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口的基本情况

战后留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社团是一个受到重创的社团——绝大部分上层（包括政治、经济、宗教及文化上层）和城市居民都离开或被逐出以色列，留下的人也饱受惊吓，对现状困惑而对未来充满迷茫。^[19]这些一夜之间从人口结构中的优势群体沦为弱势群体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的强势之下根本没有武装反抗的企图或尝试，但不可避免地被以色列当局及主体犹太民族视为潜在的敌对人口及必须严加防范的“第五纵队”，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受到严格的控制甚至压制。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府管控阿拉伯人口的手段及严重程度有所不同，但怀疑、防范与严控的基调并没有改变过。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虽然都使用阿拉伯语，但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团，其分化程度非常大。按宗教信仰可分为穆斯林（建国时占阿拉伯总人口的70%）、基督徒（21%，分属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等多个教派）、德鲁兹人（9%）；^[20]按生活方式则既有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部落，也有以游牧为生的贝都因人，还有少量城市居民；按地域，加利利地区、小三角地区、内盖夫沙漠的阿拉伯人不仅方言有别，文化传统也存在着显著区别。在历史上这些社团之间的关系就很复杂，甚至在同一宗教、同一村庄内部不同家族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以色列建国前，犹太社团就注意到存在于阿拉伯人内部不同宗教团体及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善加利用，其成果之一就是使德鲁兹社团在阿犹冲突中基本保持了中立，在1948年战争时甚至有不少德鲁兹人加入以军作战，因为“自从犹太人来了德鲁兹人享受到比在穆斯林治下更多的自由”。^[21]建国后以色列国家继续利用阿拉伯社团内部的各种矛盾，刻意从政治、经济及社会方面分化不同群体。本书第八章将对较为特殊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社团——德鲁兹人和阿拉伯基督徒各自的发展情况进行详细介绍，在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以色列境内少数民族中主要族群的概念及基本情况。

阿拉伯穆斯林　阿拉伯穆斯林是以色列最大的少数民族社团，绝大部分是逊尼派。从历史上看，从穆斯林征服这一地区（7世纪）之后，除去十字军东征时期的短暂例外，穆斯林社团一直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民族。因此以色列建国及在中东战争中的胜利，对穆斯林社团的打击最为沉重。在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穆斯林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受到压制。以色列国家曾经对阿拉伯人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巴勒斯坦地最重要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征用，如果说对其他少数民族社团都因一些缘由而有所收敛或顾忌（比如对德鲁兹人因其与犹太社团长期的友好和合作而受到一些照顾，由于担心国外基督教会的抗议而对基督教社团所属产业投鼠忌器），那么对阿拉伯穆斯林的资源剥夺则是最肆无忌惮的。

目前在以色列，阿拉伯穆斯林主要居住在以色列的北部（36.8%在北部地区，14.2%在海法地区）和耶路撒冷地区（21.5%）。穆斯林人口增长较快，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口中的比例从建国时的70%上升到82%，妇女平均生育率高（2000年时为4.7，到2012年时下降到3.5）。穆斯林人口结构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年轻人比例高，0～14岁的孩童比例占全部人口的38%，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仅占总人口的3.5%。^[22]

穆斯林社团普遍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较低，社会比较保守，在早期的阿拉伯政治活动中（比如共产党、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等），领导权常常掌握在阿拉伯基督徒手中。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很多阿拉伯穆斯林得以到被占领土上的伊斯兰宗教学校学习，他们不仅带回了伊斯兰宗教知识，更受到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影响，回到以色列本土后，他们建立了“伊斯兰运动”等将伊斯兰宗教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的政治组织，与原本在阿拉伯人中影响巨大的共产党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党派争夺阿拉伯政治运动的领导权。2000年后，“保卫阿克萨（清真寺）”运动，将反对以色列的占领与保卫伊斯兰教宗教圣地结合起来，效果很好，吸引了国际关注以及以色列国内阿拉伯社团尤其是穆斯林社团的极力支持。尽管目前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当中共产党、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斯兰运动三种力量共同存在，但从发展趋势上看，伊斯兰运动有宗教作为后盾和手段，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大的潜力。因其人口增速及其与被占领土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最为接近的认同，阿拉伯穆斯林被以色列当局视为国内“最危险”的少数民族社团。

德鲁兹人　德鲁兹人是在宗教共同体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以宗教和亲族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德鲁兹宗教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产生于11世纪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996～1021年在位）统治的后期，宣扬哈基姆的神性，与主流伊斯玛仪派产生分歧。哈基姆失踪后，德鲁兹派被继任的哈里发镇压，其领导者哈姆扎·伊本·阿里（Hamza ibn Ali，985～约1022年）被逐出埃及，逃往叙利亚、黎巴嫩的山区传教，吸引了众多信徒。约在1050年，德鲁兹宗教停止向外宣传，不传教也不接受皈依，逐渐成为封闭式的宗教社团。德鲁兹人相信灵魂永恒及化身（转世），被其他伊斯兰教派视为异端，常常受到迫害。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德鲁兹社团也跟周边的穆斯林环境格格不入，常有摩擦，而由于人数少，在族群冲突中往往是弱势群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犹太定居者涌入巴勒斯坦，很快就发现德鲁兹人是潜在的伙伴。在犹太人看来，德鲁兹人与自己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而形成的民族，宗教与民族性密不可分；在历史上两者都以少数民族身份生存于其他民族之中，但都成功地保持了自己的特殊性，避免了被环境同化；两者都曾因为自己的特殊性而遭受迫害。^[23]这些相似的历史经历，为犹太人和德鲁兹人的友好相处打下了基础。此外，除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外，德鲁兹社团在民族和政治方面并无其他诉求，因此它与一心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社团没有基本利益冲突，这成为两者能保持友好关系并进行合作的关键。犹太社团寻求与德鲁兹社团保持良好关系，而后者也不负所望，在20世纪30年代阿拉伯民族反犹反英大起义时，德鲁兹社团并没有参加阿拉伯方面的斗争，基本上保持了中立。从30年代后期到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期间，犹太社团与德鲁兹社团的重要家族和领袖^[24]之间有过一些合作，包括收集情报、代购武器以及为有需要的犹太人提供庇护等。在1948年战争期间，甚至有德鲁兹青年自愿加入犹太方面作战。从1956年开始德鲁兹男性适龄青年被纳入以色列义务兵役制，德鲁兹社团与以色列国家和犹太民族结成“血盟”（Covenant of blood）关系。作为回报，以色列推行独立的德鲁兹民族建设进程，使之与其他阿拉伯社团渐行渐远。

截至2012年底共有13.3万德鲁兹人生活在以色列，占以色列全国人口的1.7%，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口中占8.1%。^[25]这13.3万德鲁兹人中既包括居住在加利利（Galilee）和卡尔梅勒（Carmel）山区的德鲁兹公民，也包括生活在戈兰高地的德鲁兹居民。^[26]尽管人数不多，但德鲁兹人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尤其在政治体系中表现非常突出。

阿拉伯基督徒　两千年来基督徒一直生活在今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上，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纷争和多次易主，从罗马、拜占庭、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十字军、马穆鲁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到英国委任统治和现在的以色列国。基督徒与生活在此地的穆斯林，除了宗教差异之外，说同样的语言、具有共同的生活和文化环境。在1948年战争中，阿拉伯基督徒的命运与其穆斯林邻居相仿，大批居民主动或被迫出逃，从此背井离乡，但由于本来就是巴勒斯坦人口中的少数派，因此基督徒人口在1948年受到的创伤（心理上）要小于突然从优势多数民族变成弱势少数民族的阿拉伯穆斯林。

截至2013年12月在以色列共有16.1万名基督徒，其中约80%是阿拉伯基督徒，^[27]其他的是非阿拉伯裔，比如亚美尼亚人、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和20世纪90年代从苏联迁来的信仰基督教的移民。本书讨论的对象是占基督徒人口80%的阿拉伯裔基督徒，尽管其中一些团体，比如科普特人的阿拉伯民族属性一直存在争议。

阿拉伯基督徒中大多数是城市居民，2012年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71%的阿拉伯基督徒住在以色列的北部地区，13%住在海法地区，9.5%在耶路撒冷地区。^[28]基督徒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经济条件比较优越。以色列建国之后，由于低生育率和缓慢但持续的移民，基督徒阿拉伯人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建国初期的20%下降到2011年底的9.4%^[29]，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尽管人数少，但阿拉伯基督徒是以色列阿拉伯社会中世俗的阿拉伯及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核心，有别于穆斯林阿拉伯主体社团所强调的宗教属性，阿拉伯基督徒不强调宗教信仰，而是强调巴勒斯坦人共有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属性。

贝都因人　贝都因人是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目前在以色列生活着17万贝都因人，大部分生活在南部沙漠地区。贝都因人在宗教上也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但由于其生活方式有别于其他穆斯林群体，而以色列对其政策和他们与以色列国家的关系也不同于其他穆斯林，因此在本书中为了区别，涉及贝都因人的地方都将直接标明，而“阿拉伯穆斯林”则指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以色列阿拉伯人。

贝都因人主要生活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Negev）和加利利地区共计25个被确认的村庄（包括7个由政府专门为其修建的城市）及数十个未被承认的村庄中。在加利利地区的贝都因人与周边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生活方式基本相近，但在南部内盖夫地区的贝都因人仍保持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1980年代以后，因为土地问题，贝都因人不得不从游牧转为定居生活，传统生活方式和思想受到冲击，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有所加剧。

贝都因人与以色列军方的合作也始于建国前，主要在收集情报和边境安全方面。在以色列建国后及独立战争期间，一直有贝都因人以志愿形式加入以军。1970年以色列军方成立的“追踪者纵队”（Trackers Unit）和1986年成立的“沙漠巡逻队”（Desert Reconnaissance Battalion），都以贝都因士兵为主力。目前每年都有三四百名贝都因人应征参军，其中约40%被分配到各部队做“追踪者”，20%在加沙地带的沙漠巡逻队服役，还有大约7%选择加入以色列边防警，^[30]其余的都在专门的少数民族部队——“剑营”服役。^[31]

图1-1 1949年以色列军队中的贝都因士兵接受检阅

资料来源：IDF Encyclopedia（1983）vol.14，Public Domain，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7855389.

贝都因人是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中保留传统社会组织和生活习俗最多的一个族群，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教育水平相对低下，家庭人口众多，家境贫寒，就业机会少，收入低。对许多贝都因青年而言，参军是其改善生活、得到高收入工作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敲门砖”。

切尔克斯人（Circassain或Cherkesses）　切尔克斯人又称契尔卡斯人，属于西亚民族，使用切尔克斯语，原信基督教，16～18世纪改信伊斯兰教，属逊尼派。目前全世界约500万人，主要分布在土耳其、叙利亚、约旦和伊拉克。切尔克斯人原住高加索黑海沿岸至库尔德斯坦地区，大约150年前被沙俄驱赶离开故土。目前在以色列全境内约有4000人，主要居住在加利利地区的两个村庄里。

因为切尔克斯人并非阿拉伯民族，因此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本书的讨论范畴，但因其语言、宗教和生活方式都与阿拉伯人相近，在以色列的地位和权利也与德鲁兹人相近，因此偶有提及时也会特别注明。

切尔克斯人以英勇善战闻名，跟德鲁兹人一样，在奥斯曼土耳其时期就是统治者维持一方治安所倚仗的勇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后，早期来到加利利地区的俄国犹太人与同样会说俄语的切尔克斯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该社团遵循宗教和民族属性分离的原则，与犹太社团及以色列国家关系紧密。他们是除德鲁兹人之外唯一被纳入以色列义务兵役制的少数民族，很多切尔克斯人在以色列国防军和警察部队中供职。切尔克斯人与德鲁兹人，作为与犹太国家结成“血盟”的少数民族，在以色列当局“分而治之”和“大棒与胡萝卜并举”的政策下，得到一定程度的优待，尤其是在独立民族建设方面政府投入极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他们与以色列境内其他少数民族从发展轨迹、教育体系、职业规划以及身份认同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差异。但因人数太少，切尔克斯人虽然境遇跟德鲁兹人相似，影响却远不及德鲁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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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lan Pappe，The Idea of Israel：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London ＆ New York：VERSO，2014，p.18.

[2]犹太复国运动之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及以色列开国总统——化学家魏茨曼等主流派领导人主张走“帝国主义上层路线”，希望得到英国等大国支持在巴勒斯坦建国，无视已经世代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复国主义运动少数派领袖伯纳德·拉扎尔（Bernard Lazare，1865-1903），和马丁·布伯、爱因斯坦一样，反对走“帝国主义上层路线”，主张直接与阿拉伯人民对话，建立犹太-阿拉伯两个民族的社会主义联邦。引自崔之元《崔之元论共和主义者阿伦特》，澎湃新闻，2017年2月8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2347。

[3]数据来源于The Palestine Survey，由英国委任统治当局于1945年12月到1946年1月为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所准备的报告，引自Ilan Pappe，The Idea of Israel：A History of Power and Knowledge，p.26。

[4]Bernard Wasserstein，Israel and Palestine，London：Profile Books，2004，pp.106-114.

[5]德鲁兹人原本是个宗教共同体，起源于公元11世纪埃及法蒂玛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基姆时期，后发展成为以宗教和亲族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学界对于德鲁兹人的阿拉伯属性有不同意见，本书采用主流意见，即认为德鲁兹人是阿拉伯人的一支。

[6]Abba Hushi（1898～1969），以色列政治家、国会议员，曾任海法市工人委员会主席、海法市长等职。

[7]Zeidan Atashe，Druze ＆ Jews in Israel-a Shared Destiny？Eastbourne：Sussex Academic Press，1995，pp.62-77.

[8]Nur Masalha，“Israel's Moral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巴解组织谈判事务部网站（Negotiation Affairs Department，PLO），http：//www.nad-plo.org/etemplate.php？id=41，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9]Ilan Pappe，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s：A History of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15.

[10]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杜先菊、彭艳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195页。

[11]诺亚·卢卡斯：《以色列现代史》，第165页。

[12]伊尔贡和莱希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接受哈加纳的指挥，但保持自己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政治权力。

[13]UNSCOP由11个国家的代表组成：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危地马拉、印度、伊朗、荷兰、秘鲁、瑞典、乌拉圭和南斯拉夫。

[14]艾兰·佩普：《现代巴勒斯坦史》，王健、秦颖、罗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06页。

[15]数据引自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1947年提交的报告，其中数据基于1946年底统计。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ttee on Palestine，Report to the General Assembly，New York，1947，https：//unispal.un.org/DPA/DPR/unispal.nsf/5ba47a5c6cef541b802563e000493b8c/07175de9fa2de563852568d3006e10f3？OpenDocument，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16]1980年代，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一些以色列历史学家开始质疑以色列方面一直以来对1948年战争的宣传，揭示以色列军队在1948年战争时的一些不当作为，认为大批阿拉伯人出逃是以色列方面刻意为之。这部分历史学家不再单纯从以色列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正视1948年巴勒斯坦方面的大劫难（al-Naqba），被称为新历史学家（New Historian），开启了以色列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后犹太复国主义（Post-Zionism）时代。关于阿拉伯人被逐，例见Ilan Pappe，The Forgotten Palestinians：A History of the Palestinians in Israel，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pp.15-28。

[17]1948年4月10日伊尔贡和莱希在付出沉重代价（4死40伤）之后攻占戴尔亚辛村，摧毁民居并射击村民，共107人遇害，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巴解组织方面称类似事件在1948年战争期间发生多次，50名受害人以上的就有10次之多，见Nur Masalha，Israel's Moral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Palestinian Refugees，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事务部（Negotiation Affairs Department，PLO），http：//www.nad-plo.org/etemplate.php？id=41，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18]“A Miraculous Simplification of Israel's Tasks”，出自美国第一任驻以色列大使James G.MacDonald的回忆录，引自Ian Lustick，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Israel's Control of a National Minority，Austi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0，p.28。

[19]Lustick，Arabs in the Jewish State，pp.48-49.

[20]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srael，Year Book 2012（《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2年年鉴》），http：//www.cbs.gov.il/shnaton63/st02_02.pdf，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21]Gabriel Ben-Dor，The Druzes in Israel-A Political Study，Jerusalem：Magnes Press，1979，p.129.

[22]Yaron Druckman，“CBS Releases Data about Israel's Muslim Population”，Ynet News，25 Oct.2012。

[23]Yitzhak Ben-Zvi，The Land of Israel and Its Jewish Community under Ottoman Rule[希伯来语]，Jerusalem，1956，pp.17-19.

[24]宗教领导人艾明·塔瑞夫谢赫（Sheikh Amin Tarif ，1898-1993），从1928年起直到逝世一直担任巴勒斯坦德鲁兹社团的精神领袖，跟犹太社团和以色列国家关系友好。

[25]数据来自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3年底统计报告，Christmas 2013-Christians in Israel，http：//cbs.gov.il/reader/newhodaot/hodaa_template.html？hodaa=201311353。

[26]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被以色列占领，并在1981年被以色列并入自己的版图。但生活在戈兰高地上的德鲁兹人知道自己处于战火前沿，也许还会回归叙利亚统治，因此他们既不参加以色列的选举，也不应征入伍。他们对以色列没有公开的敌意，能与犹太人和平相处。

[27]Dana Friedlander，Christian Community in Israel，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Website，2014，http：//mfa.gov.il/MFA/AboutIsrael/Spotlight/Pages/The-Christian-communities-in-Israel-May-2014.aspx，最后访问日期：2017年7月16日。

[28]Yaron Druckman，“Christians in Israel：Strong in education”，Ynet News，23 Dec.2012，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4323529，00.html.

[29]数据来自《以色列中央统计局2012年年鉴》，http：//www.cbs.gov.il/shnaton63/st02_02.pdf.

[30]以色列边防警部队（Mishmar HaGvul，Israel Border Police），虽然编制上属于警察系统，但实际上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其职责是制止边境地区的恐怖活动，以及防止恐怖分子的袭击。边防警也属于以色列义务兵役制范畴，公民在此服役等同于在军队服役。

[31]数据引自以色列国防军人力资源部网站，Bedouins Serving in the IDF[希伯来语]，http：//www.aka.idf.il/brothers/skira/default.asp？catId=57474＆docId=59873；Yoav Satran，For the First Time in 4 Years：An Increase in the Recruitment of Arabs to the IDF[希伯来语]，2008，http：//www.haaretz.co.il/news/education/1.1356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