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历中苏关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的十年(1957—1966)
- 阎明复
- 1987字
- 2020-08-30 02:10:21
在矿泉城疗养
苏共十九大结束后,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还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35周年庆祝活动。之后,刘少奇、王光美在林利的陪同下到黑海边的索契去疗养。苏共十九大期间陈毅的大人张茜、饶漱石夫人陆璀也从国内来到莫斯科。苏共十九大后我就陪他们去了高加索的著名疗养地——矿泉城疗养。
顺便讲一个小插曲。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方由著名学者、翻译家刘尊棋副总编辑主持,并邀请了钱伟长教授等著名学者参加;美方由吉布尼副总编辑主持,并邀请了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索罗门教授和奥克森伯格教授参加。我当时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副社长,参加了同美方的谈判,去美国考察,协助组织《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翻译队伍等有关工作。在同美国朋友接触中,他们得知我曾担任过中国领导人的俄文翻译工作。一次,奥克森伯格教授问我:“1952年冬刘少奇先生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后,有一个多月时间,报刊上没有关于他的消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刘少奇先生去苏联黑海边疗养去了。”当时在场的刘尊棋、钱伟长等中国朋友都对奥克森伯格教授如此关注中国领导人的行踪,关注中苏关系的动向,以至询问20多年前的事情,感到惊叹。
在我们参加完苏共十九大后,准备到外地去休假时,苏共中央联络部按照对兄弟国家领导人员到苏联来休假的惯例,给每位团员发1万卢布,给工作人员发1000卢布,作为在休假中购买纪念品或零花钱用。我拿到这些钱后,随即买了一架照相机。饶漱石提出,我们是不是将这笔钱作为党费上缴给我驻苏联大使馆,他说:我们也不需要买什么纪念品。我跟饶漱石说:您讲晚了,我已经买了个照相机。“上缴党费”一说只好作罢。至于饶漱石本人是否把钱交给了大使馆,我就不清楚了。苏共十九大一结束,我就陪饶漱石夫妇、陈毅夫妇、刘长胜乘火车去高加索。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了一个工作人员送我们。在火车餐车上,每次去吃饭,都有几个吉卜赛人弹着吉他,走到我们餐桌前演唱,而且都要给小费,后由苏方陪同人员把他们打发走了。我们到了高加索矿泉城后,当地党委的领导都来迎接。
我们去的这个疗养院属于苏共中央,也就是为苏共领导人服务的疗养院。疗养院处于高加索连绵不断的山脉中。高加索的高山峻岭,原始森林,一望无际,气候宜人,盛产矿泉,是休假疗养的理想地方。疗养院在一个山谷里,在一片平地上建了许多栋大楼,有疗养员住的楼、治疗楼等。我们住的是一个大的套间,有三个卧室和一个客厅。饶漱石夫妇、陈毅夫妇各住一个卧室,刘长胜住一个卧室,我住在套间外面的一个单间。打开窗子往外看,森林茂密,遮天蔽日,郁郁葱葱。
我们住进来的第二天,疗养院的医生就给三位领导做全面体检,确定治疗方案。饶漱石抱怨面部神经麻痹,眼皮老跳,引起心神不宁;陈毅主要是检查身体,休息,通过疗养达到减肥的目的;刘长胜主要是疗养休息。我记得医生确定的治疗方案是运动疗法和饮食疗法。运动疗法主要是散步,每天早上7点起床,7点半吃饭,饭后休息半小时就开始在医护人员指导下散步。散步规定得很科学。疗养院大楼后面沿着山坡修建了不同坡度的步行道,有缓坡,有陡坡。开始走缓坡,按规定的速度走20分钟,过几天再增加里程,走陡一点的坡。每隔一定距离,道路旁都写有距离、速度要求的标志,天天坚持,这是散步疗法。二是饮食疗法,饶漱石的饮食没有什么变化,基本是清淡的;陈毅则是每个星期有两天不让吃主食,只吃苹果,以达到减肥的目的。苏联医生把这种疗法叫作“苹果日”。疗养院所处的地区是温泉地区,治疗的矿泉水有碱性的,有酸性的。医生也给他们规定每天要喝多少矿泉水。卧室的洗澡间有泉水,每天都可以洗泉水浴。陈毅每天还多加一项锻炼,到理疗室去做器械锻炼,举哑铃。还有一个土法,是跟理疗师背靠背地站着,然后互相背驮,医生找了一个身材高大的理疗师,他先把陈毅驮起来,然后再让陈毅把他驮起来,陈毅驮了两次感到累,我就对医生讲,这样驮下去,可能会发生意外,医生就再没用这种方法了。
除了这些治疗外,没有什么特殊治疗,因为几位领导也无特殊病症,基本上是休息,配合散步,饮用矿泉水,洗温泉浴,调节饮食。每天上午治疗,下午散步,有许多空闲时间。我在莫斯科买了一本俄文的国际象棋棋谱,借了一副国际象棋,自己摆弄,学习棋谱的走法。饶漱石很喜欢下棋,很用脑子,他看到后跟我下。大致情况是,第一天我从棋谱上学会了几招,我能赢他,但走了一两次后,他看出了其中的奥妙,反过来就能赢我。每天下两盘,因为我每天都从棋谱上学几招,所以第一局我能赢,第二盘和棋,到第二天再下我就输了。高加索历史悠久,名胜古迹很多,疗养院还组织我们到周围的名胜古迹去参观。有沙皇时代留下的古堡、宫殿,有莱索托夫决斗的地方,隔两三天就坐车出去玩一玩,这样两个礼拜的休假期很快就过去了。苏共中央派人来接我们,一起坐火车回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