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2.4.1 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

一、国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以经济地域空间差异为研究对象。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都有了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近年来，各国学者开始运用一些新的方法对地区地理差异的构成进行分析，把地理因素纳入经济学分析，试图解释其一般性规律，以揭示引起地区经济活动差异变动的地理方面的因素。采用的主要方法如加权变异系数法，它可以对地区差异的产业结构进行分解，而锡尔系数和广义熵指数法则可以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

（2）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逊（John Williamson）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假说，到80年代小阿莫斯·霍斯泰特（Amos Hosteter）提出“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同”的假说，各国学者大都是从区域差异的角度来探讨区域收入趋同或趋异问题的。而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探讨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问题。

（3）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新经济增长理论注重动态分析，强调技术进步的内在性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一工具不仅可以研究地区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可以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因。

（4）运用各种新的计量模型对企业投资定位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政策进行评价的实证研究。新的计量模型的运用加强了演化经济理论的可证伪性，学者们通过问卷调查和大量统计数据分析，借助社会经济系统仿真模拟软件，并对实际数据采用非线性编程计量方法，着重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为企业决策和地方政府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末，比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相关理论主要有：德国农业经济和地理学家杜能（Thunen）在1826年发表的著作《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提出的“农业区位论”、1957年缪尔达尔（Myrdal）在其著作《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中提出的“累积因果论”、1958年赫什曼（Hirrshman）在其著作《经济发展战略》中提出的“核心与边缘区理论”、1960年艾萨德（Isard）提出的“国家干预政策”等。这段时间的研究主要从孤立的角度来分析某一区域经济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外研究主要关注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间均衡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区域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这三个领域。其中，弗里德曼在1966年的著作《区域政策》、胡佛（Hoover）在1975年的著作《区域经济导论》、鲍茨和斯坦的著作《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著作《区域不平等和国家发展过程》、1955年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著作《略论增长极概念》等均围绕着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间均衡发展这个领域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分析。而汉森（Hansen）在1972年的著作《区域开发中的增长极核》、劳埃德（Lioyd）在1977年的著作《空间区位》、帕特赖克（Patnaik）在1981年的著作《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开发与规划经济学》、理查森（Richardson）的著作《区域增长理论》等围绕着区域发展战略和综合布局提出了各自的观点。1978年布朗（Brown）的《区域—国家经济模型》、1977年因特里格特（Intigator）的《经济模型技术与应用》围绕着区域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进行了研究。

二、国内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

中国的经济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理论研究和探索，学者们对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要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网络。这是中心极理论在国内的应用。在整个80年代，学者们对梯度理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在东部地区坚持梯度理论、循序西移观点的同时，部分学者提出了西部地区跳跃式推移的反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尽管地区间存在经济技术水平的梯度，但这种现有的生产力水平的梯度顺序，不一定就是引进先进技术或经济开发的顺序；后一顺序只能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性决定。如果低梯度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好的外在经济效应，且又有市场需要，并具备必要条件，那么就可以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超越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便可向高一级梯度的地区进行反向推移。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反梯度推移理论的应用。由于梯度内经济发展在现实中并非同质单元，针对梯度理论的这个缺点学者们建立了辐射理论。另外中国区域差异研究还形成了以下特征：研究的区域单元日益细化，目前已具体到县、市；研究方法多样化而且逐渐更新；学术界就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成因问题已基本达成共识，而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趋势则争议较大。

实证研究方面，刘树成（1994）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用标准差来衡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区域经济相对差异，结论是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来中国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是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区域层次上的变化过程是不尽相同的。胡鞍钢（1995）使用人均国民收入和人均GDP这两个指标，计算了它们的相对差异系数、加权差异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从中反映出中国省区层次上的经济差异。魏后凯（1992）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异反映中国三大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结果发现1978年以来三大地带经济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1949年以来中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形；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之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形；六大区（华北、东北、华中、中南、西南和西北）之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S形。林毅夫等使用1978~1995年各省（市、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基尼系数得出，1978~1995年全国人均GDP快速增长，但反映地区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却比较稳定，在1985年以前缓慢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同样，人均收入也增长很快，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同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变化相似。王必达（2003）认为制度变迁是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因素，并认为由技术模仿创新所决定的制度移植变迁是后发展区域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王小鲁和樊纲（2004）认为，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区域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孙敬水和熊璐（2005）在给出东、中、西部三大地带间制度性差异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区域间制度性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曲鲁宁计算了1985~2005年的GDP和人口的泰尔指数（Theil Index）、人类发展指数（HDI），认为中国地区差距轨迹的总体趋势有点类似V形，八大综合经济区差距的总体趋势也呈现V形，区域内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

取得的成果主要有：1989年周启业等撰写的《区域经济学》、1995年陆大道撰写的《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1989年杨开忠的《中国区域发展研究》、199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3年刘在兴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和对比研究》、1994年孙尚清主编的《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1995年韦伟撰写的《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1995年胡鞍钢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以及1998年曾坤生的《动态协调发展：迈向21世纪的中国区域经济》等。

2.4.2 区域经济发展相关理论

一、区域经济发展竞争优势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理论又称绝对成本优势理论，由亚当·斯密提出，该理论将一国内部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理推演到各国之间的分工，从而形成了其国际分工理论，是最早主张自由贸易的理论。斯密认为，各国应该以自己国家拥有的绝对优势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分工，分工的原则是成本的绝对优势或绝对利益。分工之前，每个国家都会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但是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也就是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劳动力、生产力状况不一样，这样就会造成同一种产品的成本不同。自然禀赋或后天的有利条件构成了分工的基础。分工的产生是由于存在“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当完成分工后，再去交换自己没有生产却又需要的产品，由于实现了专业化生产，此举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斯密从一般制造业工厂内部的分工开始，进而分析了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得出了一般性结论，即各国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上大多拥有某种优势，不同国家分别专业化生产具有绝对成本优势的产品并用来同其他国家进行产品交换是其必然选择。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完全建立在某国（地区）对某种产品生产的高效率、低成本，进而该产品的低价格的基础之上。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机制，厂商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来获取相对于市场上同类产品的价格优势，进而确立了产品的竞争优势。因此，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是绝对成本优势和绝对价格优势的同义语。

但绝对优势理论内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一个参与国与其他参与国相比，至少有一种产品的生产具有绝对的低成本优势，然后此参与国将生产此种产品以换取其他参与国的其他产品，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亦即具有这种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是广泛存在的。然而现实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均具有这种“优势”。按照斯密的理论，不具有“优势”的国家无法进行国际分工，更无法进行贸易往来，但是不具有优势的国家当然也可以参与国际分工，与他国进行贸易往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正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学者认为，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

2.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理论又称比较成本优势理论或相对成本优势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首先提出的。1817年，大卫·李嘉图出版了其不朽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该书中，李嘉图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模型，提出和阐述了比较成本优势学说。上面提到的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由于国家间以及地区间各种要素条件不同，差距的产生不可避免，因此构成贸易的条件是必须具有绝对优势，也就是不同产品都有各自的绝对效率或成本。而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理论是绝对优势理论的发展，尽管一国在两种贸易品上相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同种商品都处于劣势，但还是具有贸易分工的可能，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程度不同。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把区域分工和区域间贸易往来扩展到了新的范畴，为区域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发展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但这一理论属于静态分析方法，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没有解释各种要素自由流动时的情况。此外，李嘉图解释了劳动生产率差异如何引起国际贸易，但没有进一步解释造成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

3.资源禀赋论

赫克歇尔（Hecksher，1919）和俄林（Ohlin，1993），又提出了“资源禀赋论”（又称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他们认为，以要素分布为客观基础，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要素禀赋和不同商品的不同生产函数对贸易产生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用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即相对禀赋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所有产品要求生产要素以不同比率进行组合，根据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密集程度的不同，可把国际贸易商品大致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四类。在生产要素不易在国际间流动的条件下，国际贸易作为要素流动的替代物具有优化要素配置的功能。那些某种要素丰富而其他要素缺乏的国家，可以生产需要大量丰裕要素而只需要少量稀缺要素的产品，各国都要按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和稀缺程度进行国际分工，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从而使本国总产量增加。因此，资源禀赋论可以算是对前两种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资源禀赋理论补充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理论，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该理论舍弃了技术、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别，并假定各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是一样的，从而把比较优势当成是绝对和不变的；二是在分析中所包含的生产要素不够充分；三是完全没有考虑需求因素的影响；四是有关自由贸易和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等假定与现实不符。

二、区域经济发展均衡理论

1.大推进理论

“大推进理论”又称“平衡发展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各工业部门必须同时平衡发展的一种理论。英籍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43年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一文中首先提出这一理论，1961年又在《关于大推进理论的说明》一文中做了进一步阐述。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是工业化，必须对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投入资本，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才能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扩大投资规模，同时创建各种企业，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外部经济效应。另一方面，经济中存在着种种不可分性。第一，资本供给，特别是社会分摊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一个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量才能建成，如果只是单项投资是不能产生预期经济效益的，只有各有关部门同时投资，才能形成生产能力。第二，储蓄的不可分性。发展经济需要大量投资，因此要有大量储蓄，而储蓄受制于收入水平，收入水平低，消费所占比重大，储蓄就不能快速增加，只有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限度后，储蓄才可能大幅度提高，而收入的提高有赖于对生产的大规模投资。第三，需求的不可分性。投资成功与否同市场需求密切相关，为形成广大的市场，必须大规模地在各个部门和各个行业同时进行必要的投资，如此才能形成彼此联系的广大国内市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实现的最大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因此，必须对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使各个工业部门都能够快速成长，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才会发展。对各个工业部门进行全面投资，能够创建不同企业，形成整体规模效应，发挥外部经济效应。同时，工业部门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发展基础作为保障，而且各工业部门的“起飞”还需要突破某一“临界速度”，因此，为了克服单项投资无法实现的规模效应障碍，形成集合型生产能力，并超越工业“起飞”的临界限度，必须采取“大推进”战略，增强对工业的投资强度和广度。

2.哈罗德—多马模型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以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为基础，考察了一个国家在长期内为实现国民收入和就业的稳定均衡增长所必须具备的条件。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罗伊·F·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增长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假定包括：全社会所生产的产品只有一种，可为消费品，也可为资本品；只有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产品的规模收益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

哈罗德集中考察了三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储蓄率S，S=X/Y（X为储蓄量，Y为国民收入）；第二个变量是资本产出比率V，V=K/Y（K为资本存量）；第三个变量是有保证的增长率G_w，即在S和V为已知时，为了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所需要的产出增长率。为了实现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要求S、V和G_w这三个变量满足G_w=S/V。在多马的理论中，以I和ΔI分别代表投资和投资增量，S代表储蓄率，代表资本生产率或投资效率，=Y/K=1/V。多马的基本公式为ΔI/I=xS。因此多马模型与哈罗德模型实质上是一样的，它认为在S和V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产量（Y）、资本存量（K）和投资（I）才能按增长率G_w年复一年地增长下去。投资具有双重效应，不仅能增加总需求，而且也能增加总供给。要使逐年的新投资所产生的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始终得到充分利用，产量（或收入）应按固定不变的增长率逐年增长，哈罗德称这种增长率G_w为有保证的增长率，又称之为均衡增长率。一个国家在任何一年里实际上实现的增长率，哈罗德称之为实际增长率G。为了使社会经济实际上能够均衡地增长，要求G=G_w=S/V。在现实经济中，由于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或总需求与总供给不一定相等，所以G和G_w的完全一致仅是偶然的，一旦实际增长率和有保证的增长率不一致，在之后的时期里，将出现累积性的经济扩张（G>G_w）或经济收缩（G<G_w）。

同时哈罗德模型还引入“自然增长率”的概念，自然增长率是在人口变动和技术变动条件下一个国家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哈罗德认为，自然增长率G_n和均衡增长率G_w的背离将使一个社会处于长期停滞或长期高涨的状况。例如，G_w>G_n，这表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率（从而资本存量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力的增长率，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进一步缩减其投资，致使实际增长率G小于有保证的增长率G_w，经济将处于长期萧条状态。反之，假如G_w<G_n，则表明现存资本设备处于充分利用的状态，生产为资本家提供了高额利润，由此将刺激资本家进一步进行新的投资。这样，社会经济将处于长期高涨状态，甚至出现持续通货膨胀现象。因此，只有G_w=G_n才是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

3.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1953年，罗格纳·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克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收入水平低使得欠发达地区资本积累水平低、购买力水平低，导致这些地区资本供给不足和对资本的有效需求不足，进而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长期处于“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供给方面，存在着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二是需求方面，同样存在着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激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纳克斯认为，摆脱“低水平的均衡陷阱”的出路在于采取均衡增长战略，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增加投资，合理分配投资，使市场扩大，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和有效的资本需求，借助各部门之间的关联作用和互补性，扩大各部门的外部经济性，克服由于市场狭小导致的投资有效需求不足和资本供给不足的双重障碍，推动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而限制资本供给、有效投资的根本瓶颈是储蓄。也就是说，储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单纯增加储蓄，就会使消费缩减，这样就会使市场进一步狭小化；而如果只是增加消费，市场可能会扩张，但结果会削弱区域的资本供给能力。这就是矛盾双方，要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协调好两者，使它们达到一种均衡的状态，既要有有效的投资需求，又要有充足的资本供给。

4.纳尔逊陷阱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发表了以“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为题的论文，利用数学模型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与人均收入、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其理论核心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超过人口增长，实现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由低下的人均收入造成的。若要冲出这个陷阱，人均收入就必须大幅度地、迅速地增加，使新的投资所带来的国民收入增长持续地快于人口增长。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第二，它提出应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以大幅度提高资本形成率，实现经济增长。第三，它从多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分析了资本稀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强调了资本形成对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决定作用。

这对研究中国西部大开发，寻找实现经济发展的途径，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中国西部地区正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要走出这一“陷阱”：首先，要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其次，要通过金融深化促进资本形成，储蓄仅仅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而完善的金融体制和发达的金融机构才能将储蓄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最后，通过大规模投资，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就业机会，使当地城乡居民收入有一个大的提高，从而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加工贸易发展。

5.罗斯托“起飞”理论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进程，探讨区域经济由低级到高级、由贫穷到富强的阶段性规律，找出各阶段区域经济所具备的特征，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罗斯托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W.W.罗斯托（W.W.Rostow，1960，1971）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首次提出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说，并在后来发表的另一部著作《政治和成长的阶段》中对其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在经济成长阶段论中，罗斯托把经济增长阶段分为六个部分，依次是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和超越大众消费阶段。第三阶段即起飞阶段与生产方式的急剧变革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开始，在所有阶段中是最关键的，是经济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分水岭，罗斯托对这一阶段的分析也最透彻，因此罗斯托的理论也被人们叫做起飞理论。

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在考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后提出的，它正确地强调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是一种重要的现代化理论。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自觉地实践了罗斯托的理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罗斯托理论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方面，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是一种线性的发展理论，不具备周期理论的预见性。另一方面，罗斯托的理论忽略了多种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可能性，实际上，一些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完全可能以其他路径实现现代化，或者实现跳跃式发展。

6.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于1957年提出来的。“临界最小努力”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在不发达经济中，刺激人均收入提高和刺激人均收入下降的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该理论的出发点是：承认“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在发展中国家的存在。

该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投资规模的积极作用和人口压力造成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但是过分夸大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有的经济学家还指出，突破恶性循环，谋求经济增长，并不一定需要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小量资本投入也可以达到目的。因为人均收入提高时，资本存量的质量、劳动力素质以及工作技能都可能得到改进。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理论

1.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首先由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于20世纪40年代在其著作《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中提出。他把全球经济体分成两部分——发达国家充当的中心部分和发展中国家充当的外围部分。发达国家部分处于工业核心部位，经济结构是多样化的，而充当外围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则是专业化的。全球经济被中心部分分工，外围国家负责专业化生产，绝大部分生产资源被用来不断地扩大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而对工业制成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多依靠进口来满足。同时，外围地区的生产技术落后，技术进步会首先发生在中心地区，生产力的进步进一步巩固其中心地位。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异并不说明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体系，恰恰相反，它们是作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两极存在的，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动态的世界经济体系。

之所以会出现中心外围的差异，原因在于以下几点：（1）最初的开始阶段，外围地区经济落后了，于是形成了这种中心—外围的局面。当时，西方世界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逐渐采取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当这些国家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以后，这种变化越来越大，而且形成了中心国家的工业品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初级产品之间的初步国际分工。（2）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不平等，经济权力集中在中心，中心国家以生产和出口工业品为主，而外围国家则以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为主。长期的贸易恶化进一步加深了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3）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等也都集中在中心。技术进步首先发生在中心，它的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收入增加，制成品价格较高。而初级产品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初级产品价格较低。中心—外围理论主要着眼于世界经济体，这一理论之后得到了发展，弗里德曼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也继承了这一思想，不过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分析的是区域经济之间的问题，可以说是把这一理论放到了另一个更小的环境，后面我们将介绍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

这一理论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即政府与市场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缺一不可，既要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不足方面的作用，并大力改善交通条件，加快城市化进程，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首先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后又由法国地理学家布代维尔（J.B.Bouderille）等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佩鲁认为，在某一特定的经济空间存在着若干经济中心或经济极，它们会产生类似磁极作用的磁力场。增长极是通过具有创新能力的主导企业在某些地区聚集而形成的一个集生产、科技、人才、金融等多种经济功能于一身的经济中心。增长极具有两方面的效应：一是极化效应，即向心力，在极点地区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增强极点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就像一个磁极的中心地区，越是靠近中心，吸引力越大；另一个是扩散效应，即离心力，增长极的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对周围地区产生辐射作用。20世纪60年代初，罗德文（Rodwin）将佩鲁增长极的范畴从仅为“厂商”或“工厂”扩展至抽象的空间，布代维尔又将其扩展至地理空间，对增长极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增长极理论是建立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它强调首先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发展潜力大、经济效益好的地区或部门，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重大。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均衡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非均衡时期，直至现在非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时期。我们可以借鉴增长极理论推动中国东部带动西部的发展战略。

很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增长极理论也是有缺陷的：（1）增长极推动主导产业和工业的发展，具有相对利益，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使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地区，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使核心区域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这是增长极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2）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时间过于漫长。扩散效应是极化效应的反向过程，两者作用力的大小是不等的。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的作用通常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如果不加强国家干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落后地区的人们要继续忍受贫困，而且政治不安定因素也有可能增加。此外，对于讲求政绩的政府官员来说，如果在短期内看不到政策的显著效果，那么对增长极政策的实施就不会那么尽心尽力，甚至使这一政策搁浅。

3.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

累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是由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来的，后经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us Kaldor）、齐普·迪克逊（Chil Dickson）和A.P.瑟尔沃尔（A.P.Thirlwall）等人发展并具体化为模型。

缪尔达尔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国内区域经济二元结构理论。他认为，在社会经济制度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互为因果的，某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循环下去，将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变化的方向发展。他指出，欠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在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方面是大体一致的，但某些地区在外部因素的推动下，率先发展起来，打破了地区间的原有平衡状态，生产要素在地区间流动并非像新古典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会使要素价格或要素收入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生产要素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落后地区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发达地区集聚，即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初期影响主要表现为“回波效应”（回波效应是指落后地区的劳动、资本、资源和技术等要素，因受发达地区较高收益率的吸引而向发达地区集聚的现象）。“回波效应”是“累积循环因果关系”作用的结果，这一作用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愈加严重。随着发达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当出现人口密集、基础设施紧张、生产成本递增、资源不足、资源过剩等延缓经济发展的问题时，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作用才表现为“扩散效应”（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资源相对不足、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性减少，发达地区再继续集聚已不再经济时，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为了追求更高的边际效益，开始向周边落后地区扩散，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此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

为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克服这种二元结构的政策性建议，即在经济达到高度发达之前，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因此政府不能消极地等待市场力量自行熨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经济二元结构，而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刺激和帮助落后地区，缩小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缪尔达尔的理论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他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一些地区凭借其较高的投资效率等优势获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通过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他主张要防止因“累积循环因果”效应造成发达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经济差距拉大，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

4.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和弗里德曼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在其《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区域非均衡增长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美国城市与区域规划学者弗里德曼进一步发展了核心区与边缘区理论，提出了空间极化理论。赫希曼提出了“极化—涓滴效应”，与缪尔达尔的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类似，但是比缪尔达尔对不平衡发展的理解更为深入。所谓的极化，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或者几个地区会首先发展成为核心区域，成为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会将各种经济要素从边缘区吸引到发达地区，引起不发达地区的衰退。涓滴效应是指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地从边缘区购买原材料等，并向边缘区输出剩余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带动边缘区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初期、中期，极化效应大于涓滴效应，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核心地区会从不发达地区购买商品，并向不发达地区增加投资，这样边缘不发达地区就获得了发展机会，经济就会得到增长。

相对于缪尔达尔的理论，赫希曼理论的进步之处在于引入了关联效应原理，认为优先发展地区优先发展的产业必然是关联度极高的产业。凡有关联效应的产业，不管是前向联系产业还是后向联系产业，都能通过该产业的扩张和优先增长，逐步扩大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和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经济增长。此理论遵循了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规律，突出了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5.二元经济模型

二元经济模型（Dual Sector Model）也称作“两部门模型”，它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模型。“二元经济”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的，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传统部门指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在该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但容纳了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力。现代部门指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等部门，这些部门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在传统部门的工资之上，使用再生产性资本谋取利润，具有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

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的传统部门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现代部门工资的下限，现代部门从传统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其工资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这是该模型的理论核心。现代部门的利润来自劳动产出大于工资总量的部分，并不断把利润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直至传统部门剩余劳动被全部吸收。于是，现代部门大大扩张，只有在剩余劳动被吸收完毕后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

由于一国经济由城市非农业、乡村非农业和乡村农业三部分组成，因此对这三部分的不同组合就形成了对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同分析架构。从国民经济宏观角度来看，人们通常是从农业与非农业的角度来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架构的，其中一元为乡村农业（以下称农业部门），另一元为由城市非农业和乡村非农业共同组成的非农业（以下称非农业部门）。也可以说，按照三次产业的划分，通常人们是将第一产业归为一元，而将第二、第三产业合并后归为另一元，从而形成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架构。

二元经济结构的测度指标主要有三个：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1）比较劳动生产率是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比重同劳动力比重的比率，它反映了1％的劳动力在该部门创造的产值（或收入）的比重。一个部门的产值（或收入）的相对比重越高，劳动力相对比重越低，比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2）二元对比系数是二元经济中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由于比较劳动生产率恰当地反映了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使用状况，所以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进行对比，就能很好地反映经济的二元性程度。显然，二元对比系数越小，就表明两部门差别越大，即二元性越大。（3）二元反差指数是两部门产值（或收入）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数的平均值。二元反差指数越小，则二元经济结构就越不明显。

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的不断萎缩；在工业化过程中，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现代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的时候，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传统部门是次要的、从属的、消极被动的，现代部门是积极能动的。

2.4.3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评述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与不平衡发展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制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战略，其战略设想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实际上，把两种理论综合起来应用，对于经济发展更有指导意义。可以这样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不平衡往往是绝对的，平衡则是相对的，其实际发展轨迹如下：由不平衡到平衡，再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如此波浪式地向前发展。

各种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也是有缺陷的。首先，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即其假设条件为欠发达地区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成熟。而实际情况是，欠发达地区远没有发展到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成熟的程度。以中国中、西部区域为例，这些区域与发达区域相比市场体系并不完善，市场发育相对落后，市场要素流动性较差。固定资本的刚性不会因区域回报率不同而进行区域调整，而流动资本可以因区域回报率的不同而进行区域调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流向收益率较高的先进地区；劳动力也往往流向高边际收益地区，但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会受到思想观念、劳动体制等非经济因素的制约；技术的空间扩散影响因素也较多，如专利制度等。此外，技术扩散的路径一般按照“梯度最小率”转移，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技术梯度太大，限制了高新技术的转移。

其次，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过度强调了要素供给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忽略了消费、投资和技术需求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特别是在外来资金流入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外部政策等多种因素限制的情况下，落后地区短缺的资金并不能靠外部资金流入来解决。同时落后地区消费需求、技术需求的不足同样也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再次，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将欠发达地区经济简化为一元经济。实际上，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地区经济结构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即使在欠发达地区也存在“先进部门”和“落后部门”并存的现象。在自由市场经济机制作用下，劳动力和资本会大量流向“先进部门”，引起“落后部门”的进一步萎缩，发展更加不平衡。

最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排除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工资报酬率和工资平均化的作用，使得工资报酬率和工资平均化仅仅取决于供求关系。实际上，不同规模和不同技术条件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高度发达的市场，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极化作用远远大于其对周围区域的扩散效应，最终会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进一步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