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铸十月、诗苑吐奇葩

——马雅可夫斯基的经典名著长诗《好!》

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好!》是为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而作。它写于1926年末至1927年。长诗开始取名为《十月》,后来改称为《1917年10月25日》,全诗写成后才最后定名为《好!》。卢那察尔斯基把它称为:“十月革命的青铜铸像”。在长诗里,诗人以时代的强音放声歌唱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歌唱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年间所经历的战斗历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出色地抒发了革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衷心热爱和无限深情。这首颂歌的主题,如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好”。长诗发表后,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和高度的评价。卢那察尔斯基在一次庆祝会上指出“我们应当把它当作庆祝我们节日的最雄壮的进行曲,这支进行曲没有一个不协调的音符,在工人听众中间一定能赢得掌声”[35]。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也说:“我觉得《好!》是一篇纲领性的东西。”[36]

1917—1927年,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一瞬。然而,对苏联人民来说,这是多么不平凡的难忘的十年啊,它经历了极其光荣艰苦的路程。在十月革命烽火中诞生的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冲过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的泥潭和血泊,跨越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艰难和险阻,披荆斩棘,终于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着手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

伟大的革命开创了新的时代,新的时代展示了新的生活画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如何表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这是新的严肃的课题。马雅可夫斯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革新精神进行了不断的创作实践。仅以篇幅较大的作品为例,1918年诗人创作了《宗教滑稽剧》,他说:“这是我们伟大革命的诗歌和剧作的混凝体。宗教——是指革命中的伟大事物,而滑稽——是指其中可笑的东西。”[37]它是革命后在苏联第一次上演的现代剧,被文学史家们誉为“第一部苏维埃戏剧”。1920年诗人又创作了长诗《150,000,000》着意表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诗中勇士伊凡的形象代表一亿五千万俄国革命人民,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形象代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之间的斗争构成长诗的基本冲突,最后以人民力量的取胜而告终。凡此种种,均属有益的尝试,但毕竟都带有探索的性质,严格讲很难说是完美的成功之作。后来,随着诗人思想认识的逐步提高,艺术经验的逐步积累,到20世纪20年代,他的创作才进入日臻成熟的阶段。

在长诗《好!》中,我们首先看到马雅可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把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相互抗争的必然结果,长诗二至六章,诗人真实地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各阶级代表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登场表演的情景。“两个阴影起来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晃动的”。前者指的是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革命人民,他们昂首挺胸正在崛起。后者指的是没落腐朽的反动势力,他们日暮穷途,分崩离析,却仍进行着垂死挣扎。双方移动着、冲突着,“正好撞在一起”,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

在激烈、尖锐的动乱中,马雅可夫斯基有力地刻画了反革命营垒中各种人物的肖像,如俄国资产阶级的最后“英雄”、醉心于当俄国拿破仑的克伦斯基律师,粗鲁凶残,标榜“渐渐地、慢慢地、一寸一寸、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波波夫大尉,还有主宪民主党的首领米留科夫教授,资产阶级政论家库斯科娃等。关于克伦斯基,马雅可夫斯基写道:“他的眼睛是波拿巴式的,而制服是保护色的”,他“像一只快乐的喜鹊”,善于“做例行演讲”,他沉醉于自己的光荣“比喝了四十度的白酒醉得还凶。”,特别饶有兴味的是,诗人在第四章里仿效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章,巧妙地对库斯科娃、米留科夫、克伦斯基一伙进行了喜剧性的辛辣嘲讽。大家知道,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当女主人公达吉雅娜见到奥涅金后一往情深,夜不能寐,向奶妈倾诉自己的衷肠。在长诗《好!》里,代替达吉亚娜的是老婆子库斯科瓦夫人,代替奶妈的是长着大胡子的米留科夫教授。库斯科娃夫人迷恋上了克伦斯基政权,如痴如狂,她去找米留科夫教授,喋喋不休地诉说:“我闷得慌”“我心绪不好”“我害上了相思”,“如果不能跟他,我就要跳河。”……大胡子教授一时弄得摸不清底细,连声问道:“到底爱上了谁?爱上了哪一个?”等到库斯科娃直言不讳“爱上了克伦斯基”时,他才眉开眼笑地回答:“好,这有什么关系——反正一样!由尼古拉掌权,或由萨沙(注:克伦斯基的全名是亚历山大·费多洛维奇·克伦斯基,萨沙是亚历山大的亲昵的称呼。)掌权,我们的收入都一样不变。”马雅可夫斯基这种古为今用的笔法,真可谓独出心裁、妙趣横生,把这伙资产阶级政客们沆瀣一气的丑态和反动本质揭露得淋漓尽致。

然而,无论这些反动小丑怎样进行表演、挣扎,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诗人借冲进冬宫的水兵之口,当着临时政府部长们的面,大声喊道:“哪些是临时的?滚出来!你们的时代已经完结。”是的,这声音代表着人民的意志,是历史的正义裁决,它庄严宣布: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新纪元已经开始了。

长诗的第六章是直接描写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它表明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这一章是这样开始的:

十月

像往常一样,

刮着

大风,

跟资产阶级时期

没什么不同,

汽车和电车

沿着

惯常的轨道,

向着

特罗伊茨基桥

蜿蜒前行。[38]

在经历了震撼世界的革命风暴后的第二天清晨,城市的景物似乎仍“像往常一样”——依然“刮着十月的风”,诗人重复着几乎是同样的诗句,但结尾时却“已经是——社会主义时代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既是这样的来之不易,又是这样的寻常自然,合乎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马雅可夫斯基在描写十月革命风暴时,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作用。在十月革命后初期的苏维埃文学中,许多作家在政治态度上拥护革命、赞成革命,但对革命的意义往往缺乏深刻的理解。他们在肯定革命的必要性时,却把革命描写成自发的不可思议的破坏力量,它如洪水、如大火,冲决着、焚烧着整个旧世界。显然,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中,与这种观点进行论战。确认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扭转乾坤的力量,它能把人民的自发运动转变为自觉的革命斗争:

把这一股旋风,

从思想到机枪,

把这建筑工地

和大火的浓烟,

统统

抓在手中,

指出方向,

组织在一起。[39]

其实,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人剥削人的制度、使社会生产力从资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雅可夫斯基充分认识到劳动的伟大意义:“社会主义:这是自由地集合起来的人们的自由劳动。”他用专门一章——第八章来热情讴歌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萌芽。的确,当时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人们忍受着这一切,看到了光辉灿烂的未来。正是在这意义上,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蓬蓬勃勃的创造力量。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末尾用下面的诗句来强调这一点:

我们

一年年地

越来越充满朝气。

铁锤

和诗句啊,

赞美

这青春的大地。[40]

长诗《好!》共有十九章,第一章起着序诗的作用,说明诗人的创作目的和构思意图。第二章到第八章描写了苏维埃共和国在斗争中的诞生,讲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九章到第十六章表现了共和国的艰难成长,包括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以及从战争走向和平建设的转折。第十七章到第十九章以抒情的笔调,歌颂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展现了祖国的前程。长诗采用了“组合式”的结构,长诗的每一章都是一首独立完整的诗篇,组合起来又是一部结构严谨的长诗。长诗有两个高潮,即第六章和第十九章,第六章直接描写了伟大十月革命的斗争和胜利,第十九章是一曲欢庆苏维埃共和国的颂歌,这两个高潮集中体现了贯穿长诗的两个中心主题: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祖国。长诗《好!》既是一部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个十年的艺术编年史,又是一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赞歌。

《好!》和《列宁》一样,同属优秀的政治抒情叙事诗,但两者也各具特色,《列宁》以叙事为主,并兼抒情,而《好!》则以抒情为主,并兼叙事。抒情性是长诗《好!》的一个亮点,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革命历史中汲取诗情。大家知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苏联人民经过极其艰苦、极其残酷的斗争才取得的。诗人回顾革命的历史,缅怀往昔的峥嵘岁月,深感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来之不易。为了创造幸福的明天,我们对艰苦的昨天决不应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诗人在第十三、第十四章里,满怀深情地写道:

那有着

甜果汁似的空气的

土地,

可以随来随去,

走马观花——

但是

同它

一道受过冻的土地,

我是一生一世

不能不爱它。[41]

又说:

我这

土地!

何时,何地

肚子发了胖

下巴叠成双,

这都

可以忘掉,

但是

同它

一道挨过饿的国土,——

我是

永生永世

忘不了![42]

(2)从未来前景中汲取诗情。未来派一贯标榜自己面向未来,但只有这种未来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展示社会主义的理想时,才显得朝气蓬勃,充满着无穷的魅力。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在人们面前展示出无限广阔、无比灿烂的前程。诗人高瞻远瞩,畅抒心怀:

我赞美

祖国的

现在,

但三倍地赞美——

祖国的将来。

……

……

……

我看见——

在今天垃圾腐烂的地方,

在只有一片荒漠的地方,——

一眼入地一沙绳,

我看见,

公社的

大厦

正从地下萌芽茁长。[43]

这章结尾,诗人把社会主义祖国比作“人类的春天”,引吭高歌:

而我,

像为诞生在

劳动与战斗中的

人类的春天高歌,

歌唱

我的祖国,

我的共和国![44]

(3)在日常生活中汲取诗情。马雅可夫斯基不仅擅长描写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变革、金戈铁马般的激烈斗争,而且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平凡劳动、亲朋关系来显露自己的才华。例如,在第十四章里,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封锁,国内战争破坏后的困苦年代,伏尔加河一带发生了大饥馑。诗人家中的亲友艰难度日,由于长期饥饿,爱人的两眼肿得“比盘子还大”。医生说,“眼睛要看得见,必须吃蔬菜,必须保温暖”。于是他“抓着绿色的小尾巴,提着两个小小的胡萝卜”,“腋下夹着又湿又细的木柴”,“到爱人家去作客”。诗人不胜感慨地说:

我曾经

送过她

许多糖果和鲜花,

但是

这个贵重的胡萝卜

和那

半根

白桦树木柴,

比所有

贵重的礼物

使我记得更为深刻。[45]

诗人还谈道,“明天就是新年”,诗人的二姐来了,问他“有没有盐”。他把“一小撮湿漉漉的盐”分给她一点,可是当她冒着严寒,“一路上一滑一跌”地回到家时,“盐已经冻结在指头上,倒不下来”了……这些情景看来都是生活“琐事”,但诗人写得如此真切感人,如此刻骨铭心,于细微处见精神,具有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又如,在第八章里,诗人描写了星期六义务劳动,“严寒,隆冬”,“一群穿着工作服的共产党员”自愿地来到工地上装运木柴,他们挥汗如雨,不计报酬。“虽然他们完全有走开的权利”,但是他们“决不走开”,而且“很晚才收工”,因为“同志们在挨冻”,“需要我们的木柴”。诗人写道:

工作是困难的,

工作

很吃力。

为了它

不给一文工资。

但是我们

工作着,

好像我们

在写着

一篇最伟大的史诗。[46]

这些诗句,既豪迈地反映了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又深刻地揭示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意义。

应该指出,抒情主人公“我”在长诗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它用一个“好”字写尽了无产阶级之情,表达了人民大众之志。长诗《好!》就是这种崇高思想和美好情操的结晶,堪称社会主义抒情诗歌中的杰作。

第十九章是这样开始的:

整个

地球

我差不多

全都走到,——

生活

是好的,

生活着

很好。

可是在我们

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中,——

更好。[47]

在末尾,诗人又写道:

而我的国家——

却正青春年少,——

创造吧,

发明吧,

实验吧!

欢乐已来到。

难道我们不该和你们

共享?!

生活是奇妙的,

而且又

美好。[48]

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其中“生活是好的,生活得很好”成了诗的主旋律。在通篇二百多行诗中不断出现“我的大街”“我的楼房”“我的商店”“我的劳动”“我的代表”“我的共和国”和“好的”“很好”“更好”“多么好”……反复吟诵,跌宕起伏。在诗的画面上,我们看到长诗的抒情主人公、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头顶着“蓝色的丝绒”般的天空,沐浴着大气中的“芬芳”,信心百倍地、无比自豪地阔步迈向光明的未来。这个“我”既是抒情主人公的自我表现,又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正如法捷耶夫所指出的:“马雅可夫斯基诗的主要特点是社会和个人在诗中达到完美的融合。”[49]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到1991年末苏联解体,俄罗斯社会经历了急剧的动荡与变化。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作家及其作品受到各方面的非议、嘲讽、诋毁,指责他的创作“一味说好”,称这是“作为一个世人所不能原谅的缺乏远见”,[50]攻击他的长诗《好!》为“最奴颜婢膝的作品”,他所写的诗“几乎十分之九是假话”,“靠神话过日子”[51]等等。这些言论明显地受到当时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思潮的蛊惑和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历来是一些人认为“好得很”,另一些人则贬为“糟得很”,无需大惊小怪。

不过,当我们现在重读诗人长诗《好!》的时候,从诗人如何待现实生活,如何反映现实生活的角度来看,许多篇章值得关注。作为一个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肯定社会主义、歌颂社会主义的同时,在回顾十月革命后十年这段历史时,他没有回避矛盾,没有讳言苏联人民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和牺牲,更没有“一味说好”。请看!“看,虱子似的太阳,……在莫斯科上空升起,好像患了斑疹伤寒”(第十四章),“我们——饿着肚皮,我们——一贫如洗,”(第十章)“但是,好像故意为难,有的只是革命,黄油却不见一星一点。”(第十二章)等等,同样,他也没有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去观察未来,预示前景。长诗第十八章写得特别深沉感人,富有内涵。月色、夜幕,诗人在红场宫墙下的烈士陵墓前漫步低徊,心潮涌动,思绪万千,他向青年一代的接班人提出了“你们应该如何生活”,生活中“应该拿谁做榜样。”这样严肃的问题。他以老一辈革命烈士的名义向正肩负着革命与建设的重担的人们问道,在革命的征途中,“有没有人中途停顿?”“有没有人投降?”党的队伍“是不是团结?”“是不是统一?”他还问:

你们有没有

陷入

专断独行的泥淖?

官僚主义

有没有

在你们脑子里

织下蛛网?[52]

等等。这些肺腑之言,不仅在当时凸显出诗人不被庆祝胜利的掌声冲昏头脑的清醒求实的精神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在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回顾,反思苏共建党,苏联建国的历史教训时,让人感到它们所具有的穿透时空的力量和现实意义。诗人的远见卓识,确实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