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钘、尹文学派——墨家的一个支流

《庄子·天下篇》是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的一个庄子后学的作品。它实际上是一篇哲学史性质的论文。对于战国时期的一些学派作了精简扼要的叙述，并从庄子哲学的观点，予以评论和估价。它首先提出“邹鲁之士，搢绅先生”。这就是以孔孟为首的儒家。孔子是鲁人；孟子是邹人；故总称之为“邹鲁之士”。它对于儒家，主要的是批评，认为他们只得到古文化的一些表面。其次提出墨子，有批评但也有赞扬。它没有提到杨朱，可能是因为在战国末期，在道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已经是老子和庄子的流派，也可能是因为它认为杨朱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墨子以后，《天下篇》就提出宋钘和尹文。

《天下篇》叙述宋钘、尹文一派的思想说：“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现存有《尹文子》一书，系后人拟作；不可用。在先秦著作中，有不少提到宋钘的，可见他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也保存了不少关于宋钘的资料。

《孟子》中说：“宋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为？’曰：‘我将言其不利也。’”（《告子下》）

庄子说：“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庄子·逍遥游》）

荀子说：“不知一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荀子·非十二子篇》）又说：“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荀子·天论篇》）又说：“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人皆以见侮为辱，故斗也。知见侮之为不辱，则不斗矣。’”（《荀子·正论篇》）又说：“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荀子·正论篇》）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荀子·解蔽篇》）

《韩非子》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韩非子·显学》）

宋钘、宋、宋荣是一人。现在我们所有关于宋钘、尹文的了解都根据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宋钘的学派的叙述，基本都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思想有六要点：

（一）“接万物以别宥为始”；（二）“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三）“情欲寡”；（四）“见侮不辱，救民之斗”；（五）“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六）“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

第六点是宋钘、尹文“周行天下，上说下教”的总目的。他们认为天下所以不安宁者，因有“民之斗”与“世之战”。“斗”是个人与个人间的武力冲突，“战”是国与国间的武力冲突。为“救世之战”，所以“禁攻寝兵”。这完全是墨家的主张。据孟子所说，宋钘将见秦楚之王，说令罢兵，其所持理由，为战之“不利”。这也正是墨家《非攻》的说法。

墨子不仅非攻，也非斗。《墨子》有一段记载说：“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曰：‘君子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子夏之徒曰：‘狗狶犹有斗，恶有士而无斗矣。’子墨子曰：‘伤矣哉！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狶，伤矣哉！’”（《耕柱》）据此非斗也是儒墨之间斗争的一个问题。“救民之斗”也是宋钘、尹文对于墨子的继承。

为“救民之斗”，宋钘、尹文又提出“见侮不辱”之说，这是宋钘、尹文对于墨子思想的发展。“见侮不辱”也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重要口号。所以庄子、荀子和韩非子，都就这一点提出评论。荀子于引宋钘的“见侮不辱，使人不斗”之说以后，又加以批评。荀子认为，人见侮而斗，乃由于恶见侮，不必由于以见侮为辱。所以虽信见侮非辱，但因不喜见侮，所以仍然要斗。（《荀子·正论篇》）荀子说：如果一个人发现有人偷他的猪，他“则援剑戟而逐之，不避死伤。是岂以丧猪为辱也哉？然而不惮斗者，恶之故也”。就是说，人之所恶，必有利害关系的客观原因，并不是仅由于心理上的“辱”或“不辱”。人之所以恶侮，也有客观的原因。“今宋子不能解人之恶侮，而务说人以勿辱也，岂不过甚矣哉？”（同上）就是说，宋钘应该注意于解除人所以恶侮的客观原因，不可只在人的主观方面作宣传。荀子的评论是正确的。这些辩论也牵涉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问题。宋钘、尹文的见解是唯心主义的；荀子的见解是唯物主义的。

庄子说，宋钘 “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宋钘似乎认为荣辱是属于“外”的东西，不应该以之妨害内心的平静。荀子对于宋钘的这个见解也提出了批评。荀子认为“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道德品质的高尚是“义荣”，道德品质的恶劣是“义辱”。这样的荣辱都是“由中出者也”。社会地位高是势荣；地位低是势辱。这样的荣辱是“由外至者也”。“荣辱之境”各有“内外之分”，并非一概都“由外至”。荀子认为荣辱是人生中重要的问题。“今宋子案不然，独诎容为己，虑一朝而改之，说必不行矣。”（《荀子·正论篇》）

宋钘、尹文“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荀子说宋钘 “诎容为己”。此“容”即“诎容”之意。宋钘、尹文认为，争强好胜并不是人心的自然趋向；诎屈宽容才是。所以说“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心之行”就是心的自然趋向。韩非子所说“宋荣之恕”，“宋荣之宽”，也都是指此而言。宋钘、尹文认为，如果人认识到这一点，自然不恶见辱；如此人与人自然不斗，国与国自然不战。这是他们对于墨子非斗、非攻所附加的理论，也是他们所创造的幻想。

墨子主张“节用”，以“尚俭”著称。《天下篇》批评他说“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宋钘、尹文为墨子的“尚俭”补充了一个理论的根据，就是“情欲寡浅”。《天下篇》说宋钘、尹文“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它的上文中的“请欲置之”即“情欲寡浅”之字误，“请欲固置”即“情欲固寡”之字误。“欲”是动词。“情欲寡浅”就是说，人类本性就是要少不要多。所以下文接着说，“五升之饭足矣”。所以荀子批评宋钘说：“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又说“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就是说，宋钘只知道有些人的要求少，不知道人要多得。

荀子也对于宋钘的“情欲寡”之说，作了很长的批评。荀子指出，人眼都要看好的颜色，耳都要听好的声音，口都要尝好的味道，鼻都要闻好的气味，身体都要安佚舒服。这是宋钘也不能否认的。既然承认人都“欲”此五者，而又说人不欲多。这就譬如说，人之情都欲富贵，可是不欲财货，都欲美色，可是不欲西施（美人）。（见《荀子·正论篇》）这就是说，宋钘肯定一般而否定特殊。

荀子把当时的诡辩分为三类，加以批判。第三类包括宋钘的“情欲寡”。荀子指出，这一类的诡辩的错误在于“用实以乱名”，就是说，用个体（“实”）在某种条件下的特殊情况作为一类东西（“名”）的一般情况。可能有些人在某种情况下不欲多，但不可以此作为人类的心理的一般情况。从这方面看，宋钘又是以特殊代替一般。

“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别宥”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去宥”。《吕氏春秋》的《去宥篇》，其内容可能就是宋钘、尹文在这一方面的思想。这一篇举了两个故事，说明人不可有所“宥”。“宥”、“囿”同。此所谓“囿”，即《庄子·秋水篇》所说“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之类。《去宥篇》说：“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就是说，人必能看透自己由地域、时代、政教风俗以及其他来源所养成的偏见，方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宋钘、尹文认为人以见侮为辱，以情为欲多，都是风俗习惯的偏见使然，并不是人的本性如此。人之所以如此，皆由于有所“宥”。假如能识别此等“囿”，就可以认识到见侮本无可辱，情本不欲多。人皆知此，则自无竞争战斗。如此，“天下”可“安宁”，“民命”可“活”；“人我之养”，亦可“毕足而止”。所以他们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宋钘的这一理论，也是墨子的“兼爱”思想的发展。

荀子对于宋钘作了很多的批评。可见宋钘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也可见荀子对于宋钘的重视。荀子在许多地方称他为“子宋子”，可能荀子与他有一定的关系。荀子认为宋钘的学说和墨子是一派的，所以把墨翟与宋钘并称。他对于墨翟与宋钘的总批评有“大俭约而僈差等”。宋钘也“大俭约”，已如上述。《天下篇》说宋钘、尹文“作华山之冠以自表”。郭象注说：“华山上下均平。”崔譔注也说：“华山上下均平。”（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可见宋钘、尹文的思想，也有“僈差等”的一面。《天下篇》批评宋钘、尹文“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它对于墨子也有类似的批评。可见《天下篇》也认为宋钘、尹文跟墨子接近。

照这些资料看起来，宋钘、尹文是墨家的一个支流。他们发展了墨家的主张，并企图进一步从人的主观意识方面为这些主张补充理论的根据，由此陷入了唯心主义和诡辩，为荀子所批判。就宋钘、尹文学说的社会作用来看，他们主张“情欲寡浅”，“见侮不辱”，主张“不斗”，提倡“宽容”，企图通过这些学说阻止当时的兼并战争，消除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只能是一种幻想，在客观上反而有利于保存旧的秩序。他们实际上是把前期墨家学说的弱点进一步发展了。

近来很多学者认为《管子》中的《白心》、《内业》、《心术》上下等四篇为宋钘、尹文的著作，并以此四篇作为讲宋、尹学派的主要资料。我认为这还是不能肯定的。认为这四篇是宋、尹学的著作，其主要的根据就是《天下篇》有“以此白心”的话，《白心篇》也以此二字名篇。但是专凭这一点，还只是一个孤证，可能是由于巧合。《管子》中《白心》等四篇是否宋、尹学派的著作，不能只看其中一篇的题目，主要的是看它们的内容。照内容看，这几篇跟《天下篇》所讲的宋钘、尹文是不合的。照《天下》所讲的，宋钘、尹文“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这是他们的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荀子对于宋钘的批评，也是针对“见侮不辱”和“情欲寡浅”。可是，《白心》等四篇中，就没有提到禁攻寝兵。这四篇讲了不少“寡欲”的话，但是它们是认为人应该“寡欲”，不是说人本来“欲寡”。这四篇讲“寡欲”，目的在于保存“精气”以求长生。宋钘、尹文讲“欲寡”，目的在于禁攻寝兵。这其间有很大的不同。关于“精气”的思想是这四篇的主要内容，可是《天下篇》一字未提。

由此，我认为《管子》中的《白心》等四篇不是宋钘、尹文一派的著作。不过这四篇是很重要的，于下另有专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