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苏东六国的背景

1956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秘密报告从波兰泄露出去，在西方报刊上全文披露，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上的严重混乱。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这个秘密报告，推波助澜，在全世界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此后，意大利、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有许多党员宣布退党。同年10月又接连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应苏共中央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刘少奇、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协助调解一度紧张的苏波关系，并推动了后来爆发的匈牙利事件的解决。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当时的形势，并先后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是非功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这两篇文章对澄清国际共运中的思想混乱，加强国际共运的团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五国是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之前确定的。当时经中央批准的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考察他们立法和监督方面的工作；向这些国家（主要是东欧国家）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成绩、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团结。但代表团出国访问是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之后开始的，因此，代表团相应地增加了一项任务，即多做工作，促进东欧局势稳定，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代表团出发前，正值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彭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他说，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波匈事件时也谈到苏共二十大。他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对我们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还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毛泽东在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这把刀子我们中国人没有丢掉。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在两个半月的访问过程中，在同苏联、东欧五国、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在各国议会会议和意共代表大会的致词中，在多次的群众大会的讲话、同各国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接触中，彭真都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以及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精神。

全国人大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各界的代表人物组成，代表团团长是彭真，副团长是李济深（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程潜（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交通部部长）、胡子昂（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团员有刘长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芸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大公报社社长）等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副团长是张友渔，团员有张洁清、甘英、杨述等人。彭真团长、代表团副团长和年长的团员如龙云、高崇民、陈其尤先生还有警卫、秘书随行。所以，两个代表团加在一起有60多位团员和随员。

全国人大代表团的翻译队伍也很强大。组长是资深的德文翻译王务安，俄文翻译有李越然、徐坚、孙立功、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位女老师和我。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的俄文翻译甘榆，水平也很高。彭真的一位秘书魏云峰也是我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精通俄文。这样，仅俄文翻译就有7个人了。

我在这里还要专门介绍代表团的另一位翻译唐建文。唐建文精通法文、英文，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和50年代初，他同他夫人唐笙一起在联合国秘书机构的翻译处任职。1950年11月，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地痛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唐笙参加了安理会会议的同声翻译工作，伍修权在会议上批驳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时正好是唐笙翻译的。伍修权曾回忆说：“蒋廷黻的发言除攻击辱骂我们一顿，又为美国的侵略罪行辩解，说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他口口声声‘代表’中国，发言时却从头到尾都用英语。待他发言完毕，我马上举手，要求临时发言。会议主席对我们还是尊重的，允许我做了个即席讲话。我首先揭露他们只是国民党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人民。接着我又抓住他发言不讲中国话，嘲笑挖苦道：‘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都不会讲。’这下弄得那位蒋家‘代表’十分狼狈。这是一段即席插话，事先没有稿子，只由大会的同声翻译临时译成外语并广播出去。当时翻译这段话的是位中国女同胞，名叫唐笙，曾经在英国受过教育，英语很出色。我这段话，她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就在我们这次发言后的几个月，唐笙也回到了祖国，一直在国内工作，前些年又由我国政府推荐，重新去联合国机构担任翻译工作。”伍修权的讲话深深打动了唐建文和唐笙夫妇。在新中国的感召下，唐建文夫妇毅然辞去了联合国的职务，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和生活条件，回到了祖国。回国后，唐笙和唐建文毫无保留地把国际会议采用的同声传译的经验、方法教给了当时我们这一代年轻的翻译，为新中国的同声传译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人大代表团也请出了唐建文参加翻译工作，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