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波峰与波谷

本书题为“波峰与波谷”，以此描述秦汉魏晋南北朝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秦汉是它的一个波峰，其时帝国的规模、制度的进步和管理的水平，都处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晋南北朝则陷入波谷：帝国面临着动荡、分裂，在体制上也出现了变态、扭曲。

秦汉帝国的政治制度不是无源之水，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经缓慢发展，逐渐累积出来的转型和质变。周朝的官员体制就已颇具规模了。也就是说，在中国政治史的“王国”时代，就已蕴藏着专制、集权和复杂政治组织的萌芽了。战国时经济文化的繁荣，引发了剧烈政治转型。小型简单社会发展到了大型复杂社会，那么更复杂、更高级的管理方式势在必然，呼之欲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法家学派，其法治学说跟现代的官僚制理论竟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西周春秋时诸侯国天各一方、各自为政，而战国以来各国政权都在走向集权，君主不仅公然称“王”，甚至尝试称“帝”。先秦还出现过一部规划官制的古书《周官》，其成书年代虽不怎么清楚，但其中“分官设职”的精心安排，也反映了中国人对精密整齐的官员组织很早就兴趣盎然。另一些民族在同一时期就没出现类似文献，可见《周官》是个很“中国特色”的东西。

“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帝灭六国，出现了皇帝一人君临四海的局面。周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汉代一变而为“布衣将相”“选贤任能”之局；那些“世卿世禄”的古老贵族，到汉代就没什么特殊政治影响了。秦汉行政充分利用文书档案，严格遵循法规故事，其组织架构所达到的复杂完善程度，被认为超过了同期的罗马帝国。一批训练有素的“文法吏”承担起帝国政务。君主通过郡、县、乡、里，有效统治着广袤的国土和千万小农。汉武帝登基后决意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王朝正统意识形态，儒家的“礼治”精神开始和帝国的“法治”结合起来；“经明行修”的士人源源进入政府，与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与文法吏后来逐渐融合起来，由此确立了“士大夫政治”。这种“士大夫政治”，在历史早期已有其萌芽形态了：周代的贵族士大夫不仅承担着国家行政，同时也是一个拥有文化的阶层，他们受过“六艺”和“礼乐”训练。这种“礼乐文化”具有调节政治和维系身份的双重功能。

在这个时候，中华帝国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态”。“常态”指什么呢？就是皇帝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正统和“士大夫政治”。夏商周政治发展的涓涓细流，在秦汉汹涌澎湃，掀起了第一个巨大洪峰。一座权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级金字塔，初具规模，矗立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了。

魏晋南北朝就不一样了。东汉帝国在重重危机中解体，其后是三国分裂，皇权低落，政治动荡，出现了法纪松弛的情况。统治集团封闭化了，若干大官僚的权位家世蝉联。在东汉已逐渐壮大并取得了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体，此期演变成一个士族门阀阶层。儒学低落，玄学清谈和佛教、道教流行开来，它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皇权的独尊和神圣。西晋的短期统一，被北方民族打破。东晋偏安江左，皇权微弱，门阀显赫，一度获得了与皇帝“共天下”的门第权势。由此所造成的政治“变态”，使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显露出来了，例如学者所说“封建化”“贵族化”，等等。而“五胡乱华”和十六国林立，又使中国北方陷入了动荡；少数族的部落显贵活跃于时，部族因素导致了政治制度的扭曲变形，从而造成了另一种政治的“变态”。凡此种种，都使这个时代呈现为一个帝国的低谷或曲折。

然而低谷和曲折中，我们依然能看到政治制度的进化迹象，像三省制的进步，察举制的进步，位阶制度的进步和法制的进步，等等。在走出低谷之后，隋唐大帝国来临了。隋唐政治制度上承秦汉，同时又更上一层楼，像三省六部制、科举制、《唐律》等制度方面的重要成就所显示的那样；而魏晋南北朝的制度进步，就构成了汉唐间制度进化的阶梯和环节。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变态”，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是秦汉遗留下来的如下政治遗产：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由此，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甫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