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一　从王国到帝国

“王国”时代可以把夏朝算做它的开始。这时候留下一个“大禹治水”的故事。很多民族都有过史前洪水的传说，在中国却是“治水”的传说。“治水”与国家的进化有什么关系呢？大规模的“治水”就需要专门规划，需要用职能分工和集中管理的方式大规模组织人力，也许这就促进了氏族社会的质变和集中化权力的产生吧？所以有的学者说，夏朝国家是对战胜洪水的献礼。这是个尚未证实的推测。夏商周的官制中，治水之官并无特殊地位。然而它也启发我们，去考察那些足以导致集中化管理的类似行为，比如筑城。在史前大约相当于尧舜禹的时代，已有数十座原始城堡被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的一号、二号宫殿，被认为已属夏文化；建筑这样的宫殿，所需的劳动日估计要以数十万、上百万计。学者认为，这就是存在着国家组织的旁证。

王国诞生的前后，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很明显了，可是看不到太多古希腊的那种“阶级斗争”的迹象，倒是部族之间战火四起，黄帝、炎帝、蚩尤诸族间兵戎相见，一片刀光剑影。部族间的敌对、征服和联盟对中国国家的演生，大概起到了重要作用。征服和暴力，也是公共权力的催生婆和强化剂。新石器时期发现的大量兵器，已不仅是用来对付野兽，也被用来对付同类、对付人了。此期墓葬中那些伤痕累累的残缺尸骨，就是证据。有人把这个时代比作“英雄时代”，但借用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也可以说，国家权力从其来到世间，就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在滴血的东西。文明是用野蛮为自己来开辟道路的。

传说在虞舜之时，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垂作共工、益作虞、夔作乐官、龙作纳言、皋陶作士。这禹、弃、契又分别是夏、周、商族的首领，他们在部落联盟中各司其职，朦胧地呈现出了“官员”身份。这是很有意思的。《左传》还曾提到，少皓挚时曾有一种“鸟师而鸟名”的制度，凤鸟氏做历正，玄鸟氏做司分，祝鸠氏做司徒，雎鸠氏做司马；四类24种鸟名，对应着四类24个官职。那些鸟名，应该都是氏族之名。这就是一种古老的职官形态，其中部族因素与官职结构混融不分，姑称“族官制”吧。一部一族之长，又在更高的政治单位中承担官职的情况，在周代的世官制中仍然看得到，比如滕国之君为周之卜正，陈国国君为周之陶正，楚国的钟仪之族世代做伶人（即乐师）之官，郑国的公孙黑之族世代做行人（即外交官）之官，等等。

从甲骨文、金文以及文献中，能看到商周有大量氏族的存在；可在同时，官员体制也日益清晰、复杂起来了。周朝政治制度已较体系化了，而且留下了很多被后代沿用的官名。周初的大分封，确立了数十个诸侯国。诸侯把采邑封授给卿大夫，卿大夫之下有士，士为天子、诸侯和卿大夫承担各种职事。由此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等级秩序。王廷的元老大臣称“公”。其下有卿事寮、太史寮，前者掌行政事务，后者掌文书图籍、宗教文化事务。内廷官则有太宰、膳夫等。宗法制发展得特别完备，它根据亲疏嫡庶关系，来构成血亲团体、维系宗族秩序和确定个人身份。国君也好，贵族也好，都依照宗法而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即由正妻所生的嫡长子继承地位。从现代的角度看，政府组织与亲缘团体是性质迥异的，然而官员体制和宗法关系的同时发达，却构成了中国早期国家的突出特点。这是个让人惊异的事情。

西周春秋的政治形态，集权程度远不如帝制时代。天子直辖的地域不过王畿而已，诸侯则遥居各地，其间有着广袤的间隔。诸侯们最初还听命于远方的天王，但随着时间推移，空间的政治维系，因天高地迥而逐渐松弛下去。列国国君在境内的予取予夺能力，也是以贵族“世卿世禄”的传统特权为限度的。贵族各有其宗族和采邑，大的采邑如同小国一般。所谓“百乘之家”“千乘之家”的提法，显示贵族们出得起百辆、千辆兵车，这样的“家”宛如国中之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语，只是夸耀溥天之下没有敢作对捣乱的敌手而已，其实周天王并不直接管理诸侯的行政、卿大夫的采邑，遑论生活在农村公社之中的列国农民了。农村公社超越了血缘性的氏族公社，具有地域编制的意义；其中实行“井田制”，土地定期重新分配，可见它仍带有一定“公”的性质，故称“公社”。

早期的王权虽集权程度不如帝制时代，但也显示了众多的集权倾向。商王自称“予一人”，宣称他代表部众对天负责，又代表“天”统辖部众。周王的“天子”之称，也具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义。“王”在古文字中是斧钺之形。在史前墓葬中，出土大钺、玉钺的墓葬往往是首领之墓；周武王伐纣之时“左杖黄钺”，还用这黄钺砍掉了纣王的脑袋。那么从史前到商周，斧钺都是军权的象征：对外是征讨诛伐之权，对内是治军行刑之权。然则“王”字为斧形，暗示了王权的军事来源。

春秋战国时兼并日趋剧烈。组建强大军队、争取战争胜利的努力，也推动着权力和控制的集中化。楚、晋、秦等国已在边地重镇设“县”了，尽管其长官最初多为世袭，但往往由国君直辖，与卿大夫的采邑不相同了。战国的“郡”最初是一种军区，所以其长官称“守”，即镇守者。换言之，郡县制源于以军政方式对地方实行集中化的控制。史籍所见的列国基层管理，有轨、里、连、乡或比、闾、族、党、州、乡之类形式，它们在春秋以下日益清晰严整起来了。《周礼》所叙六乡编制，是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而《周礼》所叙军队的编制，则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可见，州闾编制与军队编制一一对应，二者存在着同构性。可以再度推断，集权性的军事编制，曾有促进行政编制集中化之功。匀称整齐的地方行政编制，是便于统帅调度和官吏管理的。对村社和农民的控制日益强化起来，井田制向授田制过渡。井田制本来具有“公”的性质，在其之下，农民个人对土地的私权是极不充分的；私权观念的淡薄，大大减少了国家实行授田制的障碍。汉代的农民终于获得了土地的私权，可这时他们作为编户齐民，早已习惯强大的国家权力，习惯国家对之的人身支配和对其生活的直接干预了。

战国变法的主旋律是“法治”，这“法治”不是现代法治，而是“以法治民”的意思，其内容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周代的宗法贵族政治，还有浓厚的“礼治”意味。什么是“礼治”呢？“礼”源于“俗”，即小型原生社会的各种礼俗。在缺乏社会分化的原生社会中，通行的规范是“日用而不知”的礼俗。“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尊尊、亲亲、贤贤”，它依然带有“俗”那种缺乏分化的性质：把政治统治、亲缘关系和道德文化混融为一体，各领域的规则和角色混融不分。战国“法治”则适应了政治领域的巨大分化，“法治”排斥“亲亲”、排斥“贤贤”，而把政权建立在纯政治性的法律之上，交付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吏员之手。

秦国的商鞅变法取得了最大成功，这跟秦国的特殊文化传统关系不小。秦国地迫西戎，“与戎狄同俗”，中原的“礼乐”在此影响甚微，野蛮的人殉习俗却长期存留着。其地游牧狩猎的风习特别浓厚，民风剽悍，至汉犹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谚。学者曾指出，专制统治者往往也是“伟大的建设者”，其建筑特点是“宏伟的风格”。秦国并不比列国富庶，但陕西凤翔发现的秦君陵寝却规模巨大，1号陵园即达20万平方米，是已发现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可以推知，秦政权很早就具有巨大的征发能力，民众也早已习惯于国家的役使了。兵马俑坑中所见庞大“俑军”，大量刑徒的使用，都富有“秦国特色”。学者荀子在赴秦考察时看到：秦人纯朴，很少声乐服饰的享受，“甚畏有司而顺”，民众生路狭窄而国家使民酷烈。纯朴剽悍又顺从官府，这真是专制和霸业寻求者的天赐之资啊！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正像今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为强化“耕战”体制，商鞅在变法时还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制。这种制度规定，砍掉一个敌军军官的脑袋，就赐爵一级，进而获得“授田宅”等等各种好处。为此，关东列国指责秦是“尚首功之国”。然而军爵之制也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它敞开了以“功绩”为标准的社会流动渠道，即令是宗室贵戚，若无军功也将丧失尊贵的身份，从而给贵族制以沉重打击。军功爵本是一种军队管理手段、一种功绩制，它一度发展为社会的一般身份尺度，社会的一元性也由此而强化了。军事立国倾向与法制的严明也是互相推动的。秦国的法制成就举世瞩目。曾有个叫司空马的人，与赵国的国王比较秦、赵优劣。面对着司空马“国孰与之治”“律令孰与之明”一系列询问，赵王只能一一答以“不如”。司空马遂云：“然则大王之国，百举而无及秦者，大王之国亡！”荀子对秦国的吏员素质和行政效率也印象深刻：“百吏肃然”，“听决百事不留”。荀子大为感慨：“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在列国争霸中秦国后来居上，并不全在秦兵强悍，更在于秦国打造了一架精密而高效的行政机器，拥有训练有素的法吏和完备严明的法制。尽管秦国的青铜兵器，较之楚、燕大量使用铁兵器而相形逊色；尽管列国的将相贤材、政客辩士，也在政治舞台上展现了夺目风采；但在法制建设上，列国无法望秦之项背。

战国列国林立，又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耕地广辟而人口剧增，处士横议而百家争鸣，经济和文明空前繁荣。这些果实由秦人来收割了。一座座城邑被攻陷，一个个国家被兼并，秦式的集权官僚体制也随秦兵的矫健脚步，而加之于九州四海。大一统官僚帝国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