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章

太上，

下知又（有）［之］；

其［次］，

亲誉之；

其次，

畏之；

其下，

母（侮）之。①

信不足，

安有不信。②

猷（犹）呵，

其贵言也。

成功遂事，

而百姓胃（谓）我自然。③

最可称道的当政者，

百姓只知晓有他；

次一等的当政者，

百姓亲近而赞誉他；

又次一等的当政者，

百姓畏惧而服从他；

再下一等的当政者，

百姓轻贱而蔑弃他。

当政者诚信不足，

才有百姓的不信任。

谨敛戒惧呵，

要慎重发布政令。

成就了功略和事业，

而百姓们说我是自自然然——并没有依仰什么人。

【校释】

①太上，下知又（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下，母（侮）之。

帛书乙本“又”下残损一字，据甲本当为“之”；首一“其”字下残损一字，据甲本当为“次”。补损阙后，乙本字句如上。帛书甲本此节文字所存完好，乙本存留之字句，除“有”作“又”（“又”为“有”之借字）外，与甲本从同。

郭店楚简（丙）本此节文字为：“大上，下智又之；其即，新誉之；其既，愄之；其即，之。”“又”，通“有”；“即”，借作“次”；“新”，通“亲”（親）；“既”为“即”之误写；“愄”，同“畏”；“”，借作“侮”。其与帛书甲、乙本用字有异，但句脉、文义相侔。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比帛书本多一“而”字，且末句“其下”为“其次”，“母”作“侮”（“母”通“侮”），除此，则与帛书本从同。

※诸传世本中，略异于王弼本者则如：《经典释文》本，“太”作“大”，“太上”为“大上”。邓锜本、吴澄本、明《御注》本，“下”作“不”，“而”作“之”，无末一“其次”二字，整节文字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焦竑本、周如砥本、潘静观本，“下”作“不”，“而”作“之”，整节文字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易州开元幢本、邢州开元幢本、庆阳景祐幢本、周至至元碑本、楼观台碑本、磻溪大德幢本、北京延祐石刻本、遂州龙兴观碑本、李约本、唐李荣本、唐《御注》本、唐《御疏》本、陆希声本、杜光庭本、强思齐本、道藏无注本、陈景元本、吕惠卿本、苏辙本、宋《御解》本、邵若愚本、李霖本、彭耜本、董思靖本、范应元本、无名氏本、吕知常本、寇才质本、赵秉文本、时雍本、杜道坚本、王守正本、林志坚本、张嗣成本、危大有本，“而”作“之”，无末一“其次”二字，整节文字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侮之。”（王守正本“下知”作“下之”）易州景龙碑本，“而”作“之”，“誉”作“豫”，无末一“其次”二字，整节文字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豫之；其次，畏之侮之。”傅奕本，“而”作“之”，“誉之”上有“其次”二字，整节文字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易州景福碑本、敦煌写本之英本、《群书治要》本、张君相本、司马光本、陈象古本、白玉蟾本、宋李荣本、林希逸本、李道纯本、释德清本、薛蕙本，“而”作“之”，“亲而誉之”为“亲之誉之”。《永乐大典》本，无末一“其次”二字，“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为“其次，畏之侮之”。

“太上”，至上、最高之意；孙诒让《墨子间诂》释《墨子·亲士》“太上无败，其次败而有以成，此之谓用民”云：“太上，对其次为文，谓等之最居上者，不论时代今古也。”“太上，下知有之”，谓最好的治理者，百姓只知道有他存在。

“亲誉”，亲近而称誉；“其次，亲誉之”，谓次好的治理者，百姓亲近而赞誉他。

“畏”，畏惧、畏服之意；“其次，畏之”，谓再次一等的治理者，百姓畏惧而服从他。

“母”，通“侮”，轻侮之意；“其下，母（侮）之”，谓比前一种更下一等的治理者，百姓轻慢而蔑弃他。

②信不足，安有不信。

帛书乙本字句如上。甲本“安”作“案”（“案”为“安”之借字）。

郭店楚简（丙）本此节文字为：“信不足，安又不信。”除“又”借作“有”，字句与帛书乙本从同。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首“焉”字与“安”通，句末比帛书本多一“焉”字。

※传世本中，略异于王弼本者则有：傅奕本、宋《御解》本、邵若愚本、彭耜本、林希逸本、释德清本，首句句首有“故”字，无下一“焉”字，整节文字为：“故信不足，焉有不信。”范应元本、林志坚本，首句句首有“故”字，“信不足”为“故信不足”。河上公（道藏）本，首句“信”作“有”，“信不足”为“有不足”。陆希声本，无上一“焉”字，“焉有不信焉”为“有不信焉”。易州景福碑本、北京延祐石刻本，无下一“焉”字，“焉有不信焉”为“焉有不信”。易州景龙碑本、易州开元幢本、邢州开元幢本、庆阳景祐幢本、周至至元碑本、楼观台碑本、磻溪大德幢本、遂州龙兴观碑本、敦煌写本之英本、李约本、唐李荣本、唐《御注》本、唐《御疏》本、张君相本、杜光庭本、强思齐本、道藏无注本、陈景元本、吕惠卿本、司马光本、苏辙本、陈象古本、李霖本、白玉蟾本、曹道冲本、达真子本、宋李荣本、无名氏本、吕知常本、程大昌本、寇才质本、赵秉文本、李道纯本、邓锜本、杜道坚本、王守正本、张嗣成本、危大有本、薛蕙本、焦竑本、周如砥本，上下“焉”字俱无，“焉有不信焉”为“有不信”；潘静观本与之同，唯首句句首有“故”字。时雍本，“有”作“犹”，“焉有不信焉”为“焉犹不信焉”。河上公（影宋）本，无“有不信焉”四字，“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为“信不足焉”。

“安”，则、于是之意；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二云：“安，犹于是也，乃也，则也。字或作‘案’，或作‘焉’，其义一也。”“信不足，安有不信”，谓诚信不足，于是人们不再信任。

③猷（犹）呵，其贵言也。成功遂事，而百姓胃（谓）我自然。

帛书乙本字句如上。甲本首句残损二字，据乙本当为“犹呵”；“姓”作“省”（“省”借作“姓”）。

郭店楚简（丙）本此节文字为：“猷穴，其贵言也。成事述湂，而百眚曰我自肰也。”“猷”，同“犹”（猶），“猷”、“犹”（猶）古通用；“穴”，借作“乎”；“述”，借作“遂”；“湂”，借作“功”；“眚”，借作“姓”；“肰”，“然”之省写。其与帛书本用字有异而句脉、文义从同。

王弼本此节文字为：“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其与帛书本用字略异而句脉、文义相侔。

※传世本中，与王弼本有异者则如：易州景龙碑本，“悠”作“由”，无“兮”字，“功成”作“成功”，无“皆”字，整节文字为：“由其贵言，成功事遂，百姓谓我自然。”寇才质本，“悠”作“由”，无“兮”字，无“皆”字，整节文字为：“由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易州开元幢本、邢州开元幢本、楼观台碑本、磻溪大德幢本、李约本、唐李荣本、唐《御注》本、陆希声本、张君相本、杜光庭本、强思齐本、道藏无注本、陈景元本、吕惠卿本、苏辙本、陈象古本、李霖本、曹道冲本、无名氏本、赵秉文本，“悠”作“犹”，无“兮”字，无“皆”字，整节文字为：“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司马光本，“悠”作“犹”，无“兮”字，无“皆”字，“谓”作“曰”，整节文字为：“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曰我自然。”吕知常本，“悠”作“犹”，无“兮”字，无“皆”字，整节文字为：“犹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杜道坚本，“悠”作“犹”，无“皆”字，整节文字为：“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庆阳景祐幢本、敦煌写本之英本、唐《御疏》本、邓锜本，“悠”作“犹”，无“兮”字，“悠兮，其贵言”为“犹其贵言”。傅奕本、范应元本，“悠”作“犹”，“言”下有“哉”字，“谓”作“曰”，整节文字为：“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宋《御解》本、邵若愚本、彭耜本、董思靖本、林希逸本、林志坚本、释德清本、薛蕙本、潘静观本，“悠”作“犹”，“谓”作“曰”，整节文字为：“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时雍本，“悠”作“犹”，“我”作“德”，整节文字为：“犹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德自然。”李道纯本，“悠”作“犹”，无“兮”字，“事”作“名”，“谓”作“为”，整节文字为：“犹其贵言。功成名遂，百姓皆为我自然。”北京延祐石刻本、河上公（影宋、道藏）本、白玉蟾本、宋李荣本、文如海本、吴澄本、明《御注》本、危大有本、焦竑本、周如砥本、潘静观本，“悠”作“犹”，“悠兮，其贵言”为“犹兮，其贵言”。程大昌本，无“悠兮，其贵言”句，整节文字为：“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遂州龙兴观碑本，“悠兮其”作“其犹”，“功成”作“成功”，“事遂”作“遂事”，无“皆”字，整节文字为：“其犹贵言，成功遂事，百姓谓我自然。”崇宁《五注》本，“事”作“名”，“功成事遂”为“功成名遂”。周至至元碑本，“悠”作“犹”，“言”下有“哉”字，无“皆”字，整节文字为：“犹兮其贵言哉，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易州景福碑本，“功成事遂”为“成功事遂”。

“猷”，同“犹”，本指犹豫，这里可引申为谨敛、戒惧。“贵”，重视、看重之意，可引申为慎重或不轻易。“言”，这里指号令、政令；韦昭注《国语·周语上》“有不祀则修言”云：“言，号令也。”又，刘宝楠《论语正义》释《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云：“言者，所以出令布治也。”“猷（犹）呵，其贵言也”，谓谨敛戒惧呵，慎重发布其政令。

“遂”，成就、完成之意；《广韵·至韵》：“遂，成也。”“成功遂事”，谓成就了功略和事业。

“自然”，自己如此，“然”有“如此”意；成玄英疏《庄子·齐物论》“其心与之然”云：“然，犹如此也。”“百姓胃（谓）我自然”，谓百姓们说我是自然如此，并没有依仰什么人。

【疏解】

承十四章对“道”的摹状，十五、十六章对“为道”的喻示，本章箴戒当政者应如何治理国家、天下。老子分当政者为四类而褒贬有致，其准矱则在于所治是否“贵言”以达于“自然”。

在老子看来，最可称道的治理者政无所施、不治而治，百姓仅仅耳闻其人，却无从感受其所作所为，因而对其情意澹然，殊无好恶、褒贬可言。百姓对于这样的治理者，或如《击壤歌》所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见《群书治要》卷十一所引《帝王世纪》。王充《论衡·艺增》亦对此歌有引，唯末句为“尧何等力”而与《群书治要》略异）此“太上”的治理者诚为“上德”之人，“太上，下知有之”之深意或当关联《老子》三十八章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去领略。

比“太上”次一等的是为百姓所“亲誉”的治理者。百姓所以对其“亲”（亲近）而“誉”（赞誉）之，乃是因为他们施恩德于百姓而为蒙泽者所感戴。施恩于人已是有为之举，不过这有为之举尚出于仁爱而无利势上的私图。相应于仁爱的由衷，百姓的“亲誉之”是诚挚的，但亲与疏、毁与誉的分别毕竟已是对浑全的自然而然之朴醇的打破。一如“下知有之”的“太上”相应于“不德”之“上德”，为百姓“亲誉之”的当政者的致治境界略相应于“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无为”圆融于“为之”，“上仁”终是“其次”于“上德”。

比百姓“亲誉之”又次一等的当政者，是那些令百姓“畏之”的君主。这类当政者诉诸政令、刑罚治理国家，其所作所为当如孔子所贬责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论语·为政》）。政令、刑罚使百姓畏惧，虽因此维系一种秩序，但治于人者顺从治人者究非心悦诚服。《庄子·天道》有云：“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形名”距“大道”已历经“五变”，而“赏罚”则处在“九变”的地位，如果仅以此治理国家，则只能使民“畏之”，而与以“道”致治相去甚远。

比百姓“畏之”再下一等的当政者，是为百姓“侮之”的昏昧之君。为百姓所“畏”的“道政”、“齐刑”或不至于全然没有准限；一旦失了准限而“刑罚不中”以至于“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百姓对当政者就会由“畏之”转而为“侮之”。“侮”意味着轻蔑，意味着鄙弃，被鄙弃之君其厄困而至于危殆的运命则不待说而知。

“信不足，安有不信”，也许对百姓“畏之”的当政者已有所指，但显然着重是就民所“侮”的君主而言。取信于民并不是老子祈愿中的当政者的至高境界，它无宁是天下、国家治理的某种底线——这可以关联着他所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去理解。真正说来，老子从不曾就“信”而论“信”，他所称道的“信”亦可以“不德”而“德”的话语方式称之为不“信”而“信”。这不“信”而“信”乃是大“信”，大“信”则蕴含于当政者由“贵言”得以“成功遂事”后让百姓因无所受其施而感到的“我自然”。

这即是老子所主张的无为而治。“无为”于此决非策谋，其本身即构成非通常所谓目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