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王共治到南书房
由于后金政权一度实行较为原始的军事民主制度,努尔哈赤即便实现了统一后金的目标,他还是不得不对这一制度继续予以尊奉。基于这个原因,他于天命七年(1622),宣布实行八王(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1]通过这种政制,八王之间可以就此求得妥协和平衡,后金政权也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暂时维持完整和统一。在这种制度之下,八王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实际上就是和努尔哈赤共同治理朝政。也就是说,努尔哈赤当时并不掌握绝对权力。有些人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努尔哈赤先后想让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作为汗位继承人,但都因为得不到足够的支持而宣告失败。
此后,皇太极因为受到诸贝勒的推举而继承了汗位,但他短期之内仍然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只得继续沿用八王共治国政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太极逐渐开始尝试集权。他曾规定国人朝见之时,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可以与他同坐受礼,但在不久之后便借故幽禁阿敏,处罚莽古尔泰,逐步改成由其一人“南面独坐”,从而将八王共治的政制废止。至于以贝勒为核心的议政会议,也是越来越为皇太极所操控。为了加强皇权,皇太极还有意仿照明朝政制组建政权,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内阁制的继承。在这种政制之下,各贝勒虽然各自分管六部事务,但他们和皇太极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平行关系,而是严格的君臣隶属关系。
到了康熙时代,集权政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南书房的设置,就是康熙出于限制内阁大学士权力所做的尝试,宣示着皇帝个人权力的进一步上升。在康熙一朝,内阁,包括内阁大学士的权力,曾出现过非常大的反复。从这种反复过程中,尤其可以看出康熙争取更大权力的心机和努力。在康熙的主导之下,内阁大学士的权力逐步坐大,但发展到后来,他又设法对内阁的权力做出种种限制,南书房便由此出现。
在康熙执政初年,由于四位辅政大臣的存在,使得康熙本人对于朝政没有多少话语权。鳌拜等人借口排斥汉化,极力打压汉族官员的政治权力。汉族大学士也因此受到排挤,最多只能做到正五品官员。鳌拜此举表面上是排汉崇满,实际上是不停往自己手中揽权。康熙很快就发现鳌拜此举的恶果:在抬高满族贵族地位的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皇权,并进一步加深了满汉民族矛盾。对此,康熙不得不出手进行干预。康熙八年(1669),在除掉鳌拜之后,康熙很快就恢复内阁旧制,规定满汉官员如果职权相同,则品级和待遇也一样,并通过重用汉族官员来打压满族贵族的权力。在这之后,内阁的权力逐步得到加强,与之相应的则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不断降低,议政的范围也日渐缩小,最后仅仅局限于军事要务及讨论和修改国家典章制度等事项。
正在这个时候,平定三藩的战争,给了康熙进一步提升内阁权力的机会。康熙下令,由于军情紧急,内阁大学士可以奉旨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此后不久,康熙也以军机紧要、不便耽搁为由,下令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拟旨颁行。这一系列决定不同寻常,内阁的权力由此逐渐提升,以议政王大臣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权力,得到根本削弱。
有意思的是,康熙这种改变完全是由战时需要出发临时决定,但在战争结束之后并没有撤销。平定三藩之乱后很长时间内,他都一直沿用着这一惯例,给予内阁大学士更多权力。从代阅奏章,到草拟密诏,再到票拟批答,内阁的权力一直处于上升势头。这种情形直到罢黜明珠和索额图之后,才得到改变。
索额图是清初重臣索尼之子,出身非常显赫,但他同时也借助于皇太子胤礽揽权。明珠虽说出身并不显赫,却和康熙结有姻亲。相比之下,明珠善于团结满汉众臣,处事也更加圆滑老练,正好借助于康熙重视内阁的机会四处伸手,多方揽权。发展到后期,明珠已经完全可以操纵内阁票拟,即便是出现错误,其他官员也丝毫不敢进行辩驳。见此情形,康熙只得又通过设立南书房向内阁索权,把曾经给予内阁的权力一一剥夺。
康熙设置南书房,早期所选官员皆为文学侍从。康熙帝选择乾清宫西南角清要之地,经常与翰林院词臣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翰林等官员中,只有才品兼优者才可获得入值机会,入值之后称“南书房行走”。当然,这些南书房行走也需要秉承皇帝的旨意起草诏令,故此,康熙一定只会选择那些最为亲信之人入值。南书房因此便成为康熙的一个非常贴心的秘书班子,可以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而且,由于康熙的重视,南书房的权势和地位也日见隆起。
借助于设立南书房,康熙成功地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内阁的权力,故此,南书房可视为他发展集权政治的一个重要步骤。从此以后,内阁只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政务机构,真正的实权则被康熙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赋予内阁特权,又通过一系列非常巧妙而特别的手段重新夺回,表面上看,康熙似乎是在重复着猫抓耗子的游戏,其实不然。正是在这种游戏规则的一次次轮回中,康熙完全实现了集权的目的。至少,清朝初年那种议政王大臣会议政制,已经在这几个轮回的游戏中,渐渐变得不再重要,进而逐渐消弭。满族贵族对于朝政过多的干涉和牵制,也就此无影无踪。从此之后,政治权力的中心就是康熙皇帝,再没有其他人、其他机构。康熙就像一个高明的魔术师,通过几个障眼法,得到了他自己最想要的结果。至于康熙晚年诸皇子之间的争夺,那完全是康熙他们的家事,与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没有一丁点关系。虽说此后皇权斗争还会有其他满族贵族或多或少参与其中,并且偶尔也会掀起一番小风浪,但更多的只能是作壁上观的角色。
雍正是最懂父亲心机的儿子,正是这个原因,他才可以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笑到最后,夺取最终的胜利。军机处的设立,从时机的掌握,到运转和推行,都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康熙的影子。与康熙一样,雍正同样是借助于用兵的机会得以施展他个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故而才会将军机处适时推出。与康熙一样,雍正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将军机处撤掉,反而是逐步补充力量,任由其坐强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