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资本形成理论

2.3.1 马克思的资本形成理论

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就是以资本为研究对象的，其资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了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进而阐明了资本主义工资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对立的经济根源。

一、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主要由四个方面的理论分析构成。

1.资本的本质和起源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以厂房、机器、设备、原料及货币等物的形式存在的。但是，这些物本身并不就是资本，只有把它们用来作为剥削雇佣工人的手段，通过资本主义方式与劳动力相结合来实现价值增殖时，才成为资本。所以从本质和起源上讲，资本不仅是一种物的生产手段，而且代表着对工人的支配权，体现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长达几个世纪中通过暴力手段掠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结果，这种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2.资本的生产和分配职能

这是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核心部分，其基本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因而资本的生产职能也一分为二：一方面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充当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条件和手段；另一方面又作为预付价值（主要是可变价值）参与价值形成和增殖过程。而资本的分配职能则体现在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上，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总是力图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本。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进一步揭露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也即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的生产与分配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基本规律。

3.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总是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变为新的资本，用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并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或者说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在积累的过程中，资本不仅在数量上会增大，而且在构成上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资本有机构成的逐渐提高，它会导致产业升级以及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这就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而这一规律不仅揭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差距，而且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周期性规律，其最终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4.资本的周转、循环过程及实现问题

马克思从资本流通和生产过程相统一的视角，着重考察了资本在社会中的运动过程，并依据对经济运行过程的考察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过程的内在不稳定性。他指出，资本循环既是流通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也是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三者的循环统一。马克思曾说，资本的循环，不是被当做孤立的行为而是被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就叫做资本的周转。所以说，资本就是在不同资本形态的循环统一中实现的，从而不断地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

二、马克思的资本形成理论

马克思从实证分析角度对资本形成问题的主要研究有：

（1）对于资本的周转、循环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马克思实际上是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资金运行的一般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并指出了如何加速资本的周转、循环，提高经济效率。

（2）对于资本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马克思始终坚持认为，劳动是产生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物质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指出，资本品既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也是生产过程的结果，特别是资本品中的劳动资料，是人类劳动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对此，他不仅从技术上论证了资本品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巨大作用，而且还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考察了资本在全社会中的配置问题，并得出，资本在社会中的配置和流动主要受到了价格机制和市场供求的调节。

（3）马克思对社会化再生产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均衡分析，这种均衡分析在方法上与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分析相一致。

马克思指出，任何社会的消费都是在不断进行的，所以生产也在不断进行，生产、再生产过程是循环发展的。再生产并非原有生产规模和水平的简单重复，其生产规模和水平是不断扩大和提高的，也就是经济是不断增长的。其中，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就是资本积累。马克思提出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概念，他认为，如果只是单纯添置新机器设备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但如果没有添置新机器设备，只是通过固定资本更新采用更高效率的机器设备，则是内涵扩大再生产。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增长正是外延扩大再生产与内涵扩大再生产相结合的。马克思对再生产的分析基本上与当代经济学者对经济增长的分析是相符的。

2.3.2 西方的资本形成理论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同西方的资本理论相比，在社会历史性方面，马克思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具有非凡的深度与广度，西方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相比之下则相形见绌，但在技术经济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成果较为显著，马克思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则相对薄弱。

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相比，西方的资本理论在技术经济的分析方面有了较为显著的提高，是整个西方经济理论中争论最激烈，也最重要的领域。虽然在西方资本理论中并不存在专门的、系统的资本形成理论，但绝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思想都能在资本形成这个论题下找到交点、形成交集。迄今为止，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生产、收入分配、动态均衡与非均衡、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资源配置等多个方面。由于消费、生产和分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资本形成与生产、消费以及分配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资本理论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可以说，西方资本理论发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成熟于新古典经济学，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得到了继续发展。

一、古典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

正如古典经济学本身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开始建立一样，古典的资本理论也标志着真正的科学意义上的资本理论的开始。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处于统治地位的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古典主义阶段。古典学派中最先创造性地研究资本的是重农学派。重农学派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财富起源的看法，把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主张农业生产是真正和唯一的生产领域，所以只有农业才是纯产品，是社会财富的唯一源泉，当然这种观点受到了当时主要生产活动特别是农业生产活动的局限。

亚当·斯密的宏伟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是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确立。如何增加国民财富是《国富论》通篇研究的中心问题。斯密超越了重农学派认为农业生产是创造财富的唯一途径的狭隘见解，指出一切生产部门的活动都是财富创造的源泉。首先，斯密将资本定义为“为了生产而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个定义比重农学派的预付概念更加一般化。其次，斯密在资本的构成问题上，根据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对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两个概念进行了明确区分。他认为资本的作用是推动和协助劳动，其中，流动资本通过预付使劳动成为可能，而固定资本则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劳动更加便利。最后，在资本对国民收入格局的影响方面，斯密指出，在出现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之前，产品价值只取决于消耗的劳动量，而在出现资本积累与土地私有权之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不可避免地参与收入分配，因而出现了剩余，即利润。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了斯密关于资本的定义和基本特征，进一步发展了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在古典经济理论中首先引进了边际分析方法，根据土地收益递减规律来说明级差地租量的决定。李嘉图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根据他的基本观点，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和经济的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受土地收益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在农业中投入同量劳动和资本所能获得的产品增量将逐步降低，从而农产品价格将会逐渐提高。在没有其他力量阻止的条件下，这个过程会继续下去，资本积累终将因利润率为零而终结，整个经济也将处于无增长的静止状态。

综上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基本上已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概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处于初步成熟阶段，但关于资本形成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物质资本形成的本质来源的探究和追寻上，从而凸显了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一是对技术分析和社会分析没有加以区分；二是主要为定性分析而缺乏定量分析；三是基本没有涉及资本的测量问题。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

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时期，是资本形成理论的新古典主义阶段。新古典经济学即经济学说史家所说的边际主义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将近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经济研究领域，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与数学论证将大多数经济关系表示为确定的数量关系，并据此概括出带有公理性的有关经济行为的各种规则，例如边际原理等，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的、定性的分析转向实证的、抽象的、一般的、定量的分析，为此后经济学的分析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和规范，经济学的公理化和数理化可以说是由此开始的。

虽然现在人们一般将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英国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ens）和法国的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三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是在欧美多国不约而同出现的经济理论创新浪潮，欧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学家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例如在资本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的卡尔·门格尔提出了确定资本收入的“推定理论”（imputation theory），弗里德里希·冯·威塞尔（Friedrich Freiherrvon Wieser）发现并明确阐述了机会成本的原理，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hm-Bawerk）提出了生产的迂回过程理论，英国的杰文斯对资本数量的概念和计量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很多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他们的资本理论。虽然这些资本理论的形态多样，但都有共同的特点：一是边际生产率决定资本的收入；二是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这里主要介绍至今仍对现代资本形成和测量有重大影响的三位代表人物的理论，他们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

1.马歇尔的理论

马歇尔是如同亚当·斯密一样的经济学说史上少数集大成者之一。1890年，马歇尔发表了著名著作《经济学原理》，其中包含了当时经济发展的各种成就，建立了一个系统庞大的经济理论体系，将“连续原理”、均衡概念与边际分析等一系列方法结合起来，并首次运用均衡分析，这对以后的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资本理论方面，马歇尔的主要贡献有：

（1）马歇尔把资本定义为财富中以营业的方式来获取的那一部分货币形态的收入，包括原材料和生产工具以及各种金融资产和工人的生活资料等。总之，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包括以营业为目的所持有的一切东西在内，其职能就是获得纯利润收入，如利息。

（2）马歇尔将需求分析与供给分析相结合，仿照市场供求分析的模式，考察了资本与利息的确定问题。从供给方面来看，马歇尔认为，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意味着消费的延迟，而人类的本性表现为对现在消费满足的偏好总是大于对未来消费满足的偏好，用现在的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人们对不同时期的消费存在主观折现率，因此人们对于储蓄通常要求支付报酬，这就是利息。一般规律是，利息率越高，储蓄也就越高。因此在人们主观心理偏好和生产技术水平等客观因素一定的条件下，储蓄便是利息率的增函数。从需求方面来讲，资本的需求源于资本对生产的作用，根据企业生产的优化条件，企业对于资本的需求取决于追加资本所带来的边际产品，而其边际产品一般呈现递减的趋势。在竞争的作用下，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利息率，因此可以推出资本的需求是利息率的减函数。所以资本的均衡收入和均衡数量水平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均衡时的均衡利息率。

2.欧文·费雪的理论

货币交易方程式是欧文·费雪提出的关于货币数量论的经典表述，另外，他在资本理论方面也有杰出的贡献，提出了“时点”与“时期”、“流量”与“存量”的区分方法，并且他提出的“资本价值不过是资本未来收入的资本化”的观点是现代资产定价理论模型的基石，以下具体分析这两方面的贡献。

（1）明确和规范了收入、资本、利息率三者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从时间因素的分析出发，首先区分了“时点”与“时期”这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收入和资本的定义。所谓资本就是在某一时点上所有资金财富的存量，而收入则是指某一时期内财富的流入量。由此可见，所有物质财富无论其存在形态如何，就时间关系来讲都可以分为存量和流量。即劳动作为财富存量便属于资本，而劳动服务所获得的工资则属于收入。费雪的定义对后来财富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经济学家已经提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生产出的资本、社会资本等概念来测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后面我们将回到这个问题。

（2）研究了利息率的决定。费雪认为人们对投资与消费权衡选择的结果决定利息率。由于不论是选择投资还是选择消费都与利息率紧密相关，因而人们通过这两种选择活动，在货币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以及投资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作用下，最终确定均衡利息率，该均衡利息率等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和个人主观上的时间偏好率。

3.克拉克的理论

克拉克是美国边际主义经济学的创始人，1899年，其成名作《财富的分配》发表，标志着美国在经济学研究方面的崛起。克拉克在资本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

（1）进一步诠释了资本的定义和特征。克拉克指出，资本通常包括两种含义：一是抽象的、一般的资本，即“纯资本”；二是具体的、实在的资本品，即生产资料。所谓纯资本，是指存在于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品内的一笔资金，是一种“单一的实体”。具体的资本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生产工具和自然资源等。

（2）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角度，阐述了利息的起源和利息率的决定。克拉克指出，劳动和资本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两种永久性的生产力，二者共同创造财富并参与财富的分配。其中，劳动的收入形式是工资，而资本的收入形式则是利息。因而，就像劳动生产力决定工资一样，利息来源于资本的生产力。此外，克拉克在利息率的决定上引进了边际分析的原则和方法，提出并详细阐述了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该理论对后来经济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分析与测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思想来源。

三、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资本形成理论

20世纪初至今这段时期，凯恩斯主义思想广泛流行，在政府干预思想的笼罩下，关于资本形成的研究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势。首先，在考察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时，学者们发现公共投资和货币体系日渐成为影响资本形成的有效政策工具。其次，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经济学迅速兴起，从而使物质资本形成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的地位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凯恩斯之后，新增长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蓬勃兴起，成为持续均衡增长观点的主流思想。其中，内生的技术进步和内生的金融发展是确保资本形成过程有效衔接的关键所在，因此资本形成理论在两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与深化。在流派繁多的资本理论中，这里主要选取几个最重要的方面加以介绍。

1.凯恩斯的资本理论

1936年，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标志着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开始了“凯恩斯革命”。首先，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取代了传统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内部会自动调节至充分就业的均衡理论。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有效需求不足是在资本边际效率、边际消费倾向和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下产生的，市场机制本身并没有力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达到均衡，因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尤其是财政政策的干预。凯恩斯通过他的消费储蓄函数和投资函数，说明了储蓄有可能不等于投资，因为消费和储蓄取决于收入，而投资取决于利率，所以，储蓄不一定等于投资。而传统观点认为，在利率的调节下，储蓄总是等于投资的。对此，凯恩斯特别强调以刺激投资之策来增加国民产出，并提出两种方法来增加在非充分就业情况下的产出：一是增加货币供给，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财政的公共支出，特别是公共投资，从而刺激总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2.“两个剑桥之争”

英国的新凯恩斯主义与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的“两个剑桥之争”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一大焦点，对后期资本理论的产生和资本的测量方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理论方面，美国新古典综合派沿袭边际生产论的假设，认为在完全竞争、资本与劳动具有完全替代性、生产要素具有完全可分性、规模收益具有不变性、价格信息及预期具有完全性的条件下，要素收入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于是就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而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这些以完全性为特征的基本假设都没有经过验证，其与实际的事实有出入。第一，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完全竞争，一般产品的价格都是由厂商在成本基础上以加成定价的方式确立的，很少受市场供需影响；第二，规模收益递增在现代经济社会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正是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各种正统的理论前提都难以成立；第三，现实中，生产要素之间的主要关系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其次，在资本测量方面，资本总量的可测量性是新古典综合派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前提之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关于资本测量的难题，认为资本量不能独立于利息率而率先进行测量。因此，通过总量生产函数中对资本求偏导数的方法来确定利息率必将陷入资本量—利息率—资本量这样一个循环推理的漩涡。经济理论学家们普遍认为现实中的资本品在技术性质、物质形式和使用年限等方面都不相同，所以在逻辑上精确测量资本的可能性很小。但是，经济统计学家们却从未停止过关于国民经济的核算工作。最终“两个剑桥之争”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此次争论有利于加深对资本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关于资本的测量，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不同的资产进行简单加总，而是更深层次地认识到其差异性，通过各种处理方法来进行加总。

3.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

经济增长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而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资本积累。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为探讨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多种经济增长模型，其中资本在所有这些模型中都是一个重要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模型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哈罗德等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随后，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明海斯（Minhas）和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等在20世纪60年代初合作提出了不变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简称CES函数。因为对于不同部门，替代弹性可能取不同值，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以前一些生产函数的局限性，例如里昂惕夫模型和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替代弹性为0，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为1。戴尔·乔根森（Dale W.Jorgenson）等提出了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其中替代弹性随着自变量的不同取值会发生变化，它比不变弹性生产函数更一般化，可以适应不同时期的特点。迈克尔·波斯金（Michael Boskin）和刘遵义等提出了普适生产函数来适应不同国家的情况，以便进行比较分析。

4.关于投资的几种理论

对于投资的解释，现代西方经济学从企业的角度发展了几种不同的投资行为理论。包括：（1）资本存量理论。如何使企业财富的净现值实现最大化决定着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因此企业的资本存量有一个最优值，这个最优值又决定了企业对投资的需求。（2）加速理论。资本的产出与需求成比例。（3）流动性理论。企业的内部资金量与其资本需求成比例。（4）企业价值理论。企业的资本需求与其市场价值成比例。

5.关于经济增长来源的分析

自从索洛等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首例分析之后，如何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进行测量，已经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项目。按照索洛等人的估计，美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中有50%以上归因于技术进步，其余则为人均资本增长即资本深化的结果。自索洛之后，这种分析经历了数次改进。

（1）爱德华·丹尼森（Edward Fulton Denison）的方法。丹尼森采取的也是总量函数的方法，丹尼森对投入要素的分类比索洛细致得多。在资本方面，丹尼森把资本划分为住宅建筑和住宅土地、非住宅建筑和设备、非住宅土地以及存货；在劳动方面，丹尼森把劳动投入分为就业、劳动者教育、工作时间、性别以及年龄等因素，并将这些投入分量合并成投入指数，进而利用权重合成总投入指数。

（2）乔根森和J.W.肯德里克（J.W.Kendrick）的度量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采用了部门生产函数。其中，肯德里克的贡献在于度量了劳动投入，而乔根森的贡献是对资本投入的度量，他采用永续盘存法，以资本的使用成本为权重，对交叉分类的各资本分量的存量进行度量。乔根森认为，假如能正确地测量出所有投入要素的服务以及产出，并且满足新古典的产品和要素市场均衡，那么经济增长应能全部为要素投入所解释，由此可以弄清经济增长的来龙去脉。这种资本测量方法不仅能用于测量经济增长的来源，而且能用于测量国家的财富总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西方资本形成理论的缺陷

西方资本形成理论阐述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剖析了资本形成的诸多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些促进资本形成的政策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些国家普遍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吸引外资流入等经济政策，都说明资本形成理论大行其道。正如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在所有单一发展因素分析方法中，资本形成的集中可能是最有影响、最持久的了。

不过，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西方资本形成理论存在种种不足之处，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缺陷。在此，我们指出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西方资本形成理论中，资本形成只是表示实际投资的规模或水平，而没被理解为在一种机制作用下发生的经济过程。在西方经济学中，资本形成是指总投资的增加，即净投资（实际资本积累）。不过，由于资本重置通常包含了生产能力的一次性显著上升，不少西方经济学家也认识到总投资额要比净投资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为直接和重要，因而也用资本形成一词表示总投资。如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指出，资本形成指的是资本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扣除即期耗费的固定资本，则是指资本总额，如果做了扣除则是指资本净额。在库兹涅茨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著作中，他仍然把资本形成理解为一种资本数量指标。显然，这种认识缺陷是致命的。它一方面不能解释一国资本形成净额或总额大小的内在原因；另一方面又使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力和研究兴趣集中于说明资本形成规模、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却忽视了为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指明一条明晰的培育资本形成机制的金光大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资本形成理论是没有多少“生产性”的。我们认为，只有从机制作用过程的角度去理解资本形成，才能同时解释一国资本形成的规模及其原因，也唯有如此，才能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坚实、正确的理论基础。

其次，西方资本形成理论分析了影响资本形成的许多因素，但由于其缺乏一个明晰的资本形成机制的理论架构，因此这些影响因素显得有些四分五裂，不能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架构。此外，在对资本形成理论的因素分析方面，货币金融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估计不足、分析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基本割舍了货币金融问题。例如，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es）指出，所有金融问题，在我们的讨论中，都将居于不重要的地位。就连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在其写作《经济增长理论》时，除了蜻蜓点水地说过“创造货币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轻微的通货膨胀加快了资本形成”这样一些话外，也再难听到他强调货币金融因素的声音了。正是因为这点，《经济增长理论》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带有局限性的满足。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这种轻视货币金融作用的理论研究状况早已表达过他们的忧思与遗憾。戈德史密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指出，对于解释经济增长的特性和速度的差异来说，恐怕金融因素将是一个太无力且愚钝的工具，除非我们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的知识较之目前有一个大的飞跃。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戈德史密斯再次感叹道，这些句子是在15年前写下的，未做丝毫改动。遗憾的是，现在它们的正确性几乎仍然和过去一样。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问题有深刻研究和独特见解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爱德华·肖也指出，经济发展的实践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传统理论，没有涉及金融同经济的相互关系这个主题。所幸的是，戈德史密斯、爱德华·肖及麦金农等人的著述，开始打破这一潭死水似的研究状况，把眼光投向货币金融体系“在改善资本形成质量和数量上的奇特作用”（麦金农语）上，为我们构筑一个突出货币金融作用的资本形成理论架构提供了基本方向。

2.3.3 国内的资本形成理论

中国学者对资本形成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对资本形成效率和机制进行了研究。

纵向视角主要从货币金融体系、财政税收制度以及体制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主要研究成果有：林立新（1997）对资本形成中的金融因素做了分析，指出金融对资本形成的贡献越来越大，为促进资本形成，必须开拓多元化金融业务，进行金融工具创新，积极培育和规范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法规，促进金融同业竞争，实现利率市场化等。赵晓雷（2003）对资本形成条件与货币政策效应做了分析，他认为资本形成条件的变化，将使资本形成模式发生相应变化，进而使货币政策的调节机制和调节效应也发生变化。沈坤荣、孙文杰（2004）从金融发展角度分析了资本形成、储蓄投资水平、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以及整个过程中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他们认为，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投资效率低下，并由此导致全要素生产率（TFP）不高，故而主张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升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胡峰（2003）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中国资本形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资本形成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会对中国资本形成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陈永俊（2004）对资本外逃的形成机制及防范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资本外逃减少了国内资本形成，造成大量税收流失，也给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一目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王少国（2005）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他认为，金融部门的储蓄动员能力与储蓄潜力存在差距、金融中介效率低下是导致中国金融部门资本形成效率不高的原因。基于此，他提出要通过打破金融二元性、进行金融创新和完善金融市场等措施来加以解决。邓强（2006）通过资本市场宏观经济意义分析，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与资本形成机制的契合。他认为，资本形成机制的宏观经济含义体现为实现国民收入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不只是体现为消费、积累比例的确定，还体现为形成投资的现实效益，这种效益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周建和汪伟（2006）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模型研究了1978~2004年中国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等指标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方差分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以及动态相关系数等方法对私人资本、公共资本与产出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实际产出增长率、私人资本增长率和公共资本增长率之间有着较强的当期相关性，呈现出影响上的近似对称性。

横向视角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差异以及地方政府竞争等方面展开。这方面的主要文献有：钟永红（2004）分析了中国区域资本形成的空间特征及成因，并认为资本形成的地区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形成的空间格局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曾雁（2004）通过对东、中、西部地区资本投入分布及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得出资本投入贡献的差距是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根本原因。赵峰（2005）分析了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的瓶颈制约与资本市场发展状况，认为资本形成不足是西部地区落后的直接原因，发展资本市场可以有效地促进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推进制度创新、完善金融市场、塑造市场投资主体、吸引民间资本、提高利用外资的规模和效益是发展西部资本市场的主要路径。伍艳（2004）研究了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她认为西部地区的资本形成机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改革前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合一的“财政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二是改革后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分离的“银行主导型”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她建议西部地区应建立“市场主导型”资本形成机制，依靠健全的市场体系实现资本形成的良性循环。黄飞鸣（2005）基于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理论和中国经济“割据”、市场不统一的条件，从资本形成模式和形成机制方面分析了东、西部地区的差异，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刘大志和蔡玉胜（2005）从地方政府竞争这一横向视角，对转型期中国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及其成因进行了考察，揭示了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对资本形成及经济增长绩效的深刻影响。他们认为，对于目前资本形成的“囚徒困境”，一个可行的解决思路是推动区域竞争，以削弱地方政府竞争的行政博弈倾向，实行资本形成的制度创新。另外，刘大志（2005）也对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地方政府竞争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形成格局动态演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方政府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资本形成格局演进的路径和进程。米运生（2006）在《中国信贷资本配置效率的空间差异：基于四大区域及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根据资本形成的来源，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资本在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地区之间配置的效率及其差异，分析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内，自筹资金的资本配置效率最为显著，拥有较好的统计特性。其他来源的资本如银行贷款、外资和预算等，其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的统计特性呈现依次递减现象。

2.3.4 资本形成理论评述

资本形成理论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实体经济时代到虚拟经济时代，从制度外生到制度内生，从重视资本形成来源到强调资本形成渠道的演进与变迁的过程。从上述国内外各种资本形成理论的发展、变化来看，一方面，资本的概念和形态多种多样。总的来说，资本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两重属性：一是资本的使用价值属性，即资本的生产属性；二是资本的价值属性，即资本的分配属性，当今市场经济中，资本的多少总是可以用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表示。首先，资本的生产属性表现为它是一种生产要素，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资本的生产属性体现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与资本的租赁价格又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有关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测量应以资本的租赁价格为基础。另外，资本的分配属性表现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筹集和使用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表现为资本的收益率或利率，这也是资本所有者所关心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租赁价格与资本的收益率是密切相连的，这种关系的具体形式取决于税收的结构和资本的折旧率。而一个经济体所使用的资本的多少及其内在的技术水平是经济发展水平或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假如用人力资本来表示劳动者的素质的话，那么这种广义的资本就是一个国家增加财富和发展经济的基础。

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来源于储蓄剩余，储蓄取决于时间偏好、收入水平、经济波动状态、利率水平以及税收结构。资本积累最终流向资本投入，资本投入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不仅如此，新技术的采用一般体现为新设备的采用，而技术开发一般要经过研究开发投资来进行，技术的进步离不开投资。因此，投资决策是经济增长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为实现生产目的而采取的最优化行为，如果企业的目的是使资本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则企业对资本的需求决定于企业现金流折现值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