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考察

我们代表团从国内刚到莫斯科时是住在奥斯特罗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代表团休养回来后，就住在高尔基大街临街大楼里的公寓，苏联人称“住宅”。这是在高级的住宅楼里留几套公寓供苏共中央的客人使用。我们住的这套公寓里有4套卧室，还有一个会客室、餐厅、厨房。这套住宅的管理员（俄文称“管家”）是一位烈属，她的丈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每天有专门的厨师来做饭。从一开始，这位女管家就只给刘长胜和我打扫房间，而不给饶漱石夫妇和陈毅夫妇打扫。我就问：为什么就只给我们不给他们打扫房间呢？她说：他们有夫人在身边嘛，让他们自己收拾自己的房间吧！陈毅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说：赶快打道回府吧！陈毅夫妇在莫斯科待了一两天就坐火车回国了。饶漱石继续留下，考察苏共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经验。当时李富春正好在莫斯科，他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商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苏联政府援华建设项目。给李富春当翻译是李越然，他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有几次座谈，也请了李越然做翻译。

饶漱石对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的考察，从访问莫斯科市委开始，由莫斯科市委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介绍莫斯科市的党的基层组织情况，市委、区委如何领导党的基层组织。其他的座谈基本上是在我们住所的会客室举行。有时也由苏共中央党校教授来讲课，系统介绍基层组织工作经验。我们也到莫斯科市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考察过，主要是去工厂。我记得考察了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考察中苏联同志介绍了党的基层组织结构、任务、开展工作的方法，党的基层组织与行政领导的关系；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苏联企业实行“一长制”，在“一长制”下党委起什么作用。饶漱石做了记录，我边翻译，也做了简单的记录。苏联同志也给了我们一些苏共高级党校教授写的有关讲义。考察进行了大约10天。结束后我们乘火车回国。

回到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饶漱石夫妇住进中南海西院的招待所。所谓西院，就是刘少奇住的甲楼，朱总司令住的乙楼，此外还有两幢楼即丙、丁楼。丙楼三层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办公的地方，一、二层有些房间当招待所用。丁楼则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秘书室的办公楼。还有一个礼堂，是会议厅，常在这里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等，平时放映电影，同时也是首长们的餐厅。饶漱石夫妇就住在西院丙楼的招待所。他准备起草苏联基层党组织工作经验考察报告。他请邓力群执笔，请我也参加。考察报告主要由饶漱石回忆，他的记忆非常好，他一边讲，邓力群一边记，我来听，他回忆完一段就问我，有什么补充，有什么更正，叫我补充上。这样工作了一个多月。当然不是整天工作。那时，我也搬进丙楼住，邓力群夫妇也住在丙楼。当时邓力群从新疆回来不久，在中央办公厅工作。

这里，还要讲一件事情。在莫斯科考察期间，苏联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基层组织的书籍、文字材料。其中包括一本苏方向饶漱石介绍经验时拿出来示范的，当时经我提议向苏方要的“集体合同”，也就是工厂行政同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组织签订的劳动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我回国后把这些文字材料、苏共高级党校的讲义交给了全国总工会俄文翻译室的同志，请他们翻译成中文，打印出来送给饶漱石。有一天，他们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那本俄文的“集体合同”丢了，找不到了。我急坏了，连忙赶回全国总工会，同翻译室的同志一起找，把整个办公室翻了个遍，也没找到。我赶快报告全国总工会的领导。经过分析，大家认为，“集体合同”在苏联工矿企业、机关，人手一册，全国总工会翻译室就有好多本，是苏联专家讲课时带来的，因而不是机密文件，不存在“失密”问题。但是丢掉的那一本，是苏方向饶漱石示范用的，所以丢掉了无法向饶漱石交代。全国总工会领导要我马上向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报告，并附上全国总工会翻译室保存的“集体合同”的俄文原本及译文供参考。于是，我就给杨主任写了一份检讨，说明了“集体合同”遗失和寻找经过及全国总工会领导的意见等。当时杨尚昆主任就在中南海西院丙楼三层的一间大房间里办公。我把报告交给了他的秘书，当天下午他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杨尚昆。他说：你的报告我看了，“集体合同”俄文本丢了当然不好，全国总工会翻译室的同志要建立文件保管制度。你送来的“集体合同”的范本，从内容上可以代替丢掉的那一本。这事就不必报告饶漱石了。因为他遇事易紧张，说了反而会把事情搞复杂了。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下来了。

在帮助饶漱石整理访苏考察报告过程中，正好经历了斯大林1953年3月5日逝世的事。当时陈毅的夫人张茜也住在中南海西院，那天我看见她眼睛都哭红了，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告诉我，斯大林病危，可能是脑出血吧！好多老中医纷纷写信给中央献方献策，想挽救他的生命。后来广播了斯大林逝世消息。当时不仅是中央领导，就连我们一般干部也都陷于悲痛之中。后来听张茜讲，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去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有一位俄国作者加列诺维奇，他是中国问题专家，写了一本名叫《两个一把手——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书，他在书里写到斯大林去世后，中共中央有意降低参加葬礼的中共代表团规格，说毛泽东没去，刘少奇也没去，朱德也没去，只派了第四把手周恩来。还说什么当时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毛主席下达严格命令，不准许江青参加斯大林的葬礼活动。这位作者对这些事做出的解释，上纲到“毛泽东从莫斯科领导的接触中排除了‘大家庭友好’的因素”。毛泽东出访非常复杂，一两天之内是无法成行的。刘少奇刚刚从苏联回来，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规格已经很高了。至于说毛泽东不让江青参加中共代表团在斯大林葬礼期间的活动，我不知道是否中央做过这种决定，如果真有此事那也肯定是毛泽东的意见。我认为，是怕她在这种公共场合有不妥的举措，实际是保证中共代表团参加葬礼的正常进行。并不能说不让江青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就是没有“大家庭友好”的因素。这位作者自认为毛泽东一开始就想尽量贬低苏共及其领导人，抬高中共，强调自己的作用。从这个观点出发，这位作者戴着有色眼镜看当时的一些事情，并妄加分析，歪曲了当时的情况。

帮助饶漱石写完苏共基层党组织工作考察报告后，我就回全国总工会了。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饶漱石夫妇。后来党中央开展批判高饶联盟，我当时并不知道。饶漱石有个女儿叫兰欣，从小在法国，后来才把她接回国内，她喜欢集邮。我随全国工会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苏联朋友送给我几张纪念邮票，我不集邮，兰欣向我要邮票，让我把邮票送到她家转给她。饶漱石的家当时在景山后街，我事先打电话给他的秘书陈琪章，我说我去看看首长，他说：“你来吧！”我到时是陆璀出来接我，我就请她把邮票转交给兰欣，然后我问：“漱石同志身体怎样？”她说：“他在楼上，你去看他一眼，然后你就走吧！他还有事。”我上楼时，他坐在小客厅里，脸部木呆，我不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我和他握了握手，他说：“啊！小阎来啦！”就讲了这两句话，我就走了。因为陆璀事先给我打了招呼，叫我看看他就走。可能他当时正挨批判，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饶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