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化运动和中国思想界的启蒙

1.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民主共和体制受挫，实际上开启了思想启蒙的进程。尊孔复古思潮的兴起以及复辟帝制危机的加剧，进一步凸显了思想启蒙的紧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更多地把失败归因于政治和组织方面，较少从思想文化上进行总结，尚未认识到思想文化战线反封建斗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思想启蒙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身上。

面对国家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一批具有使命感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新的反思和探索，开始意识到“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上），10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注：同上书，93页。），“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注：同上书，132页。）。中国社会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以改造国民性，启发民智，把人们从封建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是新文化运动的战斗纲领。他在该文中描述了塑造国民为崭新的“青年”形象，希望青年能够成为改造社会的先驱。他指出：“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注：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新“青年”的标准有六条：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6年，《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在“青年”一词前面添加一个“新”字，不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启发新觉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给人起点新、内容新、目标新、形式新的全新感觉。1917年，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其迁往北京。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个人主编的刊物改为同人刊物，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

尽管《青年杂志》发刊词中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并非不关心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反封建斗争是和现实政治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新青年》之所以把精力主要集中于清除旧思想方面，是因为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实际上就是对旧政治的声讨，新文化运动将“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191~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以《新青年》的编撰和出版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启蒙运动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2.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和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科学和民主。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他认为，“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其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反对主观臆断、盲目迷信和愚昧无知。“人权”指人的权利，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独立、人的自由。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陈独秀由强调“科学与人权并重”，发展到“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德先生”即“民主”，“赛先生”即“科学”。由此，新文化运动不仅将民主与科学结合起来，而且将民主与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陈独秀认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15日），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有两层含义。一是民主精神和民主思想。这包括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及自由民主权利等内容。二是指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提倡民主，就必须反对旧思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指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若是一面要行共和政治，一面又要保存君主时代的旧思想，那是万万不成。”（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163页。），“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178页。）。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也有两个方面含义。它主要是指与封建迷信、蒙昧无知相对立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以及认识和判断事物的科学方法，同时也指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认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注：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这表明，提倡人权和民主，必须同时提倡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以至于对待人生，即“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国人只有“一遵理性”，才能摆脱“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注：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15日），载《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的束缚。国人“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打破“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393页。）。

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就势必反对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尤其是孔学。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孔子所提倡的“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揭露了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他们认为：“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注：同上书，179页。）。因此，“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同上书，229页。）。这就把反对封建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空前的反封建运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响亮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同时，他们还主张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大力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宣扬男女平等，竭力为新社会造就新国民，打造新基础。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文学改良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注：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月1日，陈独秀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大力支持文学革命。他指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60页。）。他认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注：同上书，263页。）他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迂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的实质，就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的旧文学，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参加了这场文学革命。鲁迅1918年后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与散文，成为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投枪”，成为实现革命内容和新的形式相结合的典范，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学革命。

3.“五四”以前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

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参与者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它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延伸，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和迷信，切中时弊，符合当时的时代主题和历史潮流。正因为如此，“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口号既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认同，同时也遭到一些封建卫道士的仇视和围攻。这些封建卫道士攻击新文化运动破坏孔教、礼法、国粹、贞节等。对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坚决予以反击，在当时封建主义思想文化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促进了中国文学的革命和现代转型。它以激进的态度否定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体系，宣扬了个性解放、人性自觉、自由平等等新思想、新学说、新观念，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它逐步实现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使中国文学告别古典，走向现代。这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字和文学表达方式的深刻革命，还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表达方式、行为习惯的重大转折。它打破了中国文学孤立封闭的格局，建立了与世界文学的密切关系。它以极为广阔的胸襟不断翻译和介绍外国现代文学和思想文化，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吸收潮流。西方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各种思想和学说，在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找到了通行的市场，不仅构建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内容与风貌，也影响着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憧憬。

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有利于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700页。）新文化运动冲破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桎梏，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根基，营造了自由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和社会条件。正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迎来了五千年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五四”前后得到迅速传播。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和涌现，以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都是不可想象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猛烈批判孔学的同时，客观公正地评价了孔学的积极作用。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孔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李大钊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246页。）陈独秀也在《再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一文中指出：“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265页。）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其目的是为了动摇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根基，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牢笼，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不可否认，“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和不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孔学，是为了动摇封建主义思想文化根基，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所以在中国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并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思想武器去认识中国、改造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认识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脱离产生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主观地认为依靠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通过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就可以根本改造国民性，造就新国民，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没有揭示根本改造中国现存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的偏向。他们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来看待客观事物，而是更多地使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方法。他们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机械地对立起来，表现为在某些问题上否定中国的一切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做法，忽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特殊性，不善于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加以区别，而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简单化的处理，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能力。尽管新文化运动具有若干缺点和不足，但它仍是20世纪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启蒙运动，深刻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和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