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中国哲学史（古代和近代）发展的线索

上述的特点都是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的结果。但是停留不等于完全没有发展。中国社会，即使在过去，也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哲学也是在不断发展中的。

在过去的阶级社会中，社会的根本矛盾，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剥削阶级包括一切劳动人民。他们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向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反抗和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在过去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劳动人民是农民。毛主席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二版，六一九至六二〇页）

毛主席在这段话里指出了中国的历史发展的总的线索。这个线索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前进；另一种是，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革命的果实总是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在哲学史方面也有这种情形。

在历史发展的各阶段中，在诸剥削阶级中，有些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例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封建社会中的地主；有些是不居于统治地位的，例如尚在奴隶社会中的地主阶级，尚在封建社会中的资本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和不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完全相同，对于劳动人民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不但占有生产资料，而且能直接运用国家的权力管制和压迫劳动人民。他们对于劳动人民，有更多超经济的剥削；劳动人民对于他们，有更大的人身依附。不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虽然占有生产资料，但不能直接运用国家机器，对于劳动人民的超经济的剥削比较少些；劳动人民对于他们的人身依附也比较小些。

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和不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也是互相矛盾，互相斗争的。不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对于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也经常进行反抗。他们的反抗，在开始的时候，也往往用全民的名义，自以为他们的反抗具有普遍的意义。事实上，在反抗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斗争中，他们的利益也确是跟劳动人民的利益有一定的联系。

在中国历史中，在春秋战国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原来的奴隶主贵族起初还是占统治的地位。新出现的地主阶级之中，有一部分是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我们称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地主阶级；有一部分是由手工业者、商人、富农上升来的，我们称为新兴地主阶级。这个新出现的剥削阶级在当时也还是被统治的。在当时，反抗奴隶主贵族的主要的力量是奴隶和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也都是反抗奴隶主贵族的。在当时历史的条件下，新出现的地主阶级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反抗阵线，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农民的起义和奴隶的暴动摧毁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权。新出现的地主阶级利用这些成果，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在公元前第2世纪才完全巩固下来。

后来，地主阶级中又分化出来门阀士族，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上层统治阶层。在地主阶级中，跟他们相对立的是庶族阶层。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好像是重复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反对门阀士族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商人和手工业小生产者也都在反对阵线的行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地主阶级中处于先进地位的是庶族地主。第7世纪，隋末唐初的农民大起义，严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的政权。庶族地主乘机取得了政权，利用政治的力量最后消灭了门阀士族。到第8世纪，唐朝的中叶，他们的政权巩固下来。以后地主阶级又分化为缙绅豪强、官僚地主和一般地主两个阶层。他们的利益也是有矛盾的，也经常有内部的斗争。到了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封建社会进入了衰落时期。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这两个阶层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在这个时期，一般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的先进阶层；他们和自由工商业者有一定的联系，对于农民也有一定的让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的地位转化；中国有了资产阶级。在近代也有一种与春秋战国时代类似的情况。这时的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有从封建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他们跟封建社会有密切的联系，只要求改良而不要求革命。有从商人和小生产者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满足于改良而要求革命。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他们担负不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农民在这个时期组织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但是还是因为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得到成功。

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基本上是跟上面所说阶级斗争的情况相适应的，也就是这种阶级斗争在哲学思想战线上的反映。上面所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或专政阶级中的当权派，所用以巩固他们的统治的思想工具是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跟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斗争的时期，也就是他们上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们的利益跟劳动人民的利益有一定的联系；他们的知识和生产知识有一定的联系；他们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麻醉人民的宗教和唯心主义，在这个时期所需要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在他们战胜了他们的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以后，他们就翻过来用老办法麻醉人民了。他们所需要的哲学就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

这是从阶级根源上说明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进步，也构成中国哲学发展的认识论的根源。

随着上面所说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达到了几个高峰。它们的斗争，有几个主要的回合。

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归结为地主阶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在思想战线上，代表地主阶级及其他反抗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的是唯物主义思想；代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是唯心主义思想。到了战国末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阵营，都完成了它们的壁垒。荀子是唯物主义阵营的主将。他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和认识论中，吸收了以前唯物主义的成果，建立了一个包括哲学各方面问题的体系。庄子是唯心主义阵营的代表。他收集了以前唯心主义的各种虚构，建立了一个包括许多哲学问题的唯心主义体系。荀子和庄子是这个时期的斗争中出现的两个主要的对立面。

在地主阶级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政权以后，地主阶级抛弃了唯物主义哲学。经过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它的在这时候的代言人董仲舒，以孔子、孟子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建立了宗教的、神学的哲学体系，成为汉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在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下，代表“寒门”“细族”的王充，以战斗的唯物主义战胜了董仲舒的宗教神学体系。在这场斗争中，王充和董仲舒是两个主要的对立面。

此后经过东汉末年农民大起义的打击，门阀士族的哲学家抛弃了两汉以来的神秘主义形式，发展了庄子的唯心主义思想，并把《老子》和《周易》也庄子化，建立了思辨的唯心主义玄学。佛教的输入使门阀士族得了一个新的、有力的武器。佛教认为“一切唯心所造”，而这所谓“心”就是“众生”的“心”。“心”所造的“业”决定人的富贵贫贱。这种彻底的唯心主义思想，成为门阀士族的特殊地位的理论上的根据。佛教哲学的发展，到唐代的几个宗派也达到顶峰。

南朝范缜以庶族地主的地位，给佛教的“神不灭”论以有力打击。继范缜之后，刘禹锡、柳宗元也从庶族地主的立场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张载又从庶族地主的立场，对于佛教和道教的唯心主义体系从理论上展开批判。可是，在宋代庶族地主的政权巩固以后，代表它的哲学思想又从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经过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为庶族地主服务的哲学思想又采取了新的形式，建立了唯心主义的道学。程颢和程颐初步建立道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体系。道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发展到朱熹达到了顶峰；主观唯心主义到明代的王守仁达到了顶峰。他们也都是反佛教的，但也都受了佛教的影响。这是唯心主义内部的斗争。

朱熹以客观唯心主义反对佛教的主观唯心主义。这虽是唯心主义内部的斗争，但有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朱熹在中国封建哲学中的地位有似于黑格尔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地位。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也有“转变为唯物主义的前夜”的情况。

道学，特别是其中的程朱派，成为缙绅豪强，官僚地主阶级的官方哲学。代表一般地主阶级、工商业者和市民，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纷纷起来，跟道学作斗争。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反道学的斗争，也进入高潮。王夫之是这些哲学家的代表。他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主要的是佛教和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对立面。王夫之也反对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但没有完全摆脱朱熹的影响。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庞大而细密的。后来的程朱学派，只能重复他所已经说过的东西，没有能超过他的。在清朝，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哲学家，觉得王守仁一派可能转化为像李贽所有的那种反抗思想，认为这是“流弊”，因此重新加强了朱熹哲学的统治地位。在清朝，反对官方哲学的哲学家也都以朱熹为批判的主要对象。戴震就是这些哲学家的主要代表；他完成了反对客观唯心主义的任务。王夫之、戴震和朱熹、王守仁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后的，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对立面。

上面所说的这些对立面互相斗争的过程，也是这些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过程。照上面所说的，在某一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达到当时的顶峰的时候，跟它相对立的唯心主义思想，一方面被迫承认一些唯物主义的命题，但加以歪曲和改造，使适应自己的唯心主义体系，同时又以新的形式提出一些新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得出唯心主义的结论。跟这种新形式的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唯物主义思想又以这些新问题为基础，把唯物主义思想提高一层，推进一步。董仲舒把先秦关于“气”的唯物主义思想，加以综合，作为他的自然观的一部分，同时他又把这些学说歪曲了，认为“气”也有喜怒哀乐，由此建立了他的“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体系。这就是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的一个例证。朱熹建立了以“理”、“气”为中心的哲学，但认为“理在气先”，成为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王夫之的哲学也以“理”、“气”为中心，但认为“理在气中”，成立了唯物主义的体系。这是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化的一个例证。这就是各时期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倚赖的具体情况。这就是哲学中的两个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表现，也就是它们的互相转化的过程。在矛盾的对立面之间，斗争和转化不是两条互不相干的平行线，而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过程。这个规律在以上所讲的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线索中可以看出来，在以后各章对于各哲学家的讲述中更可以看出来。

到了近代，首先出现的是从封建地主、官僚转化的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在哲学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是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从商人和小生产者上升来的资产阶级，抛弃了改良主义，采取革命的路线。他们在哲学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是孙中山、章炳麟等。在思想战线上代表这两大派的哲学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他们所能学到的近代自然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观点，以说明世界。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上，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而且有一定的机械论的因素，但是对于唯心主义也作了很大的让步。在发展观上，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进化论的拥护者。在整个的近代时期，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的旧文化是两个鲜明的对立面。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的政治斗争的历史任务是急迫的。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是短促的。革命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一个观点刚提出来，未及发展就过时了。由于这种历史条件，没有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哲学体系建立起来。

到了“五四”的前夕，随着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急进民主派陈独秀和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等，发表了具有唯物观点的著作，向唯心主义作斗争。

十月革命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哲学史起了根本的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有广泛的传播。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跟各种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有充分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和动力。

完整的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随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在中国生了根。中国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到现代发展到了顶峰。

这就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线索。这个线索充分说明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转化，也说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在以下的各章节中，将更具体地说明这些发展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