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怀疑

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伴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革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凸显。美国、德国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一些生产部门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高，赶上和超过英国、法国等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伴随着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矛盾进一步激化。它们急切要求打破旧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世界市场。由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主要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因此掠夺和侵占新的殖民地，或者从其他国家手中夺取殖民地，就成为20世纪初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激烈斗争的焦点。

从1914年开始，围绕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和侵占殖民地，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主要在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展开。一方是以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集团，日本、美国后来也随之加入。另一方是以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意大利（后来退出）为首的同盟国集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四年，主要战场在欧洲，因此也称为“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20世纪上半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德国、奥匈帝国遭到惨败，被迫投降。英国、法国、俄国的实力大为削弱。美国和日本在战争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并进一步发展壮大。期间，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演进。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格局。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事，无暇东顾，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项权益，并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与之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扶植段祺瑞政府，通过“西原借款”和其他一笔笔贷款，获得了过去连袁世凯都不敢让与的许多特殊利益。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还与日本签订了旨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日军可以在“共同防敌”的名义下，大批开入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并可以指挥有关的中国军队。这就使日本在华势力迅速膨胀，打破了战前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加深了日本同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加剧了国内各军阀之间的矛盾。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战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国和奥匈帝国作战。中国作为参战国，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参与作战，但从1916年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英法两国在中国共招募华工14万人左右。他们在欧战中主要从事挖掘战壕、筑路、救护伤员等战勤和战斗工作，约两万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和意大利五国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代表在会议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撤销“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均遭到列强拒绝。在讨论德国所属殖民地问题时，巴黎和会竟准备将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迫于西方列强压力，竟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中国作为战胜国并没有赢得尊严，相反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由此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经过五四运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再次，第一次世界大战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对华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有所减少，从而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倍以上。从1913年至1920年，民族工业资本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54%。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注：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2版，第一卷，上册，2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未实现经济独立，更谈不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最后，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据统计，1894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经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得到成长和壮大的同时，工人阶级队伍也得到迅猛发展。到五四运动前夕，工人阶级人数已经增加到200万。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个新兴的重要的社会力量。相比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格更老一些，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他们除了具有世界工人阶级的一般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的优点：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种压迫，其严重性和残酷性世所罕见，这就决定了他们革命性非常坚决。他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和沿江的大城市与大型企业，便于组织和团结，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在其中开展组织和宣传活动。他们大多来源于破产的农民，与农民有某种天然的联系，这便于结成工农联盟。伴随着中国工人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成长和壮大，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化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2.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人思想上的冲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中国政治格局、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的影响，给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民族和国家出路的历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和危机，使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和不信任。从鸦片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拒斥到接受再到崇拜的过程。中国向西方的学习，也经历了一个由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逐步演进的历程。在先进的中国人心目中，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和完善。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指出，东洋文明“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79页。）。因此，“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中国人重新认识和思考西方文明。据统计，从1914年欧战爆发到1919年巴黎和会，《大公报》、《申报》、《东方杂志》等著名报刊均以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论欧战，至少占其版面的1/3。（注：参见卢毅：《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共产党诞生》，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1年6月15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38903/14910041.html）。）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动向：一战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西方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1916年10月10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中指出：“近年以来，吾国人之羡慕西洋文明，无所不至，自军国大事以至日用细微，无不效法西洋，而于自国固有之文明，几不复置意。然自欧战发生以来，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戕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吾人对于向所羡慕之西洋文明，已不胜其怀疑之意见，而吾国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亦不能于道德上或功业上，表示其信用于吾人，则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价之所在。”（注：《杜亚泉文存》，338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随后，他又在《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一文中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凡研究现代文明者，殆无不有如是之感想。”因此，信赖西洋文明，“欲借之以免除悲惨与痛苦之谬想，不能不为之消灭”（注：同上书，345页。）。这就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失望乃至抛弃的想法。1917年4月，李大钊甚至对西方科学技术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试剖今日文明之内容，竭人类之全知全能，所谋何事？制造杀人之器械而已，练习杀人之方术而已，增加杀人之智识而已，储备杀人之费用而已！其余供人类和平岁月中享用之资产，既已为数甚仅，一旦炮火临头，莫不烟消雾散于战云血雨之中矣。”（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18年，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然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注：同上书，218页。）1917年，青年毛泽东也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86页。）。1920年，梁启超也发表了对西方文化的深刻反思。他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为国人描绘了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的景象，并宣告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万能之梦”已经破产。由上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思想界一改原来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了质疑和不信任，并进而重新探寻中国的出路。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梁启超、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西方文明已经没落，已是弊端丛生，人类的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全世界都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则继续坚持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文明之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逐步认清了西方列强的本质，放弃了对西方列强的幻想。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给中国人当头一棒，促使中国人猛醒。以陈独秀为例，一战爆发之初，他认为其性质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民主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战争。他指出：“此次欧战之原因结果，固甚复杂，而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消长，侵略主义与人道主义之消长，关系此战乃至巨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87页。）及至巴黎和会召开前，陈独秀才从“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惊醒。他指出：“如今那海洋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巴尔干问题，殖民地占领问题，都是五个强国在秘密包办。至于弱小国的权利问题，缩小军备问题，民族自决问题，更是影儿没有。”（注：同上书，475~476页。）因此，五四运动结束后，他主张抛弃军国主义与金力主义，同时“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40~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由上可以看出，经由巴黎和会，先进的中国人逐步看清了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本质，从而对其放弃了幻想。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