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雅可夫斯基诗歌艺术研究
- 岳凤麟
- 2020-07-09 20:30:00
诗歌流派
马雅可夫斯基与俄国未来派
一、俄国立体未来派
未来主义，作为一个20世纪初曾在欧洲有着广泛影响的文学艺术运动，最初起源于意大利，后来流传到英国、法国、德国、波兰、俄国等国家。在意大利、俄国它得到最充分的发展。
1909年2月20日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1876—1944）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未来主义宣言》，标志着意大利未来主义的诞生。然后，在1909—1914年间他又写了许多文章进一步阐述未来主义的美学观点和艺术主张。未来主义者认为，随着大都市、大工业等“现代文明”的来临，人类应该采用一种全新的艺术来表现技术、机器、力量、速度等“现代的美”。他们以建设这种“未来的”艺术为己任，并强调人类过去和现存的文化都已僵死，无法反映当今飞跃发展的时代，因而必须“摒弃全部艺术遗产和现存文化”。在艺术形式上，主张用“自由不羁的词语”随心所欲地反映运动的各种形态和速度，表达作者奥秘的、不可捉摸的感受。他们宣布，要用自己奇特的艺术来与传统的趣味和审美原则对立起来，甚至主张取消或破坏语言的规范，用自然界声音的模拟、数学符号、乐谱来写诗。
意大利未来主义者在拒绝艺术传统的同时，还着意崇拜暴力，美化战争，主张用艺术歌颂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伟大的交响乐”，是“人类唯一的清洁剂”，因而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条件下，沦为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的帮凶和吹鼓手。像马里内蒂这样的人，后来公开投入法西斯的怀抱。1942年他参加了意大利军队包围斯大林格勒的侵略战争。
俄国未来派形成于1911—1913年间。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前后曾出现过几个派别：
自我未来派（эгофутуризм）、立体未来派（кубофутурuзм）、“诗歌顶楼”派（мезонинпоэзии）、“离心机”派（центрифуга）等。最早成立的是自我未来派。1911年彼得堡诗人谢维里亚宁《自我未来主义的序幕》一文的发表，宣告了这个文学团体的诞生，其代表人物有谢维里亚宁、伊格纳季耶夫、奥里姆波夫、格涅多夫等，他们集结在《彼得堡代言人》报周围，曾出版过几本诗文集。该派诗人宣扬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声称“我就是未来”，在创作上主张直觉主义，1913年伊格纳季耶夫把自我未来派称为“直觉协会”。这个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1913年谢维里亚宁退出了该组织。1914年伊格纳季耶夫去世，自我未来派也随之消亡。
“诗歌顶楼”派与自我未来派比较接近，1913年自成一派，建立了“诗歌顶楼出版社”，其成员有舍尔舍涅维奇、包尔沙科夫、伊夫涅夫、拉夫列尼约夫等。这一派存在的时间更短，只有四个月。“离心机”派于1913—1914年在莫斯科成立，由阿克肖诺夫、包勃罗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谢耶夫等人组成。“诗歌顶楼”派和“离心机”派这两派组织较小，活动不多，因而影响也不大。俄国未来派中规模最大、寿命最长的要算立体未来派，它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时代。
俄国立体未来派建于1912—1913年，该组织最初叫“基列亚”（гилея，即热带雨林，意指布尔柳克家乡所在地南俄的塔夫坦克亚省）。因该派艺术家中许多人既写诗又作画，他们提倡绘画中的立体主义，所以才被人称为立体未来派。1912年12月在莫斯科发表的《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可作为俄国立体未来派的第一篇集体宣言，在宣言上签名的有：大卫·布尔柳克、亚历山大·克鲁乔内赫、符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维克托·赫列勃尼科夫四人。随后他们又出版了多种诗文集或诗文画合集，如：《瘦月》（1913）、《塞子》（1914）、《牝马奶》（1914）、《怒吼的帕尔纳斯山》（1914）等，从此，在俄国诗坛上异军突起，锋芒锐利，影响力日渐扩大，其代表人物除前面提到的四位发起者外，还有卡缅斯基、里夫希茨、尼津和女诗人古罗等。
根据《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篇文学宣言和其他有关文章，该派的艺术观点和美学理论大体上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二是对诗歌语言的革新。首先，他们蔑视一切旧的文化艺术，敢于同一切旧的传统对立，给世俗的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他们在宣言一开头就宣布：“只有我们才是我们时代的面貌。时代的号角用语言艺术吹奏的是我们。”“往昔太窄小了。柏拉图学园和普希金比象形文字还要难懂。”[53]因而，他们一方面要与俄国古典文学决裂，同时也要取代同时代的所有作家。他们声称：“得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从现代这艘轮船上扔下水去。”又说：“所有这些马克西姆·高尔基们、库普林们、勃洛克们、索洛古勃们、列米佐夫们、阿维尔琴柯们、乔尔内依们、库兹明们、布宁们等等所需要的只是河边的别墅……我们从摩天大厦的屋顶看他们有多么渺小！”[54]这些，不仅表明了宣言作者们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而且暴露出他们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立场。其次，立体未来派诗人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是热衷于诗歌语言的革新。他们认为，“语言首先应当是语言”，要考虑的是语言“本身”，而不是去注意语言的意义。现存的词语因过多的意义负载而失去了新鲜感，难以表达现代和未来的精神，于是，他们提出要改变现存的词的结构和语法规定，试图重构语言的秩序。在《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里，他们表示“痛恨”现存的语言，要求有权造新词和扩大词汇量。（“我们命令所有人尊重诗人的如下权利：一、用臆造词和派生词扩大词汇量（造新词）；二、不可遏止地痛恨他们之前所存在的语言……”）稍后，在1914年发表的《评判者的陷阱》里，他们进一步阐明了其“新的创作原则”，声称要否定语法和句法规则，取消标点符号，摧毁旧的诗歌韵律，建立自由诗体等等。由于这种词语“革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着很多缺陷和弊端，很自然引起舆论界和读者的种种批评和非议，但是，他们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在革新诗歌形式的同时，注重革新诗歌语言的原则，都具有积极意义，不容一笔抹杀。有不少具体的变革主张，也须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特别是该派中涌现的一些大诗人（如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等），他们在克服自身局限的基础上，为革新俄国诗歌的语言、格式、韵律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有必要认真予以总结。总之，在了解和评述俄国未来派时，有两点值得注意：
（1）俄国未来派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作为一个文学团体或一种文学流派，其艺术观点和构成人员是相当庞杂的。正如马雅可夫斯基在《关于未来主义的一封信》（1922）中所指出的：“十月革命前，未来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有确切定义的流派，在俄国并不存在。”[55]在谈到“未来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时，他又说：“任何人都可以称为未来主义者，提出政治任务（复兴意大利）的战争的意大利人马里内蒂，像谢维里亚宁这一类的俄国诗人，我们——在革命中找到精神出路并走上艺术街垒的俄国青年诗人，都是以这样的称号出现的。”[56]而在俄国未来派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实力最强的，一般公认为立体未来派。所以后来文学史上提及的俄国未来派，主要就是指立体未来派。
（2）俄国未来派与意大利未来派之间既有相同和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区别和重大的差异。俄国未来派不是意大利未来派的派出单位或分支机构，而是外来的诗歌影响和俄国本土的文化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它们之间有相同或相似的美学原则和艺术追求，如对文学传统的否定、对现代文明的歌颂、对新的艺术形式的试验等等，但在对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上却有着原则的区别。意大利未来派主张用艺术去歌颂战争，而俄国未来派却对帝国主义战争持反对态度。意大利未来派与资产阶级政府气味相投，甚至同流合污。俄国未来派与资本主义社会格格不入，希望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精神出路。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1914年2月马里内蒂到俄国访问时，俄国未来派在许多问题上与他展开了辩论，表达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当这位意大利未来派领袖在莫斯科“自由美学协会”作报告时，参加听讲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布尔柳克曾当场起哄，发出嘘声。后来，马雅可夫斯基又明确指出，1914年的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俄国各种社会团体是一次考验，“俄国的未来主义者终于和马里内蒂的诗歌帝国主义宣战了”。[57]
二、“黄色短外衣”与“未来主义快车”
俄国未来派（主要指立体未来派）在其诞生之日起就处于比较低微的社会地位，他们不满现实，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持否定态度。因而，从一开始，他们的思想言行，就表现出较强的叛逆精神与民主倾向。他们一般的活动场所在文学咖啡馆和酒吧，贵族资产阶级的沙龙与他们无缘，而且经常受到上流社会的冷遇与歧视。他们愤世嫉俗，狂妄不羁，标新立异，敢于反对一切旧传统，蔑视一切旧偶像。就拿马雅可夫斯基来说，他从决定从事文学活动之日起，就一心要建立“社会主义的艺术”，想用自己的一套来与“那个袭击我的旧时代的美学对抗”[58]。他和布尔柳克二人，一个“具有一种凌驾同时代人之上的大师的愤怒”（指布尔柳克），而自己所有的“则是一个知道旧事物势必灭亡的社会主义者的热情”[59]。他们一起聊天，“从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聊扯到学校的无聊，从学校的无聊扯到一切古典作品的无聊”[60]接着，他们又和几个志同道合者一起，经过几个夜晚的努力，终于出台了那份赫赫有名的联合宣言——《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身材高大、目光炯炯有神。他初登文坛时，锋芒毕露，傲然独行。用高尔基的话来说：“他年轻，现在不过二十岁，他大喊大叫，放荡不羁，但毫无疑问，在他身上什么地方总是隐藏着才能的。”[61]特别是他在各种场合出现时，经常身着他那件可以称之为奇装异服的“黄色短外衣”，他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关于这件“黄色短外衣”，马雅可夫斯基本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者在各自的评述中都屡次提到，成为诗人早期未来派活动的一种显著的标记。马雅可夫斯基在自传中专有一节“黄色短外衣”，他这样写道：“我从来不曾有过一套衣服。只有过两件工作服——样子难看极了，有效的办法是用一条领带来装饰。我没有钱，从我姐姐那儿拿来一条黄色的饰带。我把它系了起来，非常成功。人身上最显目、最美丽的东西就是领带。显然，你把领带放大，就会博得更大的成功。但领带的尺寸有限，我不得不耍点花招：做了一件领带式的衬衫和衬衫式的领带。”[62]俄罗斯学者阿·米哈依洛夫在其新著中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有两件黄色上衣，一件是鹅黄色的，一件是黑黄相间带条纹的。据说，马雅可夫斯基穿着这种上衣十分优雅。只是这优雅未必是上衣赋予的，优雅就像嗓音或音乐听觉一样，都是天赋。他穿它，是因为穷，衣服是‘姐姐用普希金在斯尼奥夫时穿过的那种灯笼裤改做的，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维·利夫希茨语）。”又说：“在1911—1919年间马雅可夫斯基一直保持着‘流浪者’（原文为英文Vagabond）的风格。经常是一种拜伦式的海盗诗人打扮：压在眼眉上的黑色宽檐帽，黑色的衬衫，黑色的领带结。这也是因为穷。穿一件黑色的海军斗篷，胸前配一枚狮子扣，超过了一切豪华的装饰。”[63]看来，马雅可夫斯基穿上这件服饰，确实是因为他家境贫穷，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制服可穿。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嘲弄与挑逗。1915年他在《关于各种各样的马雅可夫斯基》一文中再次谈起这件短上衣：“女士们和先生们！我——一个煞风景的无赖汉，穿上黄色的短褂，闯进那些在齐齐整整的常礼服、燕尾服和西装上衣下高贵地掩藏着谦恭和礼貌的人们当中，这对我说来是无上的欢欣。”“我——一个蔑视成规的傲慢人，我只要向我所看到的人的衣服上瞟一眼，就会在他们的衣服上永远留下约摸有甜果盘子大小的油污斑点。”[64]因此，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有一件还是两件短上衣，也不在于这件上衣是黄色，还是黑黄相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服饰者的某种精神、气质。下面这段评述，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在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黄色上衣犹如斗牛场上挑逗公牛的红布条。这是挑衅，孩子气的挑衅：嗨，这件黄上衣，它几乎成了未来主义的象征。”[65]
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和当时报刊的报道，马雅可夫斯基参加的一些活动（如讲演、报告、朗诵等）往往在文艺界引起轰动、喧闹，甚至惹出事端。下面仅举几件具体的事例：
1913年5月，久居国外的著名诗人巴里蒙特（1867—1942）返回俄国，受到文艺界隆重的欢迎。大家知道，巴里蒙特在俄国诗坛的地位非同一般，是顶级的大人物。勃留索夫曾说，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十余年内，正是巴里蒙特“牢牢地统治着俄国诗歌”[66]。因此人们纷纷用“伟大的俄国诗人”的桂冠来称呼他。5月7日，俄国“自由美学协会”特意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会议由社会名流俄国象征派领袖勃留索夫亲自主持，发言者对巴里蒙特自然是赞誉有加，推崇备至。谁也没有想到一位不到二十岁的莽撞的小伙登台要求发言，此人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一开口就出言不逊。他说，发言的人都是诗人的相识或好友，而他则是以巴里蒙特的敌人的名义来表示欢迎，此话弄得全场莫名其妙，出现了令人非常尴尬的局面，而这位青年人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讲下去。他说，他以前曾读过巴里蒙特的作品，熟悉他那些“平稳的、舒畅的像秋千、像土耳其躺椅一般的诗句”。接着，他又提高了嗓门：“你讴歌了垂死的、贵族的庄园和贫瘠的、不毛的田野。而我们，青年们，未来的诗人们，不讴歌那些东西。我们的竖琴演奏的是今天的生活。我们和生活汇合成一体，你们是踏着摇摇欲坠的、吱吱作响的阶梯向古老的塔尖攀登，从那里眺望珐琅般的远方……”[67]这时，会场上不断发出了嘘声和叫声，大会主席勃留索夫为了维持会场秩序，提醒马雅可夫斯基：“客人一定要有客人的礼貌。”马雅可夫斯基打断了主席的话，回答：“那么，再见！我走啦！”说着就向出口处走去。此刻不知哪里传来一位观众的嘲笑声：“谁说‘再见’？”“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一边回答，一边就离开了会场。
再一个例子，如：1913年10月19日，适逢莫斯科马蒙诺夫街“玫瑰灯”酒吧开业庆典。一群群男男女女身着盛装，涂脂抹粉，纷纷到此寻欢作乐。大厅里挤满了人，一时间灯红酒绿，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在纸醉金迷的灯光下，马雅可夫斯基突然登上舞台。他身材魁梧，那件刚缝制的黄色短外衣显得那么耀眼，大厅里顿时寂静下来。马雅可夫斯基伸出他宽阔的臂膀，发出了洪亮的声音。今天他要借此场合朗诵自己的新作：
他傲慢地把大厅环视了一遍，然后急剧地指向一方：“喂，你们，男士们，胡须上还留着一片白菜，沾着什么地方没吃完、没喝净的菜汤。”他眨了一下眼，把目光指向另一方：“喂，你们，女士们，活像从衣服的贝壳里钻出的牡蛎，这么厚厚一层脂粉涂在你们脸上。”在诗句威力的震慑下，席间的听众弄得简直手足无措。马雅可夫斯基步步紧逼，最后咏道：
这时，整个大厅沸腾了，场内爆发出一阵阵歇斯底里的口哨声、叫喊声。面对这一切，马雅可夫斯基神态自若。在这种骚乱和动荡中，他似乎感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和痛快，他说：“再来得厉害些！再来吧！让我们看看这些白痴！”[68]
马雅可夫斯基的这篇新作题为《你们拿去吧！》（1913），在早期作品中，作者第一次公开地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社会对立起来，他称自己为“野蛮的匈奴人”，以粗鲁的诗句对那些“文雅的”“有教养的”听众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和嘲讽，激起了上流社会的不满和抗议。后来作者谈到这首诗时还说：“资产阶级的鼻子在我们身上闻到了火药味。”[69]（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马雅可夫斯基和俄国未来派。）
马雅可夫斯基早期的文学创作，不仅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而且在活动方式上也别具特色，招人注目。俄国未来派与先锋派艺术家如康定斯基、马列维奇、拉里昂诺夫等来往密切，他们自己如大卫·布尔柳克、马雅可夫斯基、克鲁乔内赫等，也既写诗又作画，并经常参加先锋派艺术家的画展，或联合出版诗文画合集。同时他们还提倡旅行创作，周游各地。他们不仅在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朗读诗作，而且在城市街道上进行化装表演，招摇过市，引来群众的注目和轰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1913—1914年间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卡缅斯基三人所作的“巡回创作”活动。他们的足迹遍及十几个外省城市，从哈尔科夫出发，沿途经过：辛菲罗波尔——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基什尼奥夫——尼古拉耶夫——基辅——明斯克——莫斯科——喀山——平扎——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巴库——卡卢加——莫斯科等地。人们把这次活动称为“未来主义快车”或“未来主义之旅”。他们所到之处，新闻媒体都及时予以报道，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一些情况，其中也不乏骚乱、闹事的场面。如在哈尔科夫时，他们三人各作了一个报告：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的成就》（关于诗歌方面的）、布尔柳克的《立体派与未来派》（关于现代绘画方面的）和卡缅斯基的《飞机与未来主义诗歌》（关于算术发明对现代诗歌的影响），事前都出了海报，制造舆论，会后又进行街头表演。当时的报纸上这样记载：“昨天在苏姆斯克大街又出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人流挤满了街道。发生了什么事？火灾吗？不，这是著名的未来主义领袖——布尔柳克、卡缅斯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出现在观众中间。三个人都戴着大礼帽，大衣里看得到黄色上衣，纽扣上插着一丛四季萝卜……”[70]又如：1914年3月在梯弗里斯，同样也举行了报告和街头表演。据同时代人C.斯帕斯基的回忆，这次报告“内容似谜，令人费解，有人对报告的提纲感兴趣，有人感到愤怒”。关于街头表演是这样描述的：“布尔柳克穿着质地很好的燕尾服，脸上涂着很厚的粉，戴着小巧的女手柄镜；卡缅斯基上身穿一件黑色镀金边的红绒风衣；马雅可夫斯基则包裹在一件丝质的红色风衣中，上面布满小金星，头上是一顶软细毛帽。所有人的脸上都涂上了东西！嘿，这不就是一个流浪的马戏团吗！梯弗里斯人惊喜不解地目送着全体三人小组。”[71]他们的文艺活动有时还引起保安部门的注意，为了防范不测事件，警察当局派出大小官员亲临现场。例如，关于在基辅举行的那次讲演会，当地报刊以“未来主义者在基辅”为题这样写道：“昨天举行了著名的未来主义者：布尔柳克、马雅可夫斯基、卡缅斯基的第一场演讲报告会。出席者有：总督将军（省长）、警察局长、8位警察所长、16位所长助理、25名分局侦察员。60位警士在剧院里，50位骑警在剧院附近。”[72]后来，马雅可夫斯在自传中也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周游俄罗斯。晚会。演讲。省长们都小心翼翼。在尼古拉耶夫，他们叫我们既不要提当局，也不要提普希金。我们的演讲往往才讲了半句话，就被警察禁止了。”[73]然而，未来主义者对这一切似乎满不在乎，反而感到兴奋不已。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能更快引起社会和观众的注意了。
“未来主义快车”在俄罗斯大地行走了17个城市，所到之处在群众中掀起一阵阵的热潮，迅速扩大了它们的影响，而它们搞的一些活动却往往显得那么唐突，滑稽可笑。俄国未来派是一种复杂的文艺现象。他们是一批俄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叛逆者，面对旧制度、旧传统的沉重压力，他们大喊大叫，玩世不恭，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甚至是扭曲变形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不满、抗争。但他们中一些有才华的优秀艺术家没有停滞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历经磨砺，不断创新，终于用自己的劳动实绩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信任。关于俄国早期未来派，高尔基曾作过下面一段精辟的评述：“并没有俄国的未来派，有的只是伊·谢维里亚宁、马雅可夫斯基、布尔柳克、卡缅斯基，其中不乏无疑是有才华的人，将来除去莠草，就会出现一些名家……他们年轻，不保守，喜欢新颖、新鲜的词语，这无疑是他们的优点。另一个优点是：艺术本来就应该走出书斋，面向人民，面向群众，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诚然，他们做得很怪诞，不过，可以原谅。他们年轻，年轻……他们不是流产儿，他们是正常产儿。”[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