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去安宁州今云南省昆明市下辖的县级市安宁市。——译者注:安逸宁静的小城

1930年3月9日 星期日

我和罗纳德·兰克斯特(Ronald Lankester)英国圣公会传教士,于1923年至1931年期间在云南昆明传教。——译者注现在充满期待。明天,我们就要出发,开始长达800英里1英里等于1.609公里。——编者注的老滇缅路之旅,那也是从云南府即昆明。——译者注到缅甸八莫的贸易线。

我们的计划细致周密,可谓完美无缺。对于可能出现的意外状况也做了充分准备。3月的天气好极了,40天的时间绰绰有余,我们应该能在6月雨季到来前就从容地完成旅行。骡子驮着行李已经先上路了。我们还借了一辆车,准备明天出发去安宁州,到那里再拿上行李。

3月10日 星期一

好不容易盼来了星期一早晨,可是天公不作美,毫无征兆地下起了倾盆大雨,且雨势越来越大。随着这突如其来的大雨倾泻而下,我们的好心情也突然没了。以我游历中国30年的经验,我很清楚这样的暴雨意味着什么。

如果你坐出租车去赶轮船或赶火车,下雨只是不方便,不至于可怕。但对我们来说,碰上这样的雨就意味着要蹚水数英里,才能追上在安宁州的骡子;意味着我们必须踩着厚厚的烂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艰难地前行,因为这种情况下,没有车能上路。

想临时雇两匹马来骑也不太可能。要是中国人,还可以雇一顶轿子和一班轿夫出行,但我们去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我再清楚不过了。

在接下轿行老板安排的活儿之前,中国的轿夫们总会这样说——倒不一定有轻视的意思——“让我们先看看洋鬼子长啥样儿!”可是,只要一瞄到我一米九、近二百斤原文为英制单位,换算后6.3英尺约为1.92米,15英石即210磅,约为95公斤。——译者注重的身形,一瞬间方圆数百万里的中国大地上,连一个轿夫的影子都没了。

总得想个办法才是。这是我的假期,按照原计划,我5月25日要到仰光乘坐轮船,我已经订好了回英国的船票。兰克斯特好久没休假了,他计划陪我一道去仰光,然后坐轮船经槟城马来西亚城市,位于马来西亚半岛西北侧。——译者注和西贡越南胡志明市旧称。——译者注回到海防越南东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注(这有点像探险),然后再乘坐火车沿东京铁路即滇越铁路,连接今越南海防市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东京”是越南首都河内的旧称。——译者注回到云南府。

兰克斯特是我们圣公会医院的牧师,这所医院是我在云南府创办的。“云南”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彩云之南”或是“有云彩的南方”,你喜欢哪个解释都行。云南省的面积相当于法国的全部国土面积,南面与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一带,前法属殖民地。——译者注接壤,西面则毗邻缅甸。这里与喜马拉雅山脉相交,不但地势险峻,重峦叠嶂,而且河谷深邃,水流湍急,渡河极为困难。

我担任惠滇医院(Bestowing Grace Hospital)民国时期昆明的教会医院,1920年,由英国教会“中华圣公会”在圣约翰堂诊所的基础上创办,现昆明市儿童医院的前身。——译者注的医务主管已有14年了。这家医院收治整个云南省的病患,同时,还建有一个为边远医疗站提供补给的药品仓库。幸亏这里地处崇山峻岭之中而且十分偏僻,社会巨变并未波及到此,我们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

云南府,位于云南省的中心,海拔6000英尺,距离越南海防港450英里。

兰克斯特和我是雷普顿(Reptonian)学院的校友,他也是一个酷爱探险旅行的人,所以,这次有他同行我感到特别幸运,毕竟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漫游,也不是什么快乐的乡间散步,我们要绕着整个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走完这个大圈的四分之三。

我被那些崇山峻岭深深吸引。毕竟,远游过的人,总想去见识更多新的地方,去了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除此之外,我特别想去看看这条滇缅路通往的国家——缅甸。我有这个愿望已经好久了。

云南的这块区域被誉为“鲜花王国”。人们告诉我,这里的鲜花比全中国任何地方的花都开得更加繁盛艳丽。

我不是植物学家,不过上次在英国的时候,我参观过莱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著名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始人迈耶·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的孙子。——译者注(Lionel de Rothschild)先生位于埃克斯伯里的花园,我十分惊奇地把那些花花草草的标识牌读了一遍又一遍,上面写着:“原产地:中国云南。”

在邱园伦敦市郊著名植物园。——译者注也是一样,我发现那里最漂亮的杜鹃花也来自云南。我还见过洛克博士,他是一位杰出的旅行家和种子收藏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云南收集到400多种植物种子,并送往旧金山的一家公园进行培育。

我这趟旅行之所以选择离开云南府,绕过昆明湖滇池旧称。——译者注,去往西北边陲,走进那些连绵的山脉和高原,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原因。

我想考察一下中国内陆的状况;考虑在那里拓展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去探望偏远传教站的同事,给他们送一些药品补给;同时,收集关于甲状腺肿、肺炎、疟疾和伤寒等疾病的一手资料;考察中缅边境地区鸦片种植的情况。只有在假期我才有时间完成这些。

但是现在——我们到底怎样才能追上那些骡子呢?四头驮着我们全部家当的骡子,还有两匹代步的矮种马!要是今天在安宁州追不上它们,我们就惨了,那就不知要辛苦多少天才能找到它们。我们按照中国的运输惯例签了租约,上面的起止日期是固定的,运行李的骡马比人提前一天走。

从云南府的西门到安宁州有25英里路。第一段行程就是大问题,因为这是一段新筑不久的土路。

据我所知,云南府是全中国最整洁有序的城市之一。城里的道路平整宽阔,维护得很好。这里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不是那种你会在很多东方城市见到的露天排水沟。这里也有自来水、电灯和电话。

西门外新建的这条土路,标志着云南地方政府在建设急需的现代运输基础设施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可是,这条代替了从前花岗岩石板路的新路,在暴雨过后已变得泥泞不堪。当地新开辟了一条公交线路,公交车上总是挤满了乘客,车轮频繁地碾压在路面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深深的辙痕。

怀着对现代化机械运输工具的热忱,中国司机总是忍不住允许乘客一波又一波地挤进来。这种公共汽车——用进口的雪佛兰卡车头,加上自制的木板车厢组装而成——开起来很笨重,而且来回晃荡。即便如此,车上还是挤满了乘客,剩余的空间被行李、农副产品、牲畜和货物塞得满满当当的。车轮和车轴因负载过大而变形是司空见惯的事。

整个早上,不停有朋友忧心忡忡地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打算怎么办。

“打算出发。”我们如此回答。其实我们心里完全清楚,我们被自己制订的“完美计划”害惨了。

汽车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有许多中国朋友聚集在那里为我们送行。我们发现,今天所有常规班次的汽车都停止运营了。其他事情倒还好,我最忧心的是,我们的中国朋友恐怕不得不失望地放弃十分隆重的送别仪式。他们是一群英勇无畏的绅士,曾坚持不懈地与我并肩奋斗,他们对工作总是那么竭尽全力。

喜出望外的是,突然有人通知我,政府奖励了我们医院一辆大汽车——云南府赠送的送别礼物,这让我们一群人松了口气。因为有一些朋友,按照真正的中国传统,计划一路送我们到安宁州。这当中有毕业于伦敦盖斯医院的姚博士,农学家李先生和王先生,还有来自上海的工程师周先生。

我很高兴他们不用无奈地留在原地了。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欢乐的时光,而对于他们来说,能按照古老的传统习俗来送别朋友非常重要。在中国,为朋友送行的距离,代表了对朋友的敬重程度——送得越远,表示感情越深厚。这些好兄弟们打算送我们25英里,直到安宁州。

我们都收拾好行李上了车。车窗外还是大雨滂沱。在雨点持续地击打下,路面出现了许多坑洼,险象环生。尽管司机已经小心翼翼地缓慢前进,汽车还是晃晃悠悠,后轮打滑,车身左摇右摆,让人提心吊胆。

开出不到几英里,车子就彻底陷入了泥沼。我们都下车帮忙。可我感觉这努力似乎徒劳无功,就像吉卜林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生于印度孟买,英国作家及诗人。吉卜林的作品在20世纪初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本人也获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小说里写的试图用象牙娃娃拽出大水牛一样。不过,兰克斯特可不这么想。1914年到1918年在法国期间,他从未雇用劳工干过任何活儿,都是自己做的。我们听说过无数关于他超常体力的传闻,其中一个好像就与利维坦(Leviathan,圣经里的怪兽)和泥泞有关。

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点:尽管他们的手臂提不了多重的东西,但却有一种“特异功能”,他们可以忽略掉自己的身体,包括肩膀上的肌肉,而把双臂张开,让自己成为一根用来拉拽的“绳索”。

天知道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每个人都出了力,大家连拖带撬,好不容易才把车子从深陷的泥沼里拉了出来。

我们的车终于又一次行驶在了平路上,雨大得几乎看不清路面。这条路通向远处绵延的山丘,南面是一望无垠的稻田,阡陌纵横交错,桉树和柏树零星地点缀其间,这番胜景一路延伸至远处的昆明湖畔。“昆明”,在汉语里代表璀璨明亮。昆明湖湖面极其宽阔,约有40英里长、10英里宽,位于云南府和安宁州之间。昆明湖的西岸是西山,山势陡峭,与湖相接。春天里,湖面上总是漂浮着一大片柔美的白色睡莲。

沿着险峻的山崖拾级而上,你会看到建筑在岩石上的庙宇和画楼,周围有松林环绕,还有一圈雕刻着龙、狮子和胖青蛙花纹的浮雕栏杆。我常常站在这些亭台楼阁间,远眺昆明湖上的捕鱼人。他们把捕到鱼的鸬鹚唤回来,取下鱼又放鸬鹚出去再抓。这些画楼收藏了一大批刻画云南风光的作品:田间的农人们有男有女,他们或手扶爬犁,跟在大水牛后面一步步辛勤地耕作;或分成小组,用手把在田头角落育好的秧苗整整齐齐地移栽到水田里;或忙着收割——那时候的黄土地,已变成了一片翻滚着金色波浪的丰收海洋。

可是,今天的那片农田里一个农夫也没有,就连一向繁忙的道路上也看不见司机或者运货的骡子。

前方的路又让车没法开了。轮子陷在泥泞里打空转,溅起一层厚厚的泥浆。我们再次全体下车,踩着烂泥前行,好让车的负重减轻一些。这辆可怜的车,好不容易才摆脱深陷的泥坑,为避开前方接二连三的坑洼,左摇右晃地向前开着,时不时还会因路面泥泞而突然滑向一侧。

开出8英里之后,路况有所好转,车子缓慢地爬向坡上的关卡。我们最后回望了一眼昆明湖和省城,向着我工作的医院的方向挥手告别。我曾在那里奋斗过无数个日夜,而如今,它已被日军的炮火炸得面目全非。作者写作本书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译者注云南府现在已经改名为“昆明”,意思是“闪烁的光芒”,在这个季节,城里那些五彩的琉璃瓦屋顶、庙宇和佛塔,应该正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呢。

而爬到坡顶后,目力所及则完全是另一番热闹景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群结队地等待着过关。他们大多是穷苦人,穿着的黑色或蓝色棉布衣裳是自家织的,而且破破烂烂。骡队等候在一旁,货物都被卸了下来,等待收税官收完税,这些货物才能运进省城贩卖。

尽管整个中国都已经废除了厘金制度旧时中国的一种商业税,主要由水陆交通要道的关卡征收。——译者注 英尺等于0.3048米。——编者注,但集市上售卖的每样东西还是要缴纳通行费的,连烧饭的柴火这种可怜的农民们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活用品都不例外。可怜他们又是砍柴又是搬运,也挣不到什么钱。我实在不明白,收税官能从他们这点微薄的收入里得到什么。不过,收税官和政府签订了协议,每年都要向政府缴纳一笔钱,从而获得在关卡收税的权力,所以他一定能够从中捞一笔!

我们离开了碧鸡关(这里为什么叫碧鸡关我也不清楚),离开那些吵吵嚷嚷的人群和他们的骡马、柴火,向着安宁州那片平原前进。

现在车窗外的景色大不相同了,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水田和光秃秃的斜坡。很快,安宁州(安逸宁静的小城)的东大门在瓢泼大雨中若隐若现。城楼的顶呈六边形,分为三层,每层覆盖着灰色瓦片,瓦片上布满了青苔。每个檐角装饰有木刻的猴子,尾巴高高翘起,显得神气活现,还有一些小小的鱼形木刻,也十分形象。城楼的每一面都有一尊财神像,守护着古老商路的入口,也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条从城楼下穿过的花岗岩石板路。一对高达20英尺英尺等于0.3048米。——编者注的石狮子威武地屹立在城楼两旁。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认定的非常凶猛的动物,它们身上镏着金银,一动不动地蹲坐在那里,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瞪着我们。

我们的中国友人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餐食,早前在汽车站候车室就分发给了大家,候车室那儿原先是座庙。几番依依不舍的话别之后,他们返回了云南府。

现在,我们俩只能靠自己了!小城里到处是赶集的人们,我们一边走一边打听骡夫的下落。有人曾肯定地告诉过我们,说我们已经赶上他们了,因为骡夫曾在关口留了口信。突然间,雨好像没那么大了,天甚至就要放晴了,这对需要收割水稻的人来说是件好事。

我们在迷宫似的人群中穿梭,一路踩着污泥,经过了襁褓中的婴儿,满身泥垢的小孩子,背着柴火的妇女、男人,还有骡子……最后终于找到了要入住的客栈。一块醒目的黑红招牌上写着“昌永”二字。(是的,我能看懂汉字——但也没法做到瞄一眼商店橱窗就能机智地告诉你,那块牌子上的神秘符号代表的是卷心菜还是靴子。)“昌永”,意思是一座快乐永驻的客栈。它实际上是一家驿站。比起普通的客栈,我更愿意住驿站。因为普通客栈只提供一间破破烂烂的房间,墙上满是裂缝被填平后留下的补丁,房间里放着一张被虫蛀得厉害的木质床,外加一张脏兮兮的塞满稻草的床垫。

我还记得有一次不得不住进客栈时的经历。半夜,床下传来一种极其凄惨的声音,我感到惶恐不安,赶紧找来了客栈老板娘。她却嫌我大惊小怪,若无其事地解释说:“不过是一只瘟猪在叫唤。”

驿站则不同了,它通常有个略显体面的门楼,带有木刻的栏杆,有时还会有石头柱子。走进去通常是一座四面带围墙的庭院,庭院周围一圈是马厩,客房是一座二层小楼,顶上有一间小阁楼。虽然那间阁楼一般用来存放谷物,但我总是选择阁楼住。正当我们打扫阁楼的时候,骡夫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我们的行军床、睡袋、洗漱用品、炊具和食物,还有我们的仆人阿洋。他之前跟着洛克博士在外旅行过好几年,负责打杂和做饭。

我们很快睡下了,晚上感觉有些凉。目前我们所处的地方海拔大约6500英尺,所以我的睡袋似乎不够暖和。门外是去驿站老板房间的必经之路,所以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各种吵闹声、尖叫声一直持续到深夜。显然,安宁州并不怎么“安宁”。不过,中国人总是那么欢快而友善,你没法儿不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