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理论

一 住房保障基本理论

（一）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论点有三个。一是资源最优配置论。他认为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是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一个行业的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时，国家可以通过补助金政策扩大这个行业的生产；反之，国家可以通过税收缩小这个行业的生产。二是收入最优分配。其标准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当这一目标得到实现时，社会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则，认为收入分配越平均，则货币的边际效应就越大，所以主张通过累进税政策实现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三是外部性理论。庇古发挥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性理论，提出了内部经济性和内部不经济性、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等概念。庇古指出，外部效应问题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如果政府始终恪守传统的“守夜人”职责，它将始终构成市场有效运行的一种威胁。庇古建议，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结果，国家必须越出传统上的规定边界，利用国家拥有的征税权力，对那些制造外部影响的企业和个人征收一个相当于私人与社会边际成本差额的税收或给予同等数量的补贴，使企业和个人自动地按照效率标准提供最优产量。

庇古还认为，收入转移的途径就是由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给穷人。补贴的办法可以采取建立各种社会服务设施、免费教育、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房屋供给等。此后，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几经演变并广为流传，为中国住房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凯恩斯经济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一套拯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典经济学理论。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的基础上，而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凯恩斯指出，政府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推行扩展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除了减税、鼓励投资以外，政府还要兴办公共工程，扩大社会福利开支，扩大总需求并达到充分就业效果。

凯恩斯最根本的理论创新就在于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提供了一套经济学的证明，这是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任何经济学都根本做不到的。凯恩斯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扩大社会福利开支等理论为处于经济危机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值得中国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中借鉴和研究。

（三）公平效率理论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哲学范畴。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平与效率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有三种提法。第一种提法是效率优先。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持这种观点。与此相反，第二种提法是公平优先。受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影响的不少新左派学者都持这种观点。介于二者之间的提法是效率与公平兼顾。以研究公平与效率著称的美国学者奥肯是第三种提法的代表。奥肯提出了“公平与效率替换”原理，即分配越是公平，效率就越是难以提高；分配越是不公平，越能提高效率。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在这三种提法中，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提法已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接受。

住房问题本质上看是住房利益分配所衍生的问题。住房利益分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福利分配，二是市场化分配。福利住房制度的出发点是力求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合理分配住房资源，其弊端是在实施过程中衍化成平均分配，过多地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忽视个人利益。市场化配置住房资源，其实质是通过供求关系，影响住房价格，从而达到调整住房供给或需求的目的。市场竞争通过供求调节可以提高住房资源的配置效率，但很难达到住房分配的公平。为解决好这一问题，一些专家对住房利益分配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在住房分配上做到公平、效率、保障三个方面的协调统一，通过住房保障来平衡住房分配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为解决住房分配不公的问题，通过政府介入来矫正，实施促进公平的政策。

二 城乡统筹发展理论

（一）西方城乡统筹发展理论^[8]

1.城乡统筹理论萌芽

西方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最早可以见之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脑子中，如圣西门的城乡社会平等观、傅立叶的“法郎吉”与“和谐社会”、欧文的“理性的社会制度”与“共产主义新村”都体现了对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考。

早期城市规划理论研究者也注意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要。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奠基者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思想；美国著名城市学家芒福德从保护人居系统中的自然环境出发提出城乡关联发展的重要性；赖特的“区域统一体”（Regional Entities）和“广亩城”，都主张城乡发展应采取整体的、有机的、协调的发展模式。^[9]

恩格斯是最早提出“城乡融合”概念的人。他说：“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10]列宁和斯大林也曾总结和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城市与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而非城乡差别的消灭。^[11]

2.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乡协调理论

20世纪50年代后的城乡协调理论主要是围绕城乡发展关系而展开研究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是这一时段的经典之作。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概括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并存，提出“二元经济”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从而奠定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基础。后经拉尼斯和费景汉的发展深化，从而演变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现代化需要“城市—工业”加速增长和向以城市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转化，需要将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因而城市掠夺农村的资源、资金和劳动力应理所当然。^[12]

乔根森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等假设进行再思考，指出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与必要条件，认为从一开始就必须保持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发展。托达罗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迁移现象而提出托达罗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相对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对农业部门的忽视，片面强调对城市工业部门的投资。^[13]

3. 20世纪70年代后期“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及其批判

20世纪70年代后，利普顿对城乡发展关系理论进行批判，认为以往的关于城乡理论都带“城市偏向”倾向，并指出贫困国家内最主要的冲突是在乡村阶级与城市阶级之间，即本国城乡间的冲突。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城乡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城市人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通过“城市偏向”政策使社会的资源不合理地流入自己利益所在地区，而资源的这种流向很不利于乡村的发展，其结果不仅使穷人更穷，而且还引起农村地区内部的不平等。^[14]

“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存在主要体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政策上，大部分国家通过剥削农业（squezze agriculture）以发展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政策。“城市偏向”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对“自下而上”城乡发展战略的探索。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首次提出了乡村城市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主张：通过在地方层面上与城市发展相关联，乡村的发展才可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城镇应作为非农业和行政管理功能的主要场所而不是作为一个“增长极”，本地文化应该纳入地区规划的范畴，而行政区是适当的发展单位。^[15]

4. 20世纪80年代城乡发展领域各种理论流派的交锋阶段

朗迪勒里提出了“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他认为城市的规模等级高低是决定发展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次级城市体系，以支持经济活动和行政功能在城乡间进行必不可少的传播，同时，强调城乡联系作为平衡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要获得社会和区域两方面的全面发展，必须分散投资，建立一个完整、分散的次级城市体系，加强城乡联系，特别是“农村和小城市间的联系，较小城市和较大城市间的联系”。^[16]

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行了“第四全综国土规划”，该规划突出点（城镇）、线（网状基础设施）和面（农村域）网络化发展的内容，建立“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旨在建立一个城乡融合社会。岸根卓郎将这一规划思想进行了总结，他从系统论角度出发，构建了这种“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强调城乡融合发展，他认为“要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这一强大的引力，形成融合，破除两者之间的界限，建设一个能够不断向前发展，总体环境优美的美好定居之地”。^[17]

5.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城乡发展理论

20世纪末期，麦基在研究亚洲的许多核心城市边缘及其间的交通走廊地带时发现，这种“城市与乡村界限日渐模糊，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紧密联系，“城市用地与乡村用地相互混杂”的空间形态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城市化类型，他称之为“desakota”模式。麦基从城乡联系与城乡要素流动的角度，研究社会与经济变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其着重点不在于城乡差别，而在于空间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对聚居形式和经济行为的影响。

道格拉斯从城乡相互依赖角度提出了区域网络发展模型，认为“网络（network）概念是基于许多聚落的簇群（clustering），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特征和地方化的内部关联，而不是努力为一个巨大的地区选定单个的大城市作为综合性中心”。他还认为乡村的结构变化和发展通过一系列“流”与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相联系，他划分了五种“流”：人、生产、商品、资金和信息，每一种都有多重要素和效果，它们还体现出不同的空间联系模式和多样的利益趋向特点。为确保均衡发展目标的实现，“流”必须导向一种“城乡联系的良性循环”。^[18]

（二）国内城乡关系发展理论^[19]

中国城乡关系在经历了农村哺育城市、城市和农村各自发展、城市反哺农村三个阶段后，必然会进入一个理想的城乡关系状态——城乡协调发展阶段。^[20]

我国城乡发展关系研究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年）处于城乡关系的探索和初显阶段。当时中国政府对城乡发展关系的态度可从《论十大关系》中看出，提出重农业和轻工业才能最终发展重工业的思想^[21]，这一阶段国内学者都偏向于“抑农重工”的政策主张。（2）计划经济时期（1958～1978年）处于城乡二元体制格局的形成和运行阶段。该阶段的各项政策与制度形成了城乡隔绝局面^[22]，活跃在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等专业领域的学者开始了城乡一体化的初步探索。（3）改革开放时期（1979～2002年）处于城乡二元体制格局的变革阶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城乡对立的局面被打破，并出现新的趋势，各生产要素开始在城乡间流动，城乡间的各种资源也开始互相整合。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失衡状态，农村改革和发展明显滞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相关领域的学者们对城乡协调发展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如《城乡经济结合战略》《城乡改革实践的思考》。（4）2002年至今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十六大以来，我国把统筹城乡发展列为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之首，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标志着城乡关系新阶段的开始。纵观本阶段我国学者所做的研究可发现，研究内容更加具体化与系统化，开始围绕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动力机制、模式等进行了广泛研究。^[23]

三 供给学派概览、发展脉络及其评介^[24]

（一）供给学派概览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不同的方向向凯恩斯主义发动进攻的时候，另一个学派也加入了与凯恩斯主义的争斗中，这就是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或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美国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只降不升，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压力日益加大。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和责难。凯恩斯主义注重总需求分析，强调总需求管理，认为总供给会适应总需求的变化。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信奉凯恩斯主义。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教义，当经济增长率下降时政府应当刺激总需求，但是在通货膨胀加速的时候再刺激总需求，无疑是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显然，凯恩斯主义者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开出的政策处方是不对症的。而供给学派提出的诊断是，问题不是出在需求一方，而是出在供给一方；凯恩斯主义开错了药方，凯恩斯主义应当对“滞胀”承担责任。

供给学派基本上是由一批当时年龄在40岁左右的中青年人组成，其主要代表有：阿瑟·拉弗（1940年～）、丘德·万尼斯基（1936～2005年）、罗伯特·蒙代尔（1932年～）、乔治·吉尔德（1939年～）、保罗·罗伯茨（1939年～）、马丁·费尔德斯坦（1939年～）等。拉弗、万尼斯基、吉尔德、罗伯茨等人自称是供给学派的“正统派”，而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人被认为是供给学派中的“非正统派”或“温和派”，蒙代尔则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经济学的先驱者。供给学派成员的许多思想和观点就出自蒙代尔。与当时其他的经济学派不同，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中没有“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供给学派并不认为蒙代尔或费尔德斯坦是他们的领袖人物。

供给学派成员之一的斯蒂芬·恩廷（Stephen J.Entin）认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具有如下本质特征：“供给学派经济学强调财政政策在决定经济增长和总供给方面的作用。我们的分析直接依赖于古典价格理论。根据供给经济学派的观点，税率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它对生产要素税后报酬的影响，而非对收入和支出的货币流的影响；税率影响商品的相对价格，进而影响劳动和资本供给。我们的目的是提高劳动、储蓄和投资等经济增长性活动相对于休闲和消费性活动的报酬。分析税收变动对劳动、储蓄或投资收益率的影响，远比关注税收变化对可支配收入货币量的影响更为重要。通过降低对劳动报酬、利率或股息征收的税率，我们可以增进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25]

（二）供给学派发展的历史脉络

迄今为止，“供给侧”学派先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并沿着四大阶段的历史发展脉络呈现出清晰的两轮“否定之否定”：第一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第二轮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是“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

1.第一阶段：从萨伊定律到凯恩斯主义

1803年，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B.Say）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由于卖就是买，供给会创造出需求，即使供求短时间出现不等，在自由竞争的影响下价格将发生变化，从而使供给和需求相等。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律”。按照“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供求不会发生严重的失衡。20世纪3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人们发现供给是不能自行创造出需求的。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nes）出版了他的专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他在这部著作中对“萨伊定律”提出了质疑。凯恩斯认为，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偏好导致利率上升的影响下，总需求出现不足，从而发生经济衰退。因此，要克服经济衰退，政府就要对总需求进行管理，通过扩展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

2.第二阶段：从“凯恩斯主义”到“供给学派”

“二战”及“二战”后时期，即20世纪40～6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在经济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胀”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危机现象强烈威胁美国并有可能席卷全球。这样一方面导致经济增长放慢至停滞，引起大量失业；另一方面又加剧通货膨胀的新型经济危机，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真正的挑战，和实践中凯恩斯主义“干预”操作的手足无措的窘境一起宣告了凯恩斯主义辉煌时代的终结。

经济学界对“滞胀”进行了大量讨论，应运而起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卡尔多学说等学派，都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对“滞胀”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探究，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是最为重要的两大分支。由裘德·万尼斯基命名，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等为代表人物的供给学派，否定了凯恩斯主义在宏观调控中以“需求侧”作为主要视角的认识，重新肯定“萨伊定律”着眼于供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认为“供给侧”并非是由需求派生的次要因素，而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主张大幅度降低税率来对经济增长进行鼓励。

3.从“供给学派”到“凯恩斯主义复辟”

尽管里根时代“供给侧”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带来明显问题，所以后任美国政府决策者在经济学界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多采取需求侧调节和供给侧调节双管齐下的过渡性财政政策。一方面虽不否定通过减税来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又注重通过节支来控制需求，从而减少财政赤字不断增长的困扰。特别是一旦滞胀特征淡化，政策主流便迅速重拾总量“反周期”调控的标准化国家干预轨道，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对“供给侧”学派启动了第二次否定。

4.从“凯恩斯主义复辟”到“供给管理”

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主义在美国承大统者、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倡导的“逆风向”而行的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不仅在凯恩斯革命时期对美国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在凯恩斯主义复辟浪潮中对全球经济体尤其是以中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的宏观经济调控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主要侧重于需求侧调节的“反周期”思想，可以作为凯恩斯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复辟”以来最为重要的经济政策思路。

2008年美国金融系统爆发“次贷危机”，并通过迅速传导效应直接引发欧洲诸国陷入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世界经济两足鼎立局面发生巨大动荡，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和被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直接导致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的再次质疑。此次金融危机救市政策中，美国实际上断然摆脱所谓“华盛顿共识”，从“供给侧”进行足以影响全局的“区别对待”的政策操作与结构性调整，明确地对本国宏观经济进行了强有力的“供给管理”，而不限于所谓的货币总量调节或者需求侧调节，标志着“供给侧”调控思想对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次否定。

（三）对“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的评介

从历史角度看，“萨伊定律”提出的意义主要有三个。第一，“萨伊定律”为早期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中的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国际贸易的分析以及对商业周期的认识奠定了理论基础。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均对萨伊的经济学认知给予了肯定与发扬。第二，“萨伊定律”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我们坚持认为“萨伊定律”确实开创了“供给侧”学派的先河，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确实与“萨伊定律”的观察视角和逻辑起点一致；另一方面，迄今为止，学者们对“萨伊定律”的研究与剖析从未停止，尽管对其提炼出的认知看上去见仁见智，但是其启发性所引申出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一直走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并接受着历史的动态评价。张五常在谈及“供给侧”学派时曾明确表示，“究竟谁是供给学派的开山鼻祖呢？我认为是萨伊（此君一八零三年提出足以历久传世的萨伊定律）。这定律说：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第三，“萨伊定律”开启了欧洲古典自由主义的时代。亚当·斯密于英国地区开启了经济学时代，而萨伊则受其影响成为在欧洲大陆上传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人。

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在“供给侧”。需求管理者认为，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增加就业和产量，从而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供给学派与之截然不同，认为增加政府支出会抑制储蓄和投资，从而不会增加就业和产量。不仅如此，扩大财政赤字支出还会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多，物价持续上升，最后酿成恶性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滞胀”危机，根源就是忽视供给而一味强调需求。第二，增加供给的途径是经济刺激和投资。供给学派认为，增加生产和供给必须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来实现，特别是投资的增加。而投资是储蓄的转化，所以产量的增长间接决定于储蓄量的高低。供给学派把美国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证明凡是储蓄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发展也相对更快。以此得出结论：储蓄是生产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从而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在于储蓄率低，而低储蓄率的结果是由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造成的。还指出，除储蓄之外，决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家精神。第三，增加刺激的主要手段是减税。经济增长决定于供给，供给决定于刺激，刺激决定于政府的各项政策措施，包括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供给等。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是增加刺激最有效的手段，其刺激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减税可以让劳动者、储蓄者和投资者尽可能地获得最大报酬和利益，这种收入的结果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政府立法所造成的成本费用以后的报酬净额。第四，增加刺激的外部条件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市场机制作用，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一是反对政府的过大社会福利支出，二是反对过多的规章法令，三是反对国家控制货币发行量。

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和里根政府舞台上占据了中心地位。供给学派经济学不但对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对80年代的英国、西欧诸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8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和放松甚至取消管制浪潮，很大程度上是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的影响所致。

从经济学的发展进程来看，供给学派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短命的、昙花一现的学派。随着里根的卸任，供给学派的影响也逐渐消失。除了拉弗曲线，供给学派后来在经济学工具箱里几乎没留下什么遗产。然而，虽然它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匆匆过客，但是它的有些观点和政策建议还是有价值的。我国经济自1998年开始转型，由供给短缺型向供给相对过剩型转变，经济中的总需求不足导致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我国政府自1998年以来推行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对于保证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从供给一方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仍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供给学派所倡导的一系列供给管理措施，如改革税制和税率，刺激资本形成，奖励和促进技术创新，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降低公共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提高竞争程度和降低市场刚性，对我们都有极高的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