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热爱音乐，思想觉醒

聂耳向他的邻居老邱——一位家具工匠学会了吹笛子。老家四川的老邱年纪约莫30岁，是位老练的工匠师傅，空闲时经常吹笛子。聂耳被那悠扬笛声所吸引，每天必到老邱家里听他吹笛子，他观察老邱的指法动作，回家就借同学的笛子，凭记忆自己练习。不久他就会吹出几个音来了，但是离演奏还差得远。于是聂耳恳求老邱教他吹笛子，老邱一口答应，耐心地开始指导他。

经过老邱的启蒙，聂耳很快就对吹笛子驾轻就熟，但他不满足于借别人的笛子，他想要一支属于自己的。这一年的旧历新年，聂耳用亲戚长辈给的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和一把二胡。有了乐器，他更加热心练习，技术也更为娴熟，他甚至教兄长们学习乐器，在家里举办欢乐的家庭演奏会。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一事件似乎预示着聂耳将来不祥的命运。1921年的夏季，正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在上海召开的时候。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暑热难当，同学邀请聂耳一起到水渠里游泳。聂耳不会游泳，而且他不愿意在回家路上磨蹭被妈妈骂，但是经不住小伙伴的怂恿，只好跟着一起去了。出了街道来到水田地带，同学脱了衣服跳进水渠，聂耳在岸上看着。同学先是在水里走了一阵，然后狗刨游了几米就停住了，水已经没到脖子，他正想站立起来，脚丫子在渠底淤泥上一滑，这下不好，他喊道：“快来人啊，快拉我上来！”

聂耳不会游泳，只能大声呼救。但是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再这样下去好朋友就溺水了，聂耳想从岸边把同学拉上来，他蹲在水渠边上尽量靠近落水者，眼看伸手就要够得着了，突然脚一滑，他也落入水渠中去了。

两人在水里大喊“救命啊”，有个路过的农夫听到了，跑过来伸出锄头把他们从水里拉了出来，两个少年在千钧一发之际获救了。

落水事件之后，聂耳深感学习游泳的必要性。他决心学习正确的泳姿，克服对水的恐惧，于是他从浅水处开始反复练习，不久就会游泳了，据说游泳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序章提到的这桩往事是基于聂耳兄长聂叙伦的回忆，但实际上这事情含有夸张成分，关于这些，后文会详细谈到。

担任求实学校乐团指挥

求实学校高小部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文艺活动，经常举办艺术会演。除了乐器演奏、歌咏演唱，甚至还有腹语才艺节目。这些项目需要专业音乐素养的训练，所以学校成立了乐团。多才多艺的聂耳能演奏笛子、二胡、三弦、月琴，自然被选为乐团指挥。学校乐团演奏的曲目有《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木兰从军》等当时的流行歌曲。

学校为了让当地民众了解教育业绩和校方经营的实际情况，在期末考试结束后组织交流活动，邀请家长和热心教育的士绅参加，公布学生们的成绩，展示绘画手工作品，最后举办音乐演奏会。

这种交流活动能够获得家长及相关人士的情感支持，还有可能获得资金援助。1923年寒假前的学期交流会上，有位来自边境的少数民族的土司光临，聂耳指挥的乐团演奏出动听的旋律，令他大为陶醉；学生会主席聂耳的汇报演讲更令他感动。交流会结束后，他称赞求实学校的教育成果，当场慷慨捐赠400元。这意料之外的捐助解决了学校的财政困难，此后校方在经营上一帆风顺。

聂耳不仅对乐器感兴趣，还热衷于戏剧表演。在中华文化圈中，旧历正月十五是各地都庆祝的元宵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亲人团聚，吃一种叫作汤圆的糯米丸子。昆明更热闹，当地有载歌载舞赛歌闹花灯的传统。人们把民间故事编成朗朗上口的诗句来歌唱。在没有其他娱乐手段的年代，这种走街串巷的表演最为老百姓所喜爱。聂耳最喜欢听歌会，只要一听到锣鼓响动，他就从家里冲到街上，挤到最前列，加入看热闹的人潮。看完回到家，他就能边唱边记录下刚才听到歌曲的谱子。

聂耳还喜欢云南地区流行的传统滇剧。当时昆明有两个滇剧剧场，有时候亲戚会带聂耳去看戏，他屏气凝神地看戏听音乐，回家后就能在家里从头到尾演给家人看。

1925年7月，13岁的聂耳从求实学校高小部毕业。成绩优秀的聂耳当然盼望能继续升学读书，但迫于经济原因，他唯有放弃这个想法。然而就在最后关头，他的恩人出现了。一位教师爱惜聂耳的才华，主动借钱给他补足学费，并劝他去考学费便宜的云南第一联合中学。这个学校的入学考试向来以难考著称，聂耳发愤图强，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入学考试。当时读中学一般都住校，聂耳家没有这样的财力，学校允许他每日走读上学。

自从父亲聂鸿仪去世后，聂家因为经济原因被迫两次搬迁，因此来看病的患者和药铺的熟客都流失不少，家里的生计依然艰难。为了凑足三兄弟的学费，家里不得不把父亲唯一的纪念品——一个会奏乐的八音座钟拿去卖掉。孩子们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尽可能地打零工赚钱。临近春节，聂耳和两个哥哥一起给露天小摊贩们帮忙，或者给邻居们写春联，赚来的辛苦钱大部分给妈妈，剩下一些自己留着做衣服和日用品的开销。

与英语柏老师的因缘际会

聂耳升至中学，特别花工夫在英语学习上，他课余参加了英语夜校补习班，老师叫柏希文。柏老师出生于广州，他的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中国人。除了母语法语，柏老师还精通英语、德语、拉丁语。柏希文终身未婚，当时他已年过五十，除了一个提供睡眠安歇的房间再无任何财产。他过着清贫安详的生活，唯有教育是他生命的所有。这所夜校靠阔绰的慈善家捐款经营，收取尽可能低廉的学费。与柏希文老师的相遇，是培育及提升聂耳性格修养的重要人生际遇。柏老师非常赞赏聂耳的才能，他不仅是聂耳的英文补习老师，而且热心指导聂耳去关心和思考各种学问，可称之为聂耳的精神导师。

尽管英语夜校教务工作繁忙，但柏老师知道聂耳喜欢音乐，就抽空教授他音乐理论和练习钢琴。这些课程和知识是聂耳后来进行音乐创作的基石，换言之，柏希文是革命音乐家聂耳的启蒙者。

聂耳此时写作了一篇题为“我之人生观”的作文，在柏老师的引导下，聂耳热爱学问的志向可见一斑。

 

我的人生观，非是宗教家的、哲学家的以及科学家的。不过，世界实是一个幻想，我想我们虽然一天一天过去，表面上不觉得什么，实际上还受政府和外人的支配管辖。我觉得最好是等到大学毕业，去游历一转之后，对于学术上有研究，并且还有几个钱，那时我们又将如何呢？不消说，来到滇的西山，买点极清幽的地方，或是在外省也有极静或山水清秀的，也还有可以。约得几个同志，盖点茅屋，一天研究点学问，弄点音乐。不受外人支配，也不受政府的管辖，如此，岂不是就终了我的身了吗？

 

年仅13岁的少年豪情中飘荡着向往无政府主义及浪漫主义的憧憬。批改作文的是联合中学的老师，他大概不喜欢这篇早熟的文章里有“政府的支配”这样的字眼，所以给了一个略为严厉的批语：青年志望宜远大，不宜作隐逸之想。这个批语对聂耳来说是个打击，两年后他升学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次写了篇关于人生观的文章。

 

人生观是各人不同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积极的，还有所谓浪漫的。我的人生观并不是消极的，也不是积极的，更不是浪漫的。现在我就来说我的人生观了。

“因环境的变迁而使人生观改变”这话对的吗？对的，我认（为）是对的。因为在中学时候我曾经作过一篇《我之人生观》，在那时的人生观可以说是消极的——因为受了社会和朋友的影响——但是自中学毕业后，考入省师后我的人生观又是一种，现在不妨写在下面。

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既然人人都是在社会里过生活，当然要获得个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觉晓我们的自由究竟得着多少，完全是在几个军阀政客包办的政府手里。他们喜欢怎样完全是听便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

我的个性（是）很喜欢工业。假使我有升学的机会，我希望入工科。我自己相信我稍有一点艺术天才。从我个性去发展，所以我也要研究艺术。还有我也希望做一个游历家（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游历世界一周，由实地观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

动荡中的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高涨

在聂耳诞生同一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亚洲首个民主共和国。但中央政权迅速被北洋军阀统帅袁世凯窃取。国民党激进派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江西、江苏、广东等南方七省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很快被镇压了。袁世凯发动御用学者、御用报刊掀起一场帝政运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登上“中华帝国”皇帝的位置。这一逆时代潮流的行动震动全国，连袁世凯部下的将军和高官们都纷纷反对。

南方军阀中的云南派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宣布云南省独立，率先发动讨袁战争。云南之战中袁世凯军队战败，贵州、江西、广东等其他省份的独立运动亦星火燎原。云南虽处西南边陲，在中国护国战争中却起到打响第一枪的重要作用。其中担任领导的就是前文提到的以蔡锷为首、在1911年武昌起义中也曾经大显身手的日本留学人员。

1916年蔡锷病故后，唐继尧很快坐稳了云南派势力的第一把交椅，但实际上他在参加孙文的中国同盟会时就已经放弃了革命思想。根据石岛纪之的研究，唐继尧政权庞大的军事支出使云南省财政枯竭，最终将负担转嫁给老百姓，名目繁多的重税令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然而征税官员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政府根本无法管制，所以税收并没有使财政好转，最后政府只好以默认解禁鸦片贸易来渡过难关。唐继尧统治时代频繁征兵，农村因此失去了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唐继尧完全不顾及省内发展相关的事业，唯一称得上业绩的是创立了云南省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东陆大学（后改名为云南大学），之所以叫“东陆大学”，是由唐继尧的号“东大陆主人”而来的。唐继尧将民众困苦抛诸脑后，自己在豪华府邸里享受奢华生活。

根据聂耳兄长聂叙伦的回忆，有一年唐继尧过生日，所有政府机关、军队、学校一起放假。装饰华丽的唐公馆大摆筵席，举办盛大的祝寿活动，邀请各机关负责人、军队将领、教师等参加。活动持续了一个星期，其中有两天唐公馆对公众开放，免费参观。聂耳兄弟们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这个豪宅。聂叙伦追忆当时的见闻后谈道：“亲眼看到‘唐公馆’那样的豪华，同一般老百姓的悲惨生活相比，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唐继尧的剥削罪恶已毫无掩饰地暴露在人民面前！”

1924年1月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1927年7月国共合作破裂期间，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早熟的少年聂耳阅读了许多当时的进步刊物、书籍，例如杂志的列宁专号、鲁迅著作、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翻译本等，他强烈意识到祖国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他刚刚就读的第一联合中学里的学生运动非常兴盛，聂耳立即投身其中，积极参加为“五卅惨案”牺牲者遗族筹集资金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五卅惨案”即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上街游行，遭到租界巡捕枪杀，造成死13人、伤40余人的惨案事件。事件的背景在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社会的混乱，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导民众将诉求进一步上升为群众反帝运动。5月中旬，属于日资在华纺织业的内外棉株式会社工厂内部发生工人罢工，厂方武力镇压，造成一人死亡，十几人重伤或轻伤。为了抗议这一暴行，国民党上海支部于30日发动大规模罢工游行示威，最后有数千名工人和学生参加，日本和欧美列强采取强硬措施，导致出现死伤及多人被捕的结果。以“五卅惨案”为契机，上海全市都进入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

聂耳此时写了一篇题为《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文章：“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不敷之故也……吾人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可见聂耳与劳动阶级站在一条战线。

反帝运动、劳工运动的高潮时期，聂耳与普通群众一样，喜欢唱各种中外革命歌曲——《国际歌》《国民革命歌》《黄埔军官学校校歌》《工农兵联合歌》等。在学校或在家，他喜欢与朋友合奏《梅花三弄》《苏武牧羊》《昭君和番》等当时的流行歌曲。聂耳的求学热情并无减退，夜晚仍然到柏老师的英语学校或基督教青年会（晚上有英语课程）去上学，脚踏实地地在求学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