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省立师范学校时代

参加共产党地下活动

聂耳很快就要初中毕业了，聂家没有经济条件供他升学，但聂耳心中渴望继续读书学习，他不断劝说母亲，提出继续学业将来对家庭经济亦有好处，最终获得了母亲首肯。聂耳决定报考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免除食宿费用，这能解决他的一大难题。报名之后，聂耳全力以赴备考，以第12名的成绩通过考试，入读英语组。1927年秋季，聂耳入住师范学校宿舍，这一年，他15岁。入学后他参加了学校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读书会，寒假时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

以“五卅惨案”为导火索，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主义运动高涨，为了联合广泛的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模式仍在维持，但孙文去世后，国民党左派（继承孙文的衣钵，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势力）与右派（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的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原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职位，地位比较低，1926年3月，他通过发动逮捕海军内部左派行动（中山舰事件），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此掌握党内实权。同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统一全国为大义，发表“北伐宣言”，国民党军与北京政府及各地军阀进行的内战一直持续到1928年年末。

北伐对云南政治体制产生了影响。统治云南14年的唐继尧早已失去人心，人民怨声载道。唐继尧部下的龙云、胡若愚、张汝骥联合成功倒唐，此后胜利方经历内部倾轧，最后龙云掌握云南军政大权。

蒋介石为了排除北伐中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再次实施“清党”行动，目标是上海，因为上海是苏联援助下共产党最重要的据点城市。“上海总工会”拥有由劳工组织起来的近3000人的“工人纠察队”，能够阻挡军队和警察的介入，类似自治政府的性质。上海租界的欧美资本家团体和中国财阀要求“恢复治安”，蒋介石与他们共谋，于1927年4月12日派遣右派团体袭击工人纠察队驻地，并武力镇压了抗议袭击事件的10万人规模的罢工游行。从12日至15日仅三天时间，死者及被捕人数由数百上升到数千，失踪人数约5000人。这就是著名的上海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云南的龙云闻势而动，加强镇压共产党势力。当时云南省共产党组织滇越铁路（1910年3月开通，连接昆明至越南北部城市海防）及位于东南部个旧锡矿区工人成立劳工会，发展党员数目在1927年上半年达到550名。龙云为了铲除共产党势力，成立“云南省清共委员会”，不断抓捕杀害地下党员。

云南地下党为支援狱中被捕同志，组织“济难会”（后改称为“互助会”），化装成亲戚朋友去看望狱中同志。聂耳也参加了济难会的活动。师范学校有一位教化学的段老师被捕入狱，聂耳受命于济难会去探望了这位段老师。兄长聂叙伦回忆当时情况：

 

聂耳看到段老师被带来了，憔悴的面孔简直变得一时辨认不出来了。因为隔得有点远，讲话听不清楚，只好大声地说：“老师，我来看您家。”段老师惊奇地望着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因为他只是上化学课，学生又多，平时没有什么接触，想不起来了，他问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聂耳说：“我姓聂，我是您家的学生。”老师点了点头说：“我的学生多，记不清了。你怎么还敢来看我啊？”聂耳说：“我带来了一斤鸡蛋糕和两块银元，请老师收下。”聂耳把东西递给看守员。

经过检查，看守员转递给段老师。这时，段老师颤抖着双手接过东西，没想到已经判处了死刑，还有学生这么关心自己，心情万分激动，他流着眼泪什么也说不出来！聂耳安慰他说：“段老师！我们许多同学都怀念您！我也是代表他们来看望您家！”

反革命风暴肆虐

段老师不是共产党员，死刑最后被撤销。但那个时期有许多进步教师被捕入狱，遭受拷问和严刑。其中小学女教师赵琼仙引发关注，她是云南颇为少见的女共产党员，又是女性解放运动的领导，她宁愿忍受酷刑也不开口招供，最后被处死。聂叙伦这样描述聂耳得知此事的情形：

 

一天，我们正在家里吃饭，聂耳忽然匆匆忙忙地回来了。母亲招呼他吃饭，他低声地说：“我不想吃。”以往他一回家，总是兴致勃勃地哼着花灯调或滇戏曲牌，可这天他脸上表情很异样，像有一肚子火要发作似的。我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忽地用拳头在桌子上猛击了一下，愤愤地说：“听人说今天要枪毙恩光小学的赵琼仙老师！她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杀害她？! ”“哦？! ”我也吃了一惊！关于赵老师，我听人讲过，她是一位热心教育工作的好老师，小学生们对她都很敬爱，她在群众中很有威信。那些在恩光小学读过书的人都说她教书认真，又关心学生。为什么要枪毙她呢？我放下碗筷对聂耳说：“走！我们去看看”……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解着三个反绑着手、脚戴镣铐的人走了过来。他们闪着仇恨的眼睛，高挺着胸膛前进。女的就是大家熟悉的赵老师，她双脚戴着镣铐，步履艰难……从人群中突然冲出两个小孩，边哭边喊：“赵老师！赵老师！……”聂耳和我的泪水这时也忍不住夺眶而出。聂耳扒开人群就要冲上去，我紧紧地拉着他，生怕闹出事来连他也被抓走。

 

反革命风潮中，对共产党的镇压越来越严酷，然而聂耳不为所动， 1928年秋天，他瞒着家人和朋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学习革命理论，经常上街贴传单。

1928年4月，国民革命军开始了第二次北伐，开进山东省。5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以保护日本人的名义出兵山东，占领济南，与国民革命军发生了武装冲突。据中方资料统计，中国军民死亡人数为几千人（日方统计是军民死亡数十人），这一事件被称为“济南惨案”，中国的对日情感极度恶化。

紧接着6月爆发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这一重要事件引发中国反日情绪到达顶点。云南学生们呼应全国动向，奋起反抗日本的越界干涉。但是学生运动被政府认为是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反革命势力，因此遭受彻底镇压。聂耳苦恼不堪：无论理想多么远大，无论如何抵抗，就连武装精良的政府或国民党都被击溃，那么继续延续这种不能产生成功的运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挥之不去的挫折感时刻包围着他，他想，不如离开云南，到一片新天地去学习吧！然而，家庭经济状况却限制着他的行动自由。

音乐命运的再相会——学习小提琴

眼前迷雾一般的艰难与困惑，阻挡不了聂耳对音乐的热情。小学阶段就开始练习的笛子、二胡、三弦、月琴从未放弃，而且他的本领越来越高，他时常用这些乐器随心所欲地演奏母亲哼唱的云南民谣及中国传统音乐。升入中学后得到恩师柏希文的教导，聂耳见到了钢琴。但是他一直憧憬的小提琴，却还没有机会接触到。

有一天，聂耳听到附近传来陌生的弦乐声——这一定是小提琴的声音！美妙的乐声令聂家孩子们彻底着迷了。聂耳想，这是谁在拉琴呢？不知道主人愿不愿意把乐器借给我呢？能不能教我拉琴呢？想了半天，他出门循声寻找，原来是前不久搬来的青年张庾侯在拉琴。张庾侯比聂耳年长，是个温厚可亲的人。聂耳直率地对他说：“你拉得真好，能请你教我拉小提琴吗？”张庾侯回答说：“噢，你就是聂家的老幺啊。”他爽快地答应了聂耳的请求。

往来于张家的小提琴课程开始了，这期间聂耳认识了张庾侯的音乐同好廖伯民，廖伯民时任滇军某师副官长，小提琴是他的。后来这三人几乎每日见面，在一起谈音乐，合奏乐曲。聂耳与张庾侯的相遇，与结识柏希文一样，都是塑造未来音乐家命运的关键。不久后，张庾侯在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当了音乐教师，在当地安身立命。在张庾侯的引荐下，聂耳年轻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昆明的音乐会及舞台上。聂耳进而认识了张的近亲——袁春晖，开始了一场年轻的恋爱。

为小学校歌作曲？

聂耳经常去昆明师范附属小学拜访张庾侯，很快与其他教师及孩子们也熟悉起来，据说他与张庾侯合作（张庾侯作词，聂耳作曲）创作了小学的校歌。聂耳兄长聂叙伦的著作里也提到过，但这首曲子是聂叙伦的女儿聂丽华后来才找到的，所以当时人们并不知晓详情。聂丽华调查了聂耳恋人袁春晖的回忆，1982年在当地报刊《云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发现聂耳处女作”的文章。

关于这首校歌，聂耳研究者崎松表示：“这首曲子和后来创作的革命歌曲相比，虽然还不十分成熟，但是却已经充分显示出聂耳的音乐才华。这首歌的旋律曲调与聂耳后来创作的电影《桃李劫》（1934年上映）主题歌《毕业歌》相似，当然后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化。”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新旧两版《聂耳全集》执行编辑、常务副主编向延生否定了这首校歌是聂耳作曲的说法。向先生在2006年玉溪市召开的“聂耳音乐学术研讨会”上列举了证明自己观点的依据：1．没有任何当年的乐谱、文字等实物留存下来。2.1931年9月21日聂耳在日记上写道“我完成了第一部作品”，那么他的处女作不是校歌而是后来的1931年作品。3．聂耳与张庾侯来往的书信及张遗留的文章中从未出现过两人合作创作校歌的事情。

根据向延生先生的研究，崎松撤回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八十年岁月过去了，作曲者、作词者和知道这事情的人都故去了。我认为校歌可以不列入聂耳作品集，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