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墨子的政治思想

在政治问题上墨子提出“尚贤”的主张。他主张“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尚贤上》）原来贫贱的人，只要是贤能就应该上升为富贵的人，而原来富贵的人，假如不贤无能，也应该降为贫贱。“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尚贤上》）这是要打破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也打破宗法的亲亲制度（“不义不亲”）。这比孔子“举贤才”的主张，更为彻底广泛。墨子特别提出“农与工肆之人”。这是当时的小生产者参加政权的要求的反映。

“尚贤”的主张发展为“尚同”的主张。“尚贤”的主张仅只要求当时的国君不分等级，举用贤才。“尚同”的主张认为最高的统治者的职位，也应该由“贤者”担任。

这就牵涉到国家起源的问题。墨子认为国家起源于统一思想的必要。他说：在古代还没有政治组织（“刑政”）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是非”的标准。人人意见不一致，互相争夺，互相损害。“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后来的人“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他认为这就是国家的起源。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说法。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国家起源于社会分裂为敌对的阶级，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他认识到国家是历史的产物，起源于社会的需要。这在当时说，是一种新的思想。

墨子又说“天子”建立之后，他又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士”为“三公”，帮助他把天下的“是非”标准统一起来，“同天下之义”。“天子”又认为天下太大，所以分万国，设国君。国君又选一国的“贤者”为将军、大夫、乡长等官，帮助他把一国的“是非”标准统一起来，“同一国之义”（《尚同中》）。

各级的“正长”既已建立之后，人民必须以正长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尚同上》）。墨子认为“正长”既是“贤者”；“贤者”之所是的是兼爱；他之所非的是不兼爱。作为“正长”的贤者把人民思想统一于兼爱；人人都兼爱，天下就太平了。

墨子的尚同的学说，是与他的兼爱、尚贤、天志（详下）的学说互相联系的。在他看起来，这是推行兼爱的政治上的保证。

墨子所说的“尚同”也是批判当时的“王公大人”的一个标准。他设为一个批评的人的话说：现在天下就有很多的“正长”，为什么还是乱呢？然后回答说：现在的“正长”，跟古来的不同，而且正是相反；现在的“王公大人”把自己所喜欢的人，以及父兄故旧，用为“正长”，人民知道这些“正长”的设置，不是为的“治民”，所以也就不肯“尚同其上”；现在的情况，跟古来没有“正长”的时候是相同的（《尚同中》）。

墨子所说的“尚同”是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他们是软弱无力的，自身没有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的要求，只幻想有一个最大的“贤者”，占了政治上最高的地位，以“兼爱”的理论为工具，达到生产者安心生产的目的。这虽是一种幻想，但也倾向于中央集权专制主义。这是跟当时的历史进步趋势相符合的。墨子的这种思想，也就是这种趋势在思想上的反映。

上面已经提到，墨子痛恨当时的贵族们为推广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主张“非攻”。他痛斥这些战争：“贼虐万民”，“竭天下百姓之财用”，“而王公大人乐而行之，则此乐贼灭天下之万民也，岂不悖哉！”（《非攻下》）

但墨子不是简单的和平主义者；他只主张非攻，而不主张非战。他反对攻，却讲究守。他善于做守城的器械。并且使他的弟子用他的器械为将要被攻的宋国守城（《公输》）。墨子又分别“攻”与“诛”的不同。伐“无罪之国”是“攻”，伐有罪之君是“诛”。暴虐的君，如当时的传说中的桀纣之流，是应该被讨伐的。他说：这不是攻，而是诛（《非攻下》）。“攻”是不能允许的；“诛”不但是可允许而且在适当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

当时国君们用攻战进行兼并。秦国就是用这个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照《尚同篇》所说的，墨子也是主张统一的，但是反对以攻战的方法进行统一，主张以和平的方法进行统一。这在当时说来也是一种幻想。他认为若果有一国，以用在战争的费用，改良政治，从事建设，它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墨子的这种主张，跟儒家的主张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承认，得到人民的拥护的政权的力量，是特别强大的。这是他们对于人的重视的表现。他们和儒家一样，不赞成暴力的变革，同样表现了改良主义的观点，不过其内容不同，如上面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