱柜的做工也大有讲究。箱子一般有三四只。其他还有个大橱子，这橱子不是大衣柜，里面分三层，下面可放杂七杂八的衣服之类，中间一隔有两只抽屉，一般放贵重物品，上面两层放干点心及糕点食品或糖类，房间内有一张四仙桌和几张凳子。这四仙桌做工也大有讲究。厨房内一般为双眼灶，灶旁有一烧开水用的风炉，风炉一边有一张小桌子，灶正面的左侧有一只较大的水缸，水缸上加盖，上可搁放杂物。灶的上面都有一个放锅盖的架子。厨房间还有一口凉柜，用来放剩菜等物。厨房间有的还放一个脸盆架子，专供男主人洗脸用的。一般人家大致就这些家具。

1997年，北干山远眺（朱淼水 摄）

20世纪60年代初，经过人民公社化和大炼钢铁，许多家具用于小高炉炼钢铁了，“一大二公”^[2]又将许多家具当作公用了，我家里经公私合营，只剩下一只水缸、一张八仙桌和几张凳子。到了困难时期，许多东西都胡乱地换番薯、芋艿等好吃的东西，反正大家都要过“共产主义”生活，家具已经无所谓了。农村倒还有点规矩，结婚要“四方五圆”（方指八仙桌、小板桌、稻洞床、马桶箱；圆指大小脚桶、大小水桶、柄汤桶、马桶、桶盘）。城里一般职工家庭不讲究了，凡是可用来坐、躺、放、盛的杂物都可成为家具，如几块木板加两张长凳就可搭一张床铺，堂前也无非是摆放一张桌子和杂七杂八的凳子。厨房间虽然与老式的差不多，有的甚至搭个地灶（因公社化时，许多家庭的饭灶都被砸了）。后来时兴用煤球炉，烧饭、做菜都用它，一切以简单实用为上。我目睹一对新婚夫妇用两张竹棚拼起来当婚床，除了有一只手拎的箱子外，其余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木板箱、纸箱等，令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当时农村中的大部分新婚家庭，要是老式家具尚在，就重新油漆一下将就使用。这可算作第二代。

到1964年，形势开始好转，才又出现购置八脚床、箱柜、马鞍桌、大小脚盆、大小水桶、马桶、桶盘、方桌、方凳等的现象。

第三代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大家开始注意家具的式样，但仅限于城镇居民。一般新婚之家的家具要有大衣柜、高低新式床（即床铺靠背一面的板高，脚后面的板低，但不是没有，而是有高出床面20厘米左右的一块档板）中间为棕棚，写字桌、五斗橱、床头柜、茶几、马桶箱、樟板箱等。这些家具的面板，讲究的用樟木拼花，一般请木工到家里制作，木料自备，供木匠一日三餐，外加香烟、点心等，每日工价1.85元，打一套家具总共需要几个月，花费数千元。当时职工月平均工资都只有30多元，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因经济困难，除床铺和写字桌是我原工作单位城南木器社定做，其他都是自己动手做的。

改革开放后，家具日新月异，一般有参考书籍作样本，大多是西洋式的，但也有全套中式的。如果是新婚或新住宅装修，一般家具在装修的同时按图定制。也有全套可买的，档次越来越高。但家具制作的方式却比以前简单得多，以前木工的一套手艺基本被淘汰，均用整块的机制板和加工好的木条、面板，用铁钉钉制或用胶水黏合。但油漆的质量极大地超越了过去。一套家具的花费从上万元到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一般家庭大致有靠背床、床头柜、电视柜加音响设备、立柜、电脑桌、麻将桌、茶几、全套沙发等。这种家具以前只能在电影中看到，如今非常普通，更多的返回到以前的式样和做工，已经很难说清了。

采访者：请您谈谈萧山人民出行方式的变迁。

朱淼水：这方面的变迁我也有深切体会。在20世纪50～60年代以前，外出到农村或其他乡镇，一般靠步行。到水稻地区做客，可乘坐小划船。因为水稻地区，没有一条像样的路，都是不知有多少年份的田间石板小路，七高八低，就算有自行车也不方便，所以，大家都是走路的。上到公社书记，下到普通老百姓都一样。当时的公社领导干部，早上背着一把铁耙去上班，路过田畈见有问题或其他事情，就下田和农民一边干活，一边说事，也就把问题解决了。这样的干部特别是经历了“四清”运动的，我在城南时见到过不少。我在城南工作时离家约5千米，交通不便，当时都是乡间小道，弯来弯去的。其实只有两三千米路程。以往，即使眼看已在眼前，还得七绕八弯，所以在城南木器社工作时，工作日吃住都在那里，休息日步行回家，步行到家大约需要45分钟。1972年我结婚后，因为妻子在宁围工作，买了自行车，她就骑自行车奔波于城乡之间，骑行到校也需要45分钟。后来，我女儿到宁围去上学，家里又添购了自行车。进入21世纪，我们夫妇先为儿子购买了摩托车，后来自己购买了小型助动车，后又买了电瓶车。2009年，女儿和儿子先后购买了小轿车。如今省内旅游都自驾车了。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对于我这样的过来人，感到不可思议。再说，以前萧山人到杭州，早期基本是从江边渡江过去。开通公交车后，也还有些人花一毛钱到江边，花五分钱坐轮渡，也就到了杭州。

萧山的公交事业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由于萧山老城区原是一个不足8平方千米的小县城（包括城周），当年的街道还不及现在社区内的道路宽敞，所以从实际情况来说也无须公交车。但大概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为了象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代化，便开通了一条公交线路。利用萧绍公路，从西门的老火车站以西的老岳庙到转坝农机厂（后来的柴油机总厂）。这段路程大约有5千米，由两辆客车对开，沿途停靠炼焦厂、五一运输社、西门、汽车站等七八个站头。当时还是沙石公路，车开过，路上便扬起黄沙灰尘，好在当时汽车稀少，不见得有什么污染问题。但可惜乘客实在太少，勉强维持了大约半年便停驶了。1959年，萧山由原属宁波专署划归杭州，于是杭州公交公司于1959年11月28日开通了萧山汽车站（在现在市心路与萧绍路十字路口一带）到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的15路公交车（开始好像是称13路，后来才改为15路），全程大约20千米，沿途停靠萧西、小岳桥、西兴、江一、江边、联庄、大桥南、大桥北、净寺、清波门等十多个站头，全程票价三角六分。这路公交车极大地便利了去杭州的旅客，乘车的人逐渐增多，后来在机车后面又挂了一节车厢，以满足乘客多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萧山经济快速发展。1984年12月1日，杭州市公交公司为占领萧山的公交车市场，便调出了几辆客车，在老城区开通了由老火车站至位于现315路车站对面的原萧山公路段的1路公交车，绕行西河路、市心路、原环城南路、原环城东路，向北转入萧绍路的萧山公路段折回。1路公交车开通时他们还在新落成的电影院（原电影院）门口举行了一个通车仪式。但这段路程实在短，除了从老火车站到城区有些乘客外，老城区内的乘客少得可怜，因此仅维持两三个月便停运了。萧山真正开始有像样的公交车是在1992年6月11日。这天，萧山新火车站落成交付使用，新成立的萧山市城市公交公司也于这天开通了从新火车站到金鸡路口的1路公交车。自此开始，萧山城区才正式有了城市公交车。

采访者：请您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萧山城区居民日常娱乐活动的变迁。

朱淼水：20世纪50～60年代，全国上档次的戏团都曾到萧山人民剧场演出，如武汉杂技团、上海越剧团、浙江越剧团、浙江昆剧团等，凡上档次的各种剧种几乎都在萧山演出过。每一个剧团到来后，为招人注目，总要在剧院门口悬挂著名演员的剧照，全国有名的越剧演员大概都在这里挂过他们当时演出的照片。对于那个时代的人，看戏是最好的休闲，也是主要的文化生活，大家是很喜欢的。萧山人喜欢越剧和绍剧，其他如黄梅戏、沪剧、锡剧、杭剧，倒也喜欢，就是不太喜欢京剧。萧山女性尤其喜欢看越剧，男性喜欢看绍剧。绍剧有时候也在空地里搭戏台演出。这些事情其实就是鲁迅的文章里所说的社戏。我记忆中，约于1962年春，国家提倡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浙江绍剧团在剧场里演出了以往多在野外才演出的风俗剧《调无常》《女吊》《男吊》等，俗称大戏，剧场空前热闹。没想到，此举竟引起地方上一些迷信者的反对，说演大戏惊动了鬼神。于是有好事者借剧场门口的民居，大念“太平佛”，成为剧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萧山，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出现了，早期是运动场和法院操场（今萧山宾馆地址）放映露天电影，开始是配合政治运动放映，是免费的。成为一种娱乐后便选择在两个地方放映电影，一个是浙赣铁路戏院，后改为工人俱乐部，后又改为工农兵电影院；还有一个是大会堂。开始都是五分一张票，工人俱乐部改为工农兵电影院后，改为座机放映，放映设施渐趋现代化，有了宽银幕，票价就贵了。大会堂（即江寺）是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放映效果较差，又没有舒适的座位，票价便宜。“文化大革命”以前，法院操场也是经常放映电影的，放映队专门在高墙上刷白了一块“银幕”；后又在原体育路小学东面开辟了一个露天电影场，这些露天电影没有座位，票价更便宜，其实买不买票也无所谓，小孩子翻墙进去，也可以看。我少年时代经常在银幕下面，仰着头看战斗片、反特片。

我稍大了点后，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工人俱乐部比较近，再加上我父母亲都算工会会员，凭会员家属证，一张电影票只需三分，因而我经常到工人俱乐部看电影，当时中国的电影都是以黑白片为主，彩色片都是红色打底，是苏联传进来的。我还看过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片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它的彩色底片以红色为主，以暖色调为主，所以看起来不舒服，不像现在的自然颜色，就是太红，所有东西都有点红，即使是蓝色也变成了红色，这就是当时的彩色片了。以前我们看电影是因为便宜，几分就行，所以，在没有电视机以前的娱乐基本上就是看电影。

我成家后，因离大会堂近，票价又便宜，似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看几场电影。

看电影曾经是非常重头的业余文化生活，曾经有几年电影票是要集体出面买的，还很难买到。有时为了满足需要，一部片子一天24小时轮流放映，观众半夜三更起床去看电影。看电影的热情即使是样板戏，已经看得会背了，还是会再看，这种状况在如今想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文化大革命”后期除了八只样板戏的电影外，就是新闻纪录片。后来放松了一点，电影院进口了朝鲜片、越南片、南斯拉夫片、阿尔巴尼亚片和印度片。有句顺口溜，“中国电影纪录片，哭哭笑笑朝鲜片，抱抱嗅嗅阿尔巴尼亚片，飞机大炮越南片”。“文化大革命”后期还有过放映“内部片”，都是半夜三更才放映的，这些电影对我国来讲是反面的，如日本的“日本海大会战”“山本五十六”等，彩色宽银幕，打字幕翻译，完全是歌颂日本侵略者的。我至今还搞不清，为什么当时会放映这样的电影，还一票难求，似乎要有相当级别的人才可以看。我是城厢镇有关领导给的票，看过以上两部，其中一部就是彩色宽银幕的“山本五十六”，半夜里看的。

为了弄到电影票，我还曾与售票者吵架，原因是我那工作单位给漏了，没有票，我是管宣传的，职工纷纷向我提出意见，我只得向电影院要，因没有而引起争吵，回想这样的情况我真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这里还要说一个事情，就是看戏、看电影散场后要吃夜宵。20世纪50年代以前在市心桥头，晚上都有粥摊、馄饨摊、汤团摊等。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些如今称夜宵的点心摊一个也没有了。“文化大革命”后期，饮食服务公司在市心桥北开了一家冷饮店。到了六月天，大家看完电影，都往冷饮店走，三分钱一碗酸梅汤，五分一碗赤豆汤，那时候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萧山有了一个儿童公园，这是最早的像模像样的公园，里面有儿童玩具车了。这个儿童公园现在没有了。儿童公园不只是儿童去，大人也能去玩。

20世纪50年代以前，由于缺少娱乐活动，萧山街头有许多小书摊，而且或多或少地有一些青少年在围着看，非常投入，有些是一个人静静地看，有些两三个小孩头碰头地围着看同一本书，其景况远比今日的网吧还“兴旺”。所谓小书摊，就是将连环画置放于特制的、扁平的木板架上，本板架总能放下几百本书，彩色封面朝外，读者就拣自己喜爱的书向摊主租来，坐在散放于书架周围的小板凳上看，一般是一分租一本，有些摊主为了能多赚一点钱，特地把厚一点的连环画拆订成两册。但也有例外，如看成套的几十本的连环画，租价便可打点折扣。摊主最喜欢的是租回家去看的人，一册租金每天便是一角，如租出十册就是一元，这个数在那时是很可观的。对于小孩子两三个人围看一本书，摊主就感到很厌烦，有时索性不租。为了保护图书，摊主总是将连环画的封面揭下，用马粪纸做成书套，把书装入套中，书封面贴在套外，这样就能使图书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完整。

在那时，这样的小书摊几乎每个集镇都有，但县城最多，米市街、大弄口、西门头都有摆上两三副书架的小书摊。但规模最大的要数市心桥北堍的一个小书店。店主不仅有一个像样的店堂，图书都直接插在四周墙面定制的书架上，门外还有好几副书架，书的数量少说也有三四千册，而且经常有新书上架，读者有挑选的余地，租看的人也特别多。店主还有一些旧式的石印成套的武侠书，很能够吸引一批读者，加上新出版的中外古今名著改编的小书，一般是成套地出租，所以生意特别好。何况他有一个店面，装上两三盏电灯，晚上也能营业。如此盛况大概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有的连环画统统被当作“封资修”烧毁，新上架的多是一些政治宣传书，小书摊也就从此成为历史。

关于图书馆，萧山藏书最多的是湘湖师范学校图书馆，该图书馆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收集了许多苏联传过来的进步书籍，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有工人俱乐部图书室的借书证和萧山县图书馆（原来是萧山县文化馆里的一个部门）的借书证，经常借长篇小说阅读，也到俱乐部阅览室或县图书馆阅览室阅读画报之类的。1963年我还义务为萧山图书馆当过管理员，负责图书收借。同时，我也比较喜欢连环画，有时借阅，如果有可能也买几本阅读。萧山解放初就有了新华书店，地点在今仓桥露天舞场西南面对城河，是三间三层建筑。当时也有削价书，主要是科普读物，我曾买了些关于天文知识的书，很便宜，一两分一本。我搬到市心路已是20世纪60年代初了。尽管我收入很少，但买书倒也不少。

采访者：据说“锣鼓响，脚底痒，俱乐部里找对象”是20世纪60年代初各地办俱乐部的一句口头禅。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萧山的城镇居民村和农村生产大队，也掀起了一股办俱乐部的热潮是吗？

朱淼水：“锣鼓响，脚底痒，俱乐部里找对象”，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各地办俱乐部的一句口头禅。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萧山的城镇居民村和农村生产大队，掀起了一股办俱乐部的热潮。当时不仅物质生活匮乏，精神生活也十分枯燥，不要说电视，就连收音机也十分稀罕。在城里还有几个放映电影的场所，在农村只有偶尔在公社所在地放几场露天电影，平常日子就谈不上有什么文化生活，所以政府号召办俱乐部，很快就受到绝大部分青年的热烈支持。有些生产大队尽管经济拮据，但也乐意拿出点钱来置办乐器、道具，有许多业余爱好者还情愿自己掏钱购买相关物品，热情高涨。但限于条件，俱乐部常见的乐器也只有些二胡、笛子、三弦、口琴之类的；手风琴很少见，风琴只有一些公社的学校才有；钢琴在全萧山除湘湖师范及其附小有几台外，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也极少有人会弹。即使是二胡等普通乐器，一般青年人也不大会使用。农村俱乐部就请出了曾经做假道士的上点年纪的人来演奏。好在当时绝对禁止做“道场”等迷信活动，这些人也乐意发挥自己的专长，锣鼓敲得有板有眼，用丝弦乐器演奏越剧、绍剧的曲牌也很熟练，如果要演出稍微像样的戏剧，还真少不了他们。农村俱乐部的活动有两大特点：一是业余，大多是在晚上，平时只是有参加文艺会演的任务时，才会在工作时间加班加点地排练；二是绝大部分的演出紧密配合当时“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而且以短小、容易被群众接受的节目为多，如“三句半”、双簧、说唱、相声、独唱、越剧清唱等。后来也排一些有情节的歌剧、越剧、绍剧等，如《三月三》《江姐》《白毛女》等，但内容都以宣传革命斗争故事和忆苦思甜为主。

当时的青年男女在业余时间除少数喜欢看小说外，实在很少有事情可做，况且参加俱乐部活动是政治任务，我记得好像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城厢镇就在各居民村办起青少年活动室，既有图书，也有乒乓球桌等活动设备。当时，政府似乎非常重视青少年的业余文化生活，许多地方是非要动员全部青年参加不可，就是那些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也硬性通知他们必须参加。青年人在一起说说唱唱，的确是朝气蓬勃，谈情说爱是很正常的，也确实有些男女是通过俱乐部的媒介结为夫妇的。因此，“俱乐部里找对象”这句口头禅也是事实。从总体上讲，那个时代，俱乐部活动是一种很健康的文化娱乐方式，不仅宣传了党的中心工作，而且潜移默化地陶冶了人们的情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几年，社会治安良好，人们道德风尚纯洁，这都与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有关，凡经历过这一阶段的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采访者：请您再谈谈您个人还有哪些文化娱乐爱好。

朱淼水：由于受邻居的影响，我儿时就喜欢画画，在素描上下过一定的工夫，达到能看人画肖像的水平。20世纪60年代，有露天说书艺人，我对此也感兴趣，凡有这些演出一般去听。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我也非常喜欢收集电影歌曲，也会弹奏一般的乐器，如二胡、笛子、口琴等。“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夫妇都曾参加文艺宣传队，比较喜欢歌舞。“文化大革命”后，如业余时间无事，特别是晚上，就经常去看电影。我住在韩家弄的时候，我妻子每周星期六回来，我们经常会到大会堂看电影。20世纪80年代后有了电视，我们就以看电视为主。但我喜欢画画和看书，一般均以此自娱。20世纪90年代后，我们也看些电视连续剧。进入21世纪，有了电脑，我们开始上网看电视。但我一般以看书和写作为主，爱书成癖。关于画画，因为我患书写痉挛症，只得放弃。

在旅游方面，我父亲参加公私合营后，如果有空余时间，他会带我到杭州短暂地游玩，早上去，傍晚回来。因为萧山离杭州很近，一般乘坐公交车到江边渡口，坐渡船到杭州南星桥上岸，我们父子俩去一趟杭州大概只花一元多。所以杭州的西湖名胜古迹，我几乎全部游览过。母亲也同样喜欢到杭州游玩，有时带我去杭州，有时全家三口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