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

在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和传播之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凯恩斯所批评的“古典理论”或“现代古典理论”，实际上就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文献中，新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凯恩斯本人也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部分是价格理论。这一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研究了价格机制怎样通过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新古典经济学的另一部分是就业理论。这一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研究了价格机制是怎样实现充分就业的。

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中。他批评的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而是它的就业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理论在庇古的《失业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论述。庇古的失业理论是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按照完全竞争的假设，产品市场不存在价格刚性，劳动市场不存在工资刚性，价格和工资都具有完全的伸缩性，能随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而自行调整。产品市场如果有过剩，那也只是局部过剩。价格的完全伸缩性可以保证产品市场的供求平衡。劳动市场如果有失业，那也只是摩擦失业（例如难以改变工种所造成的暂时失业）和自愿失业（例如不愿接受现行工资率而造成的失业）。长期的大量的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工资的完全伸缩性可以保证劳动市场的供求平衡。

与此相联系，新古典学派信奉萨伊定律。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中提出：“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生产是供给，所以，萨伊的这一论断长期以来被表述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这个被西方学者叫做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的论断，旨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同工资、价格和利率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劳动市场上，工资自动调整机制可以使劳动的供给和需求平衡，消除劳动力过剩，使经济经常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产品市场上，价格自动调整机制可以使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平衡，消除生产过剩；在资本市场上，利率自动调整机制可以使资本的供给和需求平衡，消除资本过剩。总之，在这个模型中，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不存在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可能性。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猛烈地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现实，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西方学者日益增多。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说：“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作为假设和条件的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政策方面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的原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主张严重地落后于现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存在多年，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正在迅速发展。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不能促进而且还会阻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必然会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看做旧观念而加以抛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旧观念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念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经济理论上的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走完它的青壮年阶段，进入了老年阶段。老年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步履艰难，不得不重新扶起国家这一“拐杖”，蹒跚前进。

同批判重商主义的亚当·斯密相反，凯恩斯赞扬重商主义。他说，现在，在我看来，重商主义学说中具有“科学真理成分”。在凯恩斯提到的重商主义的“科学真理成分”中，核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认为，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比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自由放任政策要高明得多。

凯恩斯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从时间顺序说，是先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和反危机的经济政策，然后才有为之提供理论根据的凯恩斯经济学。关于这一点，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克莱因说：“实用经济学仅仅是常识，而理论经济学不过是 ‘把常识弄得艰深’而已。……他（凯恩斯——引者）并不是先有理论再有实用政策，而是先有目的在于医治真正的经济病症的实用政策，再由此引申出他的理论。”

凯恩斯的就业理论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和20世纪30年代反危机的需要编制出来的。这一理论发表后，便为业已存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提供了理论上的说法，并实际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凯恩斯的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他说，他以前师承并且多年来用以教育别人的自由放任学说缺乏足够的理论根据，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的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的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条件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扩大政府职能。他说：“扩大政府职能……恐怕会被认为是对个人主义的极大侵犯。相反，我为它辩护，这不仅是避免现存的经济形态完全毁灭的唯一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是使个人主动精神成功地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凯恩斯所说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

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提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凯恩斯主张国家部分地通过税制，部分地通过限定利率，部分地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都同消费和储蓄有关。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当然就会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在长期中，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在短期中，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但有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是，利率变动会使证券和其他资产增值或贬值，从而引起当前消费增加或减少。利率的提高会降低消费倾向，将利率固定在较低水平上，则有利于提高消费倾向。凯恩斯很重视提高消费倾向，他认为，在不能增加投资量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消费倾向，才能达到较高的就业水平。凯恩斯相信乘数的作用，他认为，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提高消费倾向，就可以使一个较小的投资量维持一个特定的就业水平。凯恩斯反对节俭，他把寄生性消费和挥霍消费都看做提高有效需求的手段。在他的笔下，富豪们生前建高楼大厦作为住所，死后筑金字塔作为坟墓，或者为了忏悔前非，建造教堂，资助寺院和国外传教活动，都有利于推迟经济衰退的到来。凯恩斯甚至认为，以开采金矿为名在地上挖窟窿，或者财政部把装满钞票的旧瓶埋在废矿中，用垃圾填满，然后把开采权租让给私人，由私人企业挖出这些旧瓶，都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有一定作用。例如，通过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可以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他对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就能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理由是，市场上对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值会产生十分剧烈的波动，这种大幅度波动不是利率的有限波动所能抵消的。因此，仅靠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不足以达到最优投资率。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投资引诱会不足。投资引诱既来自对内投资，又来自对外投资，两者合起来构成总投资。总投资量取决于利润动机。对内投资取决于国内利率的高低，对外投资取决于国际贸易顺差的大小。在政府不能直接控制国内利率和其他投资引诱的情况下，增加贸易顺差是政府增加国内投资的唯一的直接办法，也是政府降低国内利率、提高国内投资引诱的唯一的间接办法。但是，凯恩斯强调的是扩大政府职能，加强政府对投资的控制。他说，他的结论是，不能把提供当前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点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更多地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诱。凯恩斯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唯一办法。不过，凯恩斯为了让资产阶级放心，特别声明，投资社会化并不是生产手段国有化，而是实行国家权威和私人主动性合作。而且，投资社会化的必要手段可以逐步引进，不必破坏一般社会传统。凯恩斯还宣告，除了对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二者实行中央控制，以便对二者进行调节之外，没有理由使经济生活更加社会化，没有显著理由要实行包容社会的大部分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上述政策中，凯恩斯认为，政府最聪明的办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由社会控制投资率，增加投资；另一方面，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消费。不过，凯恩斯强调说，不能太着重于增加消费，而应着重于投资。

刺激消费和投资，可以采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凯恩斯认为，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很难奏效，主要应当依靠财政政策。

关于财政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而是认为赤字财政有益。在他看来，政府扩大支出时，不应增加政府收入，而应采取举债支出的办法，即赤字政策。凯恩斯说，举债支出虽然浪费，然而结果却可以使社会致富。他甚至把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也看做使社会致富的手段。

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价格水平稳定的观点，而是认为温和的通货膨胀无害。他尽管在早期著作中承认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可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却主张通过温和的通货膨胀来降低实际工资以增加利润，压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把温和的通货膨胀看做防止或缓和经济危机的手段。凯恩斯说：如果货币能像庄稼一样生长，或像汽车一样制造，萧条就可以避免或减轻。克莱因说：“我们必须记住凯恩斯总是赞成稍许的通货膨胀，他所持的理由与促进投资不无关系。凯恩斯赞成通货膨胀和反对通货紧缩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货膨胀的进行是以食利阶级的牺牲为代价的。”

凯恩斯是西方第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不相信市场机制或“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而是相信现代资本主义只有在国家这“一只看得见的手”的帮助之下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不是把危机和失业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是把危机和失业同自由放任联系在一起。他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医治危机和失业，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被说成是医治危机和失业的灵丹妙药。他竭力主张扩大政府职能，要求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刺激投资，鼓励消费，直至组织直接投资。在防治危机和失业的名义下，凯恩斯主张推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财政政策，包括赤字政策，同时辅之以货币政策，包括“温和的”通货膨胀政策。

正是由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适合国家垄断资本的需要，因而其受到了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青睐。凯恩斯经济学很快取代传统经济学的正统地位，并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成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是西方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路标。从此，国家干预主义者聚集在凯恩斯主义的旗帜下，他们宣传、诠释、补充、修改和发展老师的学说，经济自由主义者则站到它的对立面，批评、反对、攻击凯恩斯主义。两派的争论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结束。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政府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英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国策，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美国罗斯福新政的若干经济政策，杜鲁门总统的特别经济咨文，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美国1945年的《莫莱充分就业法案》和1946年的《就业法》，法国新宪法关于就业预算的规定等，都是西方国家的政府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例证。

此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风骚，经济自由主义退居于非主流的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