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商代和西周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前8世纪）宗教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商代科学知识及宗教思想的对立

中国的历史是很长的。但是在商代以前的历史，我们仅能从古代的传说中，得一些不尽可靠的材料。到了商代，随着近来中国考古学的进步，我们已有确实的材料，可以知道当时许多历史事实，以及当时的文化的发展所达到的程度。

商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农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随着农业的需要，当时人对于天文历法，已经很有研究。他们已经用阴阳合历，有大小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以符合月亮的圆缺。有平年，有闰年；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以符合太阳的回归年。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基本上跟现在的农历相同的历法；这可见他们的科学知识，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就生产技术方面说，殷代的人已经用青铜制造器皿。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纯铜太软，混合上锡可以增加硬度。这是人力战胜自然的很大的创造。恩格斯说：“动物所能作到的最多不过是搜集，而人则能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产生出来的。”（《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二六三页）青铜正是这一类的东西。现在所发现的殷代的青铜器，上面都有极精致的花纹。这可见殷朝人的技术与美术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二七一页）商代人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天文学知识以及工艺制造，已经使他们对某些自然的现象、性质及规律有了初步的、部分的了解。这从他们能有相当完备的历法及能用合金，可以看出来。商代的生产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进展，为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在那时候，生产力的水平还很低，人的生产活动的范围还是很小的；他们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了解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宗教思想的支配。恩格斯说：“一切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力量的形式。”（《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三三三页）中国社会大概在商代以前的夏代，就已有阶级的分化。在商代的奴隶社会中，已经有了奴隶主的国家，有了统治一切的王。在这时期的宗教已经不是自然宗教而是反映奴隶社会的宗教。在人们的幻想中，他们相信，在宇宙间也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这个至上神，他们称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为“天”。在遗留下来的甲骨卜辞看起来，这个“上帝”是被认为统治一切的，一切自然界中及社会中的事，都由这个至上神作主宰。它有一个以日月风雨等为臣工使者的帝廷，协助统治一切。他以自己的好恶，发号施令，他的号令称为“天命”。

这样的宗教迷信显然是与统治的奴隶主阶级有利的。他们利用宗教来统治、麻醉人民。首先，他们垄断他们所幻想的跟“上帝”交通的权利。古代有个传说：“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书经·吕刑》）照后来楚国的观射父的解释，“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国语·楚语下》韦昭注语），就是说，把他们所幻想的与天神的交通，限制在专门祀神的人手里。这种人称为“巫”或“祝”，而王也就是“巫”、“祝”的首领。这样，王就可以随便用“上帝”的名义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这个传说表明了在阶级社会中，宗教思想具有了阶级的属性。

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并且说：所谓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诗经·商颂》），因此他们经常受上帝的保佑。他们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关于国家和王的行动的重要事情，都要用“卜”的方法，向他们的上帝请求指示并祈求保佑。

这是奴隶主贵族用欺骗、麻醉手段以奴役劳动人民的一个方法。他们企图使奴隶们相信，奴隶主是天生的、特殊的阶级，有权奴役别人，有权受到上帝的保护。他们的所作所为，经过“卜”而得到上帝的指示，因此奴隶们必须服从。显然，商代的宗教思想是巩固奴隶制的工具。

可是欺骗总是欺骗。压迫与剥削总是劳动人民所要反抗的。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对抗性的矛盾，不是用欺骗所能解决的。到了商朝的末年，商王纣的暴虐统治与残酷剥削，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普遍反抗，形成了商代奴隶制的严重的危机。“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经·大雅·荡之什》）；这所描写的就是当时普遍反抗的情况。

商朝奴隶主贵族内部也因当时奴隶的激烈反抗而震惊。纣王的哥哥微子说：“降监殷民，用乂仇敛，召敌仇不怠。罪合于一，多瘠亡诏。”就是说“下视殷人所用治国者，惟以聚敛为事，以此致怨仇，不肯懈怠。罪将集于一身。多致死亡者无所告”（《书经·微子》，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译文）。在这种剥削之下，人民反抗力量更为强大。微子说：“小民方兴，相为敌仇。”宗教的麻醉，也失其效力了；“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用以容，将食无灾”。就是说：“盗大祀神御物罪至重，且相容隐，则民将食之亦不惧神祸。”（《微子》孙星衍译文）

商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到了激化时候，另一矛盾也激化了，那就是商与周之间的种族矛盾。周族的统治者武王，趁着商朝社会的内部危机，以“恭行天之罚”（《书经·牧誓》）的名义，集合其他诸侯和部落起兵伐商。商朝的奴隶和人民欢迎和支持武王对于商朝统治者的征伐，并且直接参加了斗争。后人叙述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周穆王时祭公谋父语，《国语·周语上》）武王伐纣时向军队所作的宣言也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十人，同心同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太誓》。又《管子·法禁篇》引《泰誓》说：“纣有臣亿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十而一心。”）武王伐商在客观上帮助了奴隶反抗商朝的奴隶主的斗争。他的胜利缓和了奴隶制度的危机。

没有足够的史料说明周朝的统治阶级在胜利以后，基本上改变了奴隶制的剥削制度。但是作为新兴的奴隶主统治势力的周朝贵族，从殷朝的灭亡得到教训，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他们仍然利用商朝统治阶级的宗教思想麻醉人民。但是他们不得不对于这些宗教思想有所修正。这是商代奴隶暴动的结果，是奴隶主对于奴隶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