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国大革命掀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

法国大革命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萌生最为切近的社会背景。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一书中指出，“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9]。法国大革命带来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理性、自由与激进民主，不仅给整个欧洲传统以思想洗礼，也渗透进其他古老文明世界。

欧洲16～19世纪的政治性革命，是资产阶级作为新兴生产力代表崛起后在政治领域扫清障碍、谋求权力的必然结果。由于各国历史文化条件的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资产阶级与封建旧势力力量悬殊的不同，这一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政治革命在欧洲各国是相继发生的。在法国大革命前，已经诞生过“荷兰革命”、英国“光荣革命”。进入18世纪，革命危机蔓延到欧洲大陆，其中革命形势最为严峻、规模最为广泛、斗争最为激烈复杂、影响最为深刻的，非法国大革命莫属。由于在当时的欧洲所具有的典型性，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封建旧制度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致命性的。法国大革命之猛烈，将整个欧洲社会卷入其中，成为“平等”“自由”“革命”“民主”等政治价值的试验场，近代欧洲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念由此定下了基调。

1799年，拿破仑结束了法国大革命。此后直至1815年滑铁卢之败，拿破仑主导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末期走上政坛，先是做了第一执政（1799～1804），继而于1804年称帝，建立“第一帝国”，同时开始了征服性的对外战争，战火燃遍欧洲大陆，甚至烧到中东和北非，直至1815年惨败于滑铁卢战役而告终。可以说，这一时期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民众的影响，是以拿破仑为中介的。拿破仑帝国灭亡后，路易十八归国即位，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发动武装起义，结束了复辟王朝的统治。但在革命取得胜利之际，大资产阶级扶持路易·菲利普登上皇位，建立“七月王朝”，七月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大资产阶级所独吞。自此，法国大革命彻底结束。

法国大革命后，1815～1848年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分别发生在1820～1824年、1829～1834年以及1848年。及至1830年的革命浪潮，标志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与之相伴随的是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10]受到法国七月革命这一全欧人民反封建复辟革命的影响，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30、40年代得以以较快的速度追赶英法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步伐。英国自17世纪、法国自18世纪就形成了富有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到了19世纪初，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力量，法国资产阶级则引导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法国大革命。受到封建残余半残余势力的阻碍，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的前三十年里以缓慢而持续的速度发展，法国七月革命后才得以以较快的速度前进。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及其阶级关系发展的落后状况与时代发展所具有的国际高度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11]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德国资产阶级自诞生之初就已经是过时之物，面临多重矛盾，且在自身前后都看到了敌人：一边是封建传统势力，另一边是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历史力量即现代无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给予欧洲社会以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现代精神给予马克思以终生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成长环境、家庭教育、职业实践活动等各种途径发挥作用，激发马克思创立意识形态理论。其一，马克思出生、成长的特利尔城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直接影响。如前所述，马克思的故乡——莱茵省特利尔城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划归法国，在这一时期里深受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熏陶，这一氛围是那个时期德国其他地区所不具有的。其二，马克思的父亲受到法国大革命精神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亨利希·马克思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积极参与莱茵地区自由主义运动，憎恨被他称作拿破仑的“荒谬意识形态”的东西。父亲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实践活动影响了马克思，后者一开始在批判意义上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贬义色彩直接承袭了父亲的用法。其三，在法国大革命开启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马克思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对待意识形态的基本倾向。马克思对于贫困大众的同情以及改变现实的愿望早在家庭环境中就已经萌芽。马克思的家庭具有彻底的犹太血统，但又作为新教徒不得不生活在天主教地区，这使他更早更多地倾向于用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1814年包含马克思的家乡特利尔城的莱茵地区并入普鲁士后，失业、物价上涨导致贫困加剧，这激发马克思早在中学时期就萌生了“为人类福利而劳动”^[12]的志向。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以下简称《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引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对众神的侍者海尔梅斯所说的话，表明自身对自由的渴望和对革命实践活动的向往：“我绝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肯被缚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13]1841年4月，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这一时期的活动和经历对于他的世界观的转变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是批判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欺骗性，从沉浸于哲学思考转而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二是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的理论批判活动，孕育了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遮蔽性的思想因子。正是在《莱茵报》时期日益关注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马克思逐渐从原有的自我意识哲学立场中解脱出来，意识到统治阶级思想观念的虚幻性、宗教相较于社会现实的第二性，开始从现实出发揭示观念的颠倒性，为后来创立意识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