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纵观人类社会数千年的文明变迁史，加速度发展的规律日益显著，从农耕岁月，到工业时代，再到信息纪元，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水准不断提升，其速度越来越快（尽管有时也可看到局部、短暂的倒退）。在此过程中，科学技术发挥了强大的牵引作用，其中，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格外引人注目。事实上，正是信息传播技术的堪称爆炸性、革命性的进步，决定性地改写了历史，使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跨入了信息文明。

在此背景下，以人类信息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可谓“应运而生”，或“生逢其时”，大半个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长足发展。由此，也就不难理解，1978年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传入中国的传播学，何以在短短三十多年里，即快速成长为一门欣欣向荣的“显学”。

就在为本书撰写序文的几天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以“互联网与中国20年：变革与创新”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第六届全球传播论坛”，回顾、反思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的历程。来自中外20多家知名高校和媒体的一百多位嘉宾和代表与会，展开热烈的交流，形成诸多共识。其中，有两点印象颇深，即：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有力推动下，就学科而言，传播学正在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中心；同时，就地域而言，中国正在从（世界传播学科的）边缘走向中心。这两点共识，大体符合实际，反映了发展趋势，对于传播学科的广大学者、学子，颇能鼓舞士气。

当然，对此需要正确解读，既不可“妄自菲薄”，又不可“妄自尊大”。无疑，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传播学都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作为成长中的学科，仍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中国传播学界，与世界领先国家和地区的同行相比，尚有不小差距。

恰在此时，我有机会拜读到《媒介效果与社会变迁》一书，并受作者之邀作序，深感荣幸之际，不禁联想到，这样一部佳作，不正可作为以上共识的例证吗？一方面，由三位资深华人传播学者担纲的该书，视野开阔，内容厚实，折射出中国乃至华人传播学界多年来的学术积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者不满足于现状而试图推进华人传播学研究向前发展的可贵努力。

对于该书的总体框架和主要特色，本书作者在第一章已有较为详细的解说，故此处不再重复，唯愿与读者分享笔者阅读之后的几点感受。

一为时宜性。如上所述，无论世界和中国的传播学科，都正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转型”时期，尤其需要这样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力作。二为前沿性。作者团队不仅通晓世界研究前沿，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而且，其中有些成果本身就源于该书作者，因而，与许多泛泛而谈的著述不同，深具穿透力、说服力。三为丰富性。除了以往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典理论之外，该书还评述了诸如“敌意媒体理论”、“多元无知理论”等中国传播学界不太了解的一些媒介效果理论，及其与相关理论之间的关系，并辅以大量实证研究结果。四为创新性。举凡书中提到的观点、方法、理论，作者都力求超越简单介绍的层次，尤其注意联系当今互联网、新媒体发展的实际，在展开全面梳理、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自身见解，富有启迪价值。五为可读性。三位作者和他们的共同作者拥有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从而，让阅读成为享受，使学术带来乐趣。

综而言之，该书的出版，行将为中国和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历史长卷，增添浓墨重彩的一页，值得赞许，值得期待。

张国良

中国传播学会首任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前院长兼特聘教授，博导

2014年冬写于在英国伦敦短期访问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